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惺研究》管窥

郑艳玲的《钟惺研究》是关于竟陵派领袖钟惺的一部力作。该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是郑艳玲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钟惺研究”的最终成果。该书对钟惺的生平经历、兴趣爱好、文学思想、相关著述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探究，在此基础上对《诗归》《隐秀轩集》《史怀》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总结了钟惺在文学史上的价值。该书对于钟惺研究、竟陵派研究都具有一定价值。

晚明文坛名满天下（有“楚天双星”之誉）的公安派、竟陵派皆是楚地文人开创的学术流派。有学者指出：“万历文坛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楚风’之崛起，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学现象。”近日，笔者怀着对“惟楚有材”的钦佩之感，以及对“明代楚风”的探究兴趣，认真拜读了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燕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郑艳玲的力作《钟惺研究》。

钟惺（1574－1625）是晚明时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学批评等方面都颇有建树的文人。郑艳玲从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直至今日，已在钟惺研究领域潜心钻研将近二十个春秋，并陆续取得了一些喜人的学术成果。2006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学术专著《钟惺评点研究》。该书对晚明评点名家钟惺的评点活动、评点理论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评点本及托名现象的论述颇为新颖，为中国古典文学评点理论的研究贡献了一份力量。新近出版的《钟惺研究》是郑艳玲在钟惺研究领域取得的又一丰硕的学术成果。该书是继王恺《公安与竟陵——晚明两个“新潮”文学流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广宏《钟惺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和《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初版、2006年修订再版）、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李先耕《钟惺著述考》（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作品之后，又一部将竟陵派的开创者钟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

竟陵派是晚明文坛一个作诗论诗标举“性灵”的文学流派，因其两位领袖人物钟惺和谭元春（1586－1637）皆为湖广竟陵人而得名，亦称“竟陵派”。在众多诗评家眼中，竟陵派倡导的诗抒写“性灵”，偏于发抒幽情孤怀、奇情孤诣。《钟惺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心梳理，从读书仕宦、交游活动、文人雅兴、评诗选诗、诗文创作等多个层面，为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晚明文学家钟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通过《钟惺研究》，笔者了解到钟惺是一个楚产作家中的佼佼者，一个极具雅兴的生活者，一个交游广泛的情真者，一个具有独到文学思想的创作者，一个具有选诗慧眼的诗评家，一个具有革新精神的开宗立派者……

“尽管小心翼翼的钟惺不愿意‘钟伯敬体’的提出，对竟陵派的说法也十分反感，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钟惺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完成了开宗立派的使命。”不论是“钟伯敬体”的出现，还是竟陵派的风行，皆是晚明文坛不可忽视的文学景观。顾易生曾作绝句吟咏竟陵派：“孤峭幽深不染尘，论诗独赏性灵真。纷纷耳食何堪伍，炯炯双眸瞩后人。”他又为钟惺、谭元春在历史上所遭受的非议而发声：“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之文学精神，初与公安相承而益之以狷介，其遭受诟病更甚于公安。”《钟惺研究》指出：“钟惺诗风独特，他和谭元春因评选《诗归》而名扬天下……然而后人评价钟惺的态度，却有很大的反差。明清易代，竟陵派遭到正统文人的批判，钟惺的创作、诗论被否定，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直至20世纪，钟惺及竟陵派研究才又逐渐得到关注，相关研究逐渐开展起来。”“钟惺及竟陵派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初期的研究很快从文学革命的热潮中清醒过来，力图对钟惺及竟陵派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吴调公在《为竟陵派一辩》（刊于《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中，站在为竟陵派翻案的立场，对竟陵派研究史产生了重要意义，被顾易生推崇为“重新评价该派之首倡”，被陈广宏评价为“在当时颇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标志着大陆竟陵派研究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开启了重新认识、评价竟陵派文学的全新局面，使之在稍后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21世纪的研究者更应该秉持公心，沿着“回归文学本身”的研究路径，基于纯学术的立场，客观公正地发掘钟惺和竟陵派的真面目与真精神。《钟惺研究》也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价钟惺和竟陵派的学术著作。

