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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八德”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齐鲁文化在经历漫长历史演变过程后形成于宋代的儒家概念。敦煌遗书中亦有大量蕴含儒家“八德”精神的藏书，体现了齐鲁文化对外传播辐射广、影响深、意义大的特点。以儒家“八德”元素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儒家“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齐鲁文化价值取向的一种经典组合元素代表。“八德”的提法成形于宋代，此前已有其中不同元素之间的组合。“孝悌”是儒学家庭观的体现，出自《论语·学而》，孔子称“（孝弟）为仁之本”；《易·乾》组合了“忠信”的概念，诠释了儒学的事业观，“（君子）忠信所以进德”；“礼义”观可见《诗经·卫风·氓序》，“礼义消亡，淫风大行”；“廉耻”得名于《荀子·修身》，“（恶少）无廉耻而嗜乎饮食”，是儒家自省的重要标准。而《孟子·梁惠王上》真正把“孝悌忠信”组合在了一起，“（青壮年）修其孝悌忠信”；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管子》，收录了“四维”的概念，“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八德”产生了不同的组合方式，最终框架固定于宋代，本次研究也以宋代的“八德”版本展开。千年来，儒家“八德”的演变发展在各类出土文献中皆有印证，敦煌藏经洞所见各类文献亦有所体现，从中可一窥以儒学为代表的齐鲁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孝”“悌”
“孝”是儒学家庭伦理观念的印证，宋代将“孝”放在“八德”之首，体现了宋明理学注重家庭教化的特征。在敦煌藏经洞中，涉及“孝”概念的文献主要有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历史著作等几个大类，现摘取其中部分进行分析。
《舜子变》（S.4654、P.2721）见于《敦煌变文集•卷二》，以易于说唱的变文为题材，讲述了被儒家奉为先贤的舜的故事。舜孝顺父亲，忍让后母，因此被尧知晓并许配以娥皇、女英，最终成了尧的继承者，得到了尧禅让的王位。比起其他关于舜的传说，《舜子变》更加强调舜在孝道方面的行为，把舜的成就归结于孝顺而非政治功绩。
《父母恩重经》（S.149、S.6087、S.2269等）是敦煌保存较为完整、数量较为庞大的关于孝道观的佛教典籍，出土所见共60件写本，分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学院东方院、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此外还有日本中村不折藏本[1]。“哀哀父母，生我幼劳。昊天之恩，岂能不报。”这与《诗经·小雅·蓼莪》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文段相似度极高，不仅如此，它还吸收了《孝经》的思想内容。《父母恩重经》在传统佛教经文中增添了中国本土的孝道观念，具有佛儒融合的特征。
图1 《父母恩重经》书影（S.3728）手稿（现藏大英图书馆）（图片来源：大英图书馆官网）
“悌”取尊敬兄长之意，通常与“孝”连用，跟于其后，是儒家注重家庭和睦的证明之一。中国古代家国同构，儒学作为历朝历代的治国学问，尤其重视宗族制度和秩序的维系，“孝”与“悌”的观念，都是为了维系古代封建秩序而建立的。对比在各种经典中都会出现的“孝”字，“悌”在敦煌文献里单独使用的情况较少，连用的情况较为普遍。
除了融合佛教元素的经文，敦煌还出土了大量儒家经典誊抄本，其中就有大量“孝”“悌”连用的实例。在敦煌本《论语·学而》即论语卷一（伯2604、伯2618、伯2677、伯2681、伯2766等）中，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通‘悌’）”的文段，阐述了孔子对座下弟子的要求。孔子认为，若是为人注重孝和悌，以下犯上的可能就会大大减小。由此可见，孔子也认同孝和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观点。敦煌本《孟子·梁惠王上》（北大D224），重视农桑时令，鼓励发展学校教育，并且“申之以孝悌之义”，认为通过这些方法，便能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儒学之孝悌观在敦煌出土文献中的体现，照应了儒学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沿革，同时还体现了佛儒逐渐融合，以及儒学不断世俗化的发展特点。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忠”“信”
