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女性主义的媒体文化表达研究述评

综述后女性主义的现有学术研究及其媒体文化表达。从后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看，后女性主义的主要媒介文化表征：一是趋利的个人主义；二是自我赋权与赞颂消费；三是女性成功和隐藏的自我焦虑，并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从而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后女性主义的发展特征。

女性主义最早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女性要求获得平等的投票权、选举权，在西方世界出现。随后一批颇有见地的女性作家、社会活动家成为最早的女性主义者，将女性在选举、就业、受教育、生育等权利层面上要求获得性别平等、自由，反对压迫和歧视的主张推广至西方社会乃至全球范围的女性主义运动。西方学者Julia T.Wood在她的书中阐述了女性主义的本质意义是对平等和尊重所有生命形式的积极承诺。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女性主义经历了三次运动，出现了不同的女性主义分支和群体。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大致在1840年至1925年）中分化出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主义女性主义两个分支；第二次女性主义（在大致1960年至1995年）中出现了分离女性主义（Separatism）、解放女性主义（Revalor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女性主义（Womanism）和多民族女性主义。许多团体，如Multiracial Feminism，围绕女性的平等和自由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第三次女性主义（从1990年代开始）发生在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些团体还在活跃之时，相比之下，它更表现出多重性、多元中心性。相比前两波女性主义，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文化性更强，其主张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推广、实践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并因其20世纪90年代的诞生背景，它呈现出利用多元媒体传播信息并建构自身媒体议程、拥抱消费时代的美学与生活习惯等特点。后女性主义发生在第三波女性运动中.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也显示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一些特征。

就第三波女性主义而言，其诞生的脉络决定了其所承载的“后”特征。它发生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框架中。那么，后女性主义是如何被定义或理解的？它有哪些特征？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讨。他们认为，后女性主义很难被界定或被概念化，在当下多元媒体信息传播背景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多中心的，不一致或相互冲突、自我矛盾的，有的观点甚至是晦涩不明的，它利用各种媒体形式发表和重申不同的后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尽管如此，后女性主义仍然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女性主义的特征。

后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继承和反冲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女性主义在学术思想领域或在流行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已成为过去。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思想文化，开始呈现出自我消解的态势。尽管女性主义带给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影响极大，被视为一场贯穿西方世界流行文化场域的运动，还使得“权力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连接点上被重塑，建构了我们贫乏的常识”。

后女性主义在占有并享受了女性主义运动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它的自我主张，并推动设置媒体议程。在流行文化场域内，后女性主义已经远远脱离了女性主义最初作为一种政治诉求、政治议程所具有的对抗性特点。在后女性主义者看来，许多女性主义观点是僵化的，过于苛刻、过时。比如，在一些女性主义的主张中，“性感”女性气质的公开流露成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消费，这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性别歧视。女性应该将性感的一面收敛，变得更加男性化或相对中立。这一观点遭到了很多后女性主义者的抗议。女性主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被后女性主义者反对，她们主张用文化的日常表达方式践行自己的观点。

后女性主义者利用当下社会的消费文化语境、科技与多媒体工具，对过去的女性主义重新进行了话语生产和价值协商。无论是信息内容的传递、议程的设置，还是社会内部的支持，后女性主义都具有坚定而明显的流行特征。它在现代社会文化场域内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模式，受到了走温和的中间路线的、年龄在中年及其以下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欢迎。

后女性主义的主要媒体文化表征

（一）趋利的个人主义

如前文所述，后女性主义是一个对过去的女性主义在反冲框架中重新进行话语生产和价值协商的过程。从文化意识表达上看，后女性主义是热衷于自我赋权的，同时又带有践行性别屈从的父权制刻板印象的特点（女性主义的立场）。对于这一现象，安吉拉·麦克罗比指出，新的女性主体热衷于展示性魅力，而收敛了对父权目光依然存有的对女性的性消费、性歧视的批判，这是现代女性获得自由的一个先决条件。即新的女性主体被要求克制批判、保持沉默，她将因此被视为一个现代的、圆滑的女孩，并将因这种行为表征和思维特质，在社会很多领域获得自由与特权。这是一个非常鞭辟入里的解读，实际上表达了后女性主义对压迫、歧视等一些深刻的性别不平等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它收敛起批判、对抗的立场，以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女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是后女性主义所支持的个人化（个人主义）、趋利性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