清初以来，钟惺和竟陵派曾受到钱谦益（1582－1664）、顾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的尖锐批判和毛先舒（1620－1688）、宋荦（1634－1713）、纪昀（1724－1805）、林纾（1852－1924）等文人的指摘。吴调公在《为竟陵派一辩》中深刻分析了竟陵派受到的“攻击、排诋、歪曲、挑剔”。陈广宏在《竟陵派研究》一书的“结语”部分，对竟陵派和《诗归》于明末至清代所遭受的批判进行了系统的探析和描述。《钟惺研究》一书也就清人对钟惺的指责作了客观的辨析，系统归纳出清人对钟惺批评的主要体现，认为：“客观地说，钟惺取向于‘深幽孤峭’有文学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有个人秉性特点的取向，无可厚非。从晚明文学风格来看，钟惺的创作突破了七子派和公安派的束缚，有一定的创造性，是文学创作多样性的表现。……其诗歌的‘性灵’虽然较为狭窄，但其真实的程度，以及极端的表现方式，在文学史上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钟惺主张“诗道性情”，认为“诗为清物”“诗为活物”，文学是发展变化的，文学创作需要不断创新，强调“通变”的文学观念。与公安派的诗学思想相异的是，钟惺并不片面强调创作的“信口信腕”“任性而发”，而是认为“厚出于灵”，极力倡导“灵”（性灵）与“厚”（浑厚）相结合，并以求“厚”为旨归，主张“读书养气，以求其厚”，“信于心，信于古”。《钟惺研究》从“性情论”“通变观”“活物说”三个层面对钟惺的文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探究，客观肯定了钟惺文学思想的价值，并从宏观上指出：“钟惺的文学思想继承公安派与七子派，在《诗归》《隐秀轩集》《史怀》中，钟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自己的文学观，不少志同道合之人围绕在钟惺周围……在晚明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促成了竟陵派的形成。”

钟惺是一个笔耕不辍、成果丰硕的作家，其诗文创作独具特色。钟惺早期的诗文集有《玄对斋集》《隐秀轩时义》《西陵草》《舟岳集》四部，可惜皆未能完整保存下来。钟惺现存的诗文作品主要收录于《隐秀轩集》。《隐秀轩集》的初刊本由其友人林古度刻于南京，刊刻时间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主要收录钟惺万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间（1610－1614）撰著的诗文，是钟惺的自选集，现已失传。目前所见最早的《隐秀轩集》的刻本是虞山沈春泽序刻本，刊行时间是天启二年（1622），沈春泽序刻的《隐秀轩集》也是钟惺选定的，囊括的年限比林古度刻本要多，涵盖的篇目应该有所不同。《钟惺研究》对沈春泽序刻本《隐秀轩集》进行了细致的统计。此外，徐波编有《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陆云龙于崇祯九年（1636）刊刻了《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目前收录钟惺诗文作品数量最多的集子是李先耕、崔重庆标校的《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17年修订再版）。对于钟惺现存的诗歌散文作品，《钟惺研究》从题材内容、艺术特色两个维度进行了条理的分析，指出钟惺的诗歌创作内容广泛，体制多样，具有意象幽冷、好用虚字、取境幽深的特色；钟惺的散文主要有写景记游、写人记事、议论说理三种类型，具有感情真挚、结构严谨、风格多样的特色。