“孝”“悌”代表封建时期的家庭观念，而“忠”“信”则为忠诚信实，是封建时期的人们在社会层面的道德标准。
敦煌包含尽忠思想的出土文献有很多，尤以《励忠节钞》为最。该书手抄汇编辑录了一系列与“忠”有关的文献材料。原书共10卷，涉及内容百余部；目前残存2卷余，共37部，仅是残存部分引用涉及图书种类就达到了一百多种，划为14个卷号（S.1810、S.1441、S.5763、S.5615、P.3657、P.4059、P.4026、P.5033、P.2711、Дx.10698V、Дx.10838V、P.3871V、P.2980V、P.2549V），分别保存于中国、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2]。现存部分包含较多邈真赞，如《张禄邈真赞》（P.4660）《阴文通邈真赞》（P.4660），此外还有授官牒、判词、窟铭、蒙书等类目，包含的内容从政治生活到家庭教育，充分说明了当时重视忠信的社会风尚。
敦煌邈真赞是一种带有地理特色的文体。敦煌邈真赞不仅体现了敦煌当地的民俗风貌，还蕴含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敦煌碑铭赞《后晋天福七年（942）七月史再盈改补充节度押衙牒》（S.4363）中提到：“家传积善之风，代继忠勤之美。”《翟神庆邈真赞》（P.4660）中包含“忠孝并立，无碍乾坤”的文段。这些残存下来的文本都说明敦煌人在死后总结一生功绩时会把“忠”作为重要的判定标准。
洞窟文化是敦煌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形式。相比古代中原地区较常见的钟、鼎、碑等铭文类型，敦煌还有一定数量的窟铭。《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4640）手稿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残存部分字迹较为清晰，其中有“押牙忠信，天资秀异，神假英灵”“惟忠孝而两全，兼文武而双美”的提法。“忠孝两全”一直是古代人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中国古人在社会与家庭中寻找平衡点的美好愿景。
《励忠节钞》虽然以“励忠”为名，但也有不少包含“信”的部分，甚至还有专门的智信部。“信之不为功大矣哉”“周勃以朴忠取信”，都是关于“信”的表达，除了《励忠节钞》，其他敦煌文献中也有许多有关“信”的叙述。
《敦煌变文集•卷二•庐山远公话》（斯2073）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是敦煌文书中难得保存完整的古籍，字数为2万，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之一。该话本讲述了庐山远公因为没有守信而受到惩罚，他对此也并无异议，“出入往来，一任鞭镫驱使”。该话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倡导了守信的精神，也体现了当时敦煌民众对“信”的认同和推崇。
蒙书即少儿启蒙书，用以教导幼儿的礼仪规范和生活常识等。敦煌本《杂抄》有言：“何名五德？仁、义、礼、知、信。”敦煌本《杂抄》（伯3662、斯5658、斯9857、斯8755V、斯9857V、斯4747V）化孟子提出的儒家“五常”为“五德”，对后世儒家“八德”的提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作为一本蒙书，它体现了儒学教育大众化与幼儿化的特点[3]。
儒学之“忠”“信”观体现了古人忠君爱国、诚信守诺的观念，并且展示了齐鲁文化对包含敦煌在内其他地区的辐射影响，以及对地方等级秩序和社会公序良俗建立的作用。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礼”“义”
“礼”“义”即礼法道义，“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后人在其原义基础上又加以引申；“义”是品德的原则，是指为人做事符合情理道义。
礼的分级源于阶级差异的产生。古人的“礼”不只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体现在生养死葬等人生大事上。《大唐同光四年具历一卷》（P.3247）中列出了出殡的吉日，是古时丧礼选日子的重要标准，体现了丧葬择期之礼；在《盖闻无余涅槃金棺永寂》（S.6417）中有“遂以卜胜地以安坟，选吉晨而置墓”，说明了选择安葬墓地和安葬时间的礼仪讲究[4]。
墓葬形制的区别也是“礼”的体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伯3107）记载：“不须白玉为棺椁，徒劳黄金葬墓坟。”句中提到“白玉”“黄金”的不同墓葬形制，可以体现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对比更明显的是《王梵志诗》（S.778）：“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贫富不同，层级不同，所采用的葬礼仪制也不一样。