从利益导向和个人主义的价值维度来看，后女性主义的许多主张和研究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详细来说，当第二波女性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它走到了一个自反性的阶段，开始受到来自后殖民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质疑。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和理解在“后”学的解构观点的影响下，开始从对集权集团，如国家、父权制、法律的关注，转向更为分散的权力场所和具体案例，“权力”这一术语的使用被“对话”“话语与注意力的流动、特定聚集与整合”所取代。在这种背景下，身体及其主题逐渐成为女性主义兴趣的焦点。后女性主义身体研究已经发展起来，朱迪思·巴特勒和唐娜·哈拉维等人推动了这一研究。

后女性主义身体研究关注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当下社会的女性热衷于通过科技手段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外科手术、整形手术，帮助自己在未来的生活中保持一种年轻化的外表和心态。通过对美丽和年轻化的外在展示，女性可以重新获得她们在社会生活中很多领域里失去的机会和特权。而这一社会现象又是直接指向消费的，它拥抱了消费社会的美学工程，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不平等——它把那些没有经济实力进行物质购买和预约整形手术，以期达到社会青睐和首选外表呈现的人群排除在外。这一社会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意义，它表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生活方式已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青春（或表现得年轻化）及其背后的身体规训力量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上来。

学者们因此认识到，当下社会（消费文化）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过程（资本主义）的文化形态和要求，成为塑造女性的主要方式和力量。它以女性生产为主体，但同时又局限于对女性主体性的表面描述。换句话说，它避免了女性内部层面尚未建立的主要人格和社会因素，并将带来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被流行文化、社会进程生产出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她”（从女性主义的文化立场来看，“她”仍然是“他者”），而不是一个没问题的“我们”（确立了独立、平等、自由的主体性的“我们”）。因此，西方学者把后女性主义身体研究视为一个有意义的节点，它标志着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转向。有的西方学者把后女性主义视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它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正在向社会和大众做出询介，正处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自我进程当中。

（二）自我赋权与赞颂消费

从话语生产的角度来看，后女性主义有以下明显表现：一是擅长利用已有的叙事规范，在修辞领域表达年轻女性自我赋权的愿景。无论是修辞呈现，还是愿景的建构，都是以充满活力为特点的。比如，表达女孩力量（Girl Power）的理念以各种口号、标语、流行语的形式嵌入西方媒体世界的广告、电视节目、电影电视剧，甚至畅销书、杂志封面中。年轻女性自我赋权的女性气质被媒体描绘为一种蓬勃、朝气的生命力的表达，这在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中承担了一个十分关键的社会功能——予以调和、刺激乃至复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已疲惫的、处处流露出表达不确定感和道德原则模糊的社会文化的原初动力。这依然是巧妙地、象征性地回避或越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制度上和社会中的问题。二是后女性主义文化表达了对女性消费的颂扬，它完全融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利基市场的经济逻辑，鼓励了女性消费的自我赋权，并将依靠新媒体的多元传播等各个因素，将其转化为一种被中产阶级女性认可和推崇的生活方式。如前文所述，妇女的自由、平等和特权在很大程度上与消费挂钩。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呈现中，消费不仅仅具有治疗和桥梁作用，更是一种个体变革（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如根据安吉拉·麦克罗比的说法，后女性主义文化和媒体议程呈现出一种趋势，它试图使女性长期成为商业文化（购买物质消费品，美容服务、自我管理或增长服务）的忠实消费者群体。这种对消费的赞颂为不需自省的、无罪责的消费主义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生存依据，商业文化在后女性主义的文化鼓吹和媒体议程下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复兴。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设置并呈现了女性对改变生活环境、改造家居内部结构以及家庭关系的热衷。这依然是变革话语的传递，它表达了当下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渴望变革，渴望在自己的身体或家庭生活方面变得更好的愿望。