《诗归》是钟惺和谭元春共同编辑与评点的一部诗歌选集，凡五十一卷，其中《古诗归》为十五卷，《唐诗归》为三十六卷，刊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钟谭”合作评选《诗归》是晚明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诗归》既是钟惺和谭元春深厚友谊的载体，又是两人文学主张上“同调”的奏鸣曲，更直接促进了竟陵派的形成。陈广宏在《竟陵派研究》中指出：“《诗归》是钟、谭的一面旗帜，它的播行，真正是竟陵派发展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钟惺研究》对《诗归》的分析颇见用心。《钟惺研究》首先对《诗归》的完成形式进行了考察，根据“钟谭”诗文和《诗归》的评语，指出《诗归》主要以合作的方式完成，“钟谭”在《诗归》的具体入选篇目上有一定的分工，在评选过程中还是不断讨论、商量、修改，以此构成合作性质。其次，《钟惺研究》对《诗归》的选诗情况、评点情况、评点理论进行了全面探讨，归纳出《诗归》中钟惺评点的特色，即“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点到为止、意味深长”“语言多样、感染力强”，又对《诗归》中收录诗歌、诗人的部分情况进行了统计，能令读者对《诗归》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钟惺居南京秦淮水阁期间，曾专心研究史书三年，撰成《史怀》一书。谭元春在《退谷先生墓志铭》中描述了钟惺专力写作《史怀》的情形：“退谷改南时，僦秦淮一水阁，闭门读史，笔其所见，题曰《史怀》。孤衷静影，常借歌管往来，陶写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尽，两岸寂不闻声，而犹有一灯荧荧，守笔墨不收者，窥窗视之，则嗒然退谷也。东南人士以为真好学者，退谷一人耳。”钟惺是一个极具用世之心的文人，《史怀》通过以古鉴今的方式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精神。作者友人陶珽在为《史怀》撰写的“序”中，特地指出《史怀》是一部“吐经济”的“经世之书”。《钟惺研究》对《史怀》的四种版本，即九卷本《史怀》、十七卷本《史怀》、三卷本《晋史怀》、二十卷本《史怀》，进行了考辨，对《史怀》的经世之论从论帝王、论臣子、论治国三个层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精辟地指出钟惺对史书的评点往往别出手眼、独具特色，尤其善于通过蛛丝马迹发现历史的逻辑脉络，并对历史人物、事件和文字记述进行精当的评价，给人豁然开朗之感。

《钟惺研究》有史有论，视野开阔，书中的核心研究对象是钟惺，但通过对钟惺的生活时代、生活地域、生平经历、交游活动等的考述，在让读者深入了解钟惺人生的同时，还带领读者走进了明中后期瞿景淳（1507－1569）、唐顺之（1507－1560）、李贽（1527－1602）、焦竑（1540－1620）、李维桢（1547－1626）、邹迪光（1550－1626）、邢侗（1551－1612）、黄汝亨（1558－1626）、范允临（1558－1641）、汤宾尹（1568－？）、龙膺（1560－约1622）、袁宗道（1560－1600）、雷思霈（1565－1611）、谢兆申（1567－1619）、谢肇淛（1567－1624）、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米万钟（1570－1628）、丘兆麟（1572－1629）、韩上桂（1572－1644）、陶珽（1573－？）、魏象先（1574－1608）、文震孟（1574－1636）、曹学佺（1574－1646）、马之骐（1575－1627）、蔡复一（1576－1625）、王象春（1578－1632）、尹伸（1578－1644）、陶崇谦（1580－1627）、韩敬（1580－？）、林古度（1580－1666）、文震亨（1585－1645）、马之骏（1588－1625）、周楷（1591－1640）、徐波（1590－1663）等众多历史人物的真实世界。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钟惺研究》可以算得上一部具有一定历史知识性的学术著作。

《钟惺研究》纲目清晰，除绪论、结语之外，主体部分凡七章二十二节，每章每节的小标题，比如“生活背景”“晚明时代”“竟陵之地”“家世情况”“生平与著述”“读书生涯”“仕宦之路”“暮年归乡”“钟惺著述”“文人雅兴”“喜好书法”“擅长绘画”“情系芥茶”“文学思想”“性情论”“通变观”“活物说”“钟评《诗归》”“钟谭定《诗归》”“评选概况”“评点理论”“诗文创作”等，言简意赅，结构规整。

读完《钟惺研究》，笔者还有一个感触，就是作者用晓畅自然的文笔，给读者讲述了一个个与钟惺相关的人生故事和一段段文学创作经历，如钟惺好王羲之等古人书法、钟惺在南京生病期间以作画为药、钟惺与江南吴县人徐波的千里茶缘和忘年之交、钟惺与谭元春的相知相交和合作评选《诗归》、《隐秀轩集》于明末的两次刻印、陆云龙刊刻《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钟惺在南京秦淮河畔撰写《史怀》等，令人印象深刻。

总之，钟惺是一个在文学与史学、创作与评点等方面皆取得重要成就的文人。《钟惺研究》放眼于晚明特定的社会环境，联络当时的文学思潮，以钟惺的成长、生活、交游和爱好为基础，以《诗归》《隐秀轩集》《史怀》等著述为主要文本，细致地探析了钟惺的人生轨迹、文学思想、诗文创作和批评活动。概括说来，《钟惺研究》称得上晚明文学研究领域值得一读的学术著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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