图2 《王梵志诗》（S.778）手稿（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图片来源：《王梵志诗研究汇录》）
另外，敦煌本记载“礼”的文献还有《礼记第三卷》（伯2500）、《礼单》（伯1106）、《丧礼服制度》（伯2967）等，都充分体现了礼仪制度在敦煌人民生活中无处不在。
“礼”是社会上通用的行事准则，而“义”是个人层面的处事要求，这在许多儒家经典中皆有体现。敦煌本《尚书》（伯3469、伯3462、伯3628等）是现今存留数量最多、存留时间最早的《尚书》版本，共存书49种，总计22部。敦煌本《尚书》包含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义士故事，如尧舜禅让（《尧典》）、大禹治水（《禹贡》）等。敦煌本《尚书》作为如今研究古文《尚书》的重要资料，是儒家典籍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证明。
敦煌出土文献中的“廉”“耻”
在儒家“八德”中，“廉”和“耻”更强调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省精神。“廉”是廉洁，“耻”是羞耻，这两个概念自古至今都是自我审视与评价的重要标准。
倡导“廉”的风气自古有之。在《论语卷第七》（伯2716）中有“奢则不孙，俭则固”，表明了孔子甘愿贫穷的贫富观。在《论语卷第四》（伯2699）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句话其实融合了“廉”和“耻”的概念——首先说明了人不应该鄙薄简陋的条件，这是廉洁；其次说明了人不应该以“恶衣恶食”为耻，表明人应该树立正确的羞耻观念。
“耻”观念在敦煌文献中有着鲜明的体现。敦煌写本《丑女缘起》存有五件（伯3048、斯2114、斯4511、伯2945、伯3592），讲述了一位女性由于轻视贤圣之业而被罚相貌变丑陋，最后改过自新，回心向佛，又重新获得美貌的故事。这个故事体现了丑女的羞耻心，宣扬了知错能改、劝人向善的精神。佛教故事通常用这种方式来表现人的精神变化，但是又融合了一定的儒家妇道色彩。与《丑女缘起》表现手法相同的还有《丑妇赋》《齖䶗书》等，无论故事里的丑女相貌最终有没有发生变化，都代表着儒家学派注重伦理道德、惩戒失德之人并引以为耻的道德观念。
将羞耻心表现得更明显的是《大汉三年楚将季布骂阵汉王羞耻群臣笑骂收军词文》（伯2648、斯1156V等），其中有文段“汉王被骂牵宗祖，羞看左右耻君臣”，体现了刘邦作为汉王也会因为季布的言语辱骂而感到羞耻。
“廉”和“耻”的理念在敦煌文献中常见于经传、戏文等体裁的文献中，从中可一窥时人的精神风貌。
齐鲁文化的对外传播辐射广、影响深、意义大，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敦煌出土文献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敦煌文献中折射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儒家“八德”元素，正是齐鲁文化的典型代表。
除了敦煌，受到齐鲁文化影响的还有川渝、江浙等地，来自各种文化的反馈无不体现出齐鲁文化跨越空间、穿越时间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而当下的齐鲁文化还在不断的积累、丰富、传播中，通过整理、分析敦煌文献中的齐鲁文化儒学“八德”元素，或可为推进齐鲁文化在新时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5]。
参考文献
[1]李沛雷.敦煌文献《父母恩重经》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5.
[2]彭婷婷.敦煌类书《励忠节钞》用字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3]黄雷.唐代敦煌的教育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6.
[4]段小强.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古代丧礼[J].敦煌学辑刊,1996(02):45-47.
[5]高海波.从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发展看传统道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J].中国哲学史,2018(04):5-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