美国学者弗吉尼亚·波斯特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消费主义美学实际上是一种过度审美，它代表的不是哪种审美标准的回归，而是对快乐和自我表达的越来越多的要求。后女性主义强调的“购买的乐趣”与这种消费主义美学颇为契合。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妇女获得解放、实现新的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径。这其实也体现了后女性主义文化的矛盾之一，在它的建构下，女性既是主体又是消费者；女性既是资本世界的客体，男性注视下的“他者”，又在女性能够并愿意消费的程度上成为主体。三是在自我赋权、赞颂消费（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的媒体话语重申中，后女性主义也提出了女性独立给作为主体性个体的女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经济独立且处于稳定条件下的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情感孤独的处境。这一话语与内容在西方世界乃至全球的媒体作品中都多有表达。同时，妇女的独立和自我赋权（可能）会带来男性权力的丧失。

（三）女性成功与隐藏的自我焦虑

后女性主义的媒体文化通常表现为赞颂女性的力量，它的标志性话语形式之一是，在传统的男性工作环境与男权意识形态的评估框架中，庆祝女性所取得的成就，无论这个成就的取得是在哪个行业。这种文化现象在西方和全球传媒界随处可见。成功的女运动员、女演员、女模特、女科学家被宣传为各种媒体的榜样。这一关于女性成功的话语修辞被一再重申。

与女性成功观密切相关的是，后女性主义强调妇女和女孩的教育机会和职业发展机会。同时，后女性主义也认为，假如女性拥有完全的经济自由，女性也可以选择完全退出职场和公共世界，回归家庭。对于“女性成功”这一议题，安吉拉·麦克罗比认为，当后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领域所表达的成功观念与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产生互动时，年轻女性是当前流行的新女性主体（准确地说，后女性主义使她们成为），她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大胆”（尽管也可能是“更失败”）的行为来构建自己。同时，西方学者们也立刻质疑“女性成功”这一说法，如何衡量成功，女性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安吉拉·麦克罗比指出，到目前为止，女性成功也只是在媒体上被零散地描述。媒体上的成功女性往往是学习成绩优秀，自信积极，独立勇敢，有野心；思想卓越、身体形象富于魅力；有较强的赚钱能力和消费能力的新精英主体。

年轻女性被今天的西方学者称为“社会变革的隐喻”，也就是说，在资本的世界中，年轻女性是一项收益极高的投资。由于年轻女性具有较强的职业生存能力和消费能力，各国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在支持和邀请女性尽可能在教育和职场上取得成功，从而通过她们的生存和消费来刺激资本市场，为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年轻妇女带来各种经济或非经济利益。而如前文所述，年轻女性得到支持的代价就是她们需要远离更具批判性和对抗性议程的女性主义政治。在后女性主义中，对男性欲望的批评已悄然转变为对女性更具吸引力、自信和成功的赞美。女孩们能够在一个更加舒适的区域自由地参与竞争，并为成为新精英体制的特权主体而努力工作。在安吉拉·麦克罗比眼中，这被称为现代年轻女性的新政：以女性主义为代价的新精英主义。

自我监督是与妇女成功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新定性和脚注。西方学者观察到一个文化现象——当下的女性热衷于利用各种媒体内容进行自我监督、自我提升，它展示着一种祈望——“个体似乎有更大的能力规划好‘自己的生活’”。各种自助指南、个人顾问、生活教练式的视频内容、组织机构为女性的这种自治模式的运作提供了现实支持。这一现象表达着女孩们正在从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变得更加自反，而这种更加严格的自我控制的背后还隐藏了女性对独立、成功、生活这些议题的自我焦虑。如西方学者所说：“流行文本将后女性主义的性别焦虑重新常态化，以便通过个体选择的话语方式重新规范了年轻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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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ulia T.Wood.Gendered lives: Communication, gender and culture, Wadsworth Publishing: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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