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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有利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乡村兴则国家兴。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对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生成逻辑进行分析，结合盐城市阜宁县孔荡村的实例，利用治理和善治理论，探寻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并进一步探讨新乡贤如何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找出并解决突出的难点，分析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参与限度与基本原则，探寻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生成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下对乡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的要求
乡村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振兴乡村对“三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从2004年起，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与农业农村有关，党中央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
乡土文化是农村社会通过长期生产生活积累形成的特定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其区别于城市文化。乡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在土在乡”，代表着乡村相当长时间内的伦理道德规范。如今，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乡土文化表现出了“离土又离乡”的特点。人与土地分离，土地不再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手段。“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却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个体依旧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就要求乡土文化必须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以适应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深刻阐述了现代性的断裂性特征。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现代社会秩序与传统社会秩序明显不同，他将这一特征称为断裂性。吉登斯的这一学术阐释，不仅可以运用到对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中，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当前中国乡村文化的断裂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安土重迁、人口流动的缓慢性决定了乡土社会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特点。但是这样的乡土性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快速打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城市的快速扩容不仅催生了大批农民工，也带来了大量新市民。从乡土到城镇，这样的变化是迅速的，文化堕距也会因此而产生。
在乡土社会中，长幼有序，长者的经验可以世代传习给年轻人，诸如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何为看天吃饭。年纪越长者，经验就越丰富。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经济快速发展，这种传统的社会运转模式被打破，长者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呈现空心化与老龄化态势，这给乡村文化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乡村文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指向是要实现治理有效。因此，使既有现代化意识又拥有乡土本性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能有效解决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
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及意义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力。新乡贤不同于传统乡贤，其不仅具有传统乡贤所具备的贤德和文化，还具有“现代性”的眼光；不仅深谙传统乡土社会的处世之道，还能够理解新乡情，用现代的思维看待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新乡贤的任务就是“重构乡村规范”，凝聚乡邻，发展一套适合乡村发展的共享价值规范体系与行为准则，其根本目的就是激发乡村活力，促进乡村发展。
新乡贤可从以下三方面助力乡村文化建设：一是对传统乡土文化中仍具有时代价值和生命力的文化因子进行挖掘、传承与弘扬；二是将中国传统伦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融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使其对现代乡土文化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基于不同国情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也不同，因此，各个国家的农村发展模式也不会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文化多样性，鼓励文化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培育“新民”，只有“人的回归”才能使乡村文化建设拥有内生力量。而培育“新民”的前提是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新乡贤本身要具有自觉性，要善于发现乡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并能结合时代发展变迁，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融合，助力乡土社会的发展，从而达到振兴乡村的目的。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证评估与学术基础建构
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建构：治理和善治理论
治理和善治理论是政府管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一种创新。近年来，治理和善治理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且深入。新乡贤是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他们既拥有乡村生活的经验，又有城市生活的经验，对乡村和城市都有一定深刻的认识，能够接受更多的方针政策教育，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更容易理解和执行国家制度及具体实施办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推进乡村社会的“善治”。
新乡贤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新乡贤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衍生出的一个新概念。胡彭辉认为，目前学界对新乡贤的界定有三种主要类型：其一，只要有才能，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均可以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被称为新乡贤；其二，“生于农村，成就于城市”和“长于乡土，弄潮于商海”的连接着城市、乡村的一批人；其三，在某一领域有成功业绩，对乡村有特殊贡献的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乡贤可概括指那些品行、才华都符合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社会威望和经济能力，并且愿意为家乡进步与发展贡献自己力量的人。通过学者对不同时期乡贤特征的总结，可以看出新乡贤是对传统乡贤的继承与发展。与中国早期乡贤所承担的政府和百姓沟通的纽带、监督者、引领者的作用相比，新乡贤的意义与范围更加广阔。就目前而言，笔者认为杨盼盼的观点比较符合笔者对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新乡贤的界定。杨盼盼认为，新时代的新乡贤从本质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文化乡贤和资本乡贤。文化乡贤并不一定是有钱之人，主要是指拥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如退休教师、学者等；资本乡贤主要是指企业家、商人等。乡村文化振兴更需要的是文化乡贤。
新时代乡村对文化的需求及其具体形态与呈现方式
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每一个村庄都不缺少文化。几千年来人类繁衍生息，或多或少都会在一个地方留下特定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过去的文化与当下的实情相结合，对其进行传承与创新并发挥其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大批农民进城务工，这种“中国式迁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城市及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乡村经济建设落后，而经济建设的落后直接导致乡村文化建设的缺乏。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动力。乡村文化建设的动力可分为外在动力和内在动力。外在动力方面，近年来，中国正在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美丽新农村。内生动力方面，基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一系列政策的加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投身于乡村建设，从乡村走出去的年轻人开始反哺乡村，这是乡村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个案分析与实证评估
本文以盐城市阜宁县孔荡村为个案进行分析。2016年的“6·23”风灾给阜宁县孔荡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此次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很快受到了外界的关注，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帮助孔荡村进行灾后重建。在台湾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大力援助下，孔荡村新建了包括282套住宅、孔子祠堂、村民活动中心、幼儿园等在内的孔荡大爱村，让村民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孔荡大爱村村民都是孔子的后代，这次的灾难过后，孔荡村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孔荡村人也开始重新思考本村的乡村文化，孔荡村如何继续保持并发展传统文化，同时与现代接轨，村中乡贤与域外乡贤能否长期参与治理发展计划等问题都值得深思。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与突出难题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文化振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的内在要求。我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孕育了独特的乡村文化。如何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发展相融合，是新乡贤助力乡村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新乡贤可以通过积极建设乡村公共文化中心，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新型文明乡约乡风等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难题
乡村文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特殊难题就是人的思想。鲁迅先生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人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根本，新乡贤如果能准确把握好这一点，就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文化建设，进而助力乡村振兴。现代乡村已经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更多的年轻人在乡村大展抱负已经成为可能，乡村文化建设需要更多年轻力量的加入。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与实现路径
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限度与原则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这一文件的颁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新乡贤参与乡村建设，为基层乡村治理增添了活力。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新乡贤并非村两委行政班子人员，对村庄的很多事务并没有决定权，必须要在村两委的指导下才能开展工作，因此其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一定的限度。那么这个限度在哪里，是否有规律可循，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是否可以找出一条可以通用的准则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新乡贤与乡村各方力量多元协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
农村有自己的基层治理制度，新乡贤并不可直接介入乡村治理，但可以作为一股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例如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的孔荡村，其在遭受突发自然灾害后得到了台湾慈济基金会的援助，并按照儒家传统理念开始重新修缮房屋，传承了儒家文化。但是当慈济志工离去，村庄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之后，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新乡贤的助力。新乡贤是乡村与城市的纽带，生长于农村但流动于城市，具有文化知识，也有乡土情感和文化归属感，能够推动乡土文化的传承。但目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并无制度保障，因此需要获得村两委和上级党委组织的支持，在制度的保障下，最大化地发挥其作用。
探寻新乡贤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农村自治在过去与当下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既得益于中央政策的鼓励，也是人才自发所向。乡村建设是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必须解决的难题。各国在适应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办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风土人情，根据自身特殊的社会情况，都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乡村治理之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就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大特色，如何使其发挥最大作用，值得学界深入讨论。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灵魂，乡村文化建设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乡村文化建设不是自发自为的，需要一系列力量来推动，新乡贤是其中的中坚力量。拓宽新乡贤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有利于乡村实现文化振兴，助力乡村长远发展。与此同时，村两委和上级基层党委组织要与新乡贤形成合力，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渠道，共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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