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名瑜未刊手稿《苦学斋日记》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一直以来，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大诗人、大作家，或者发达地区的名人作家身上，缺乏对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作家及其作品的关注，因而现今针对田名瑜作品的相关研究屈指可数。对作家日记进行研究，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以及思维视角可以进一步帮助学术界研究作家本人的思想、创作风格的变化。同时，对湘西文人日记手稿的整理与研究，有利于湘西地方文献的整理与保护。

 田名瑜（1890—1981），又名个石，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城一油漆工人家庭。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任《沅湘日报》编辑兼总经理。1917年以后，田名瑜转入政界。1951年开始从事文史研究工作近30年。其早期诗作多发表于《南社诗刊》，书法作品曾于1960年9月参加“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举办的“现代中国书道展”展出。田名瑜是清末民初的诗人、作家。田名瑜一生著作极丰富，未发表、出版的作品有《苦学斋日记》《诗经说略》等。

纵观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对东部发达地区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和保护远优于西部欠发达地区，但这并不能说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文献不值得整理与保护。相反，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田名瑜作为湘西本土作家，当地应发挥地理优势，注重对田名瑜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一个个个案的基础上进行整体研究，强化社会民众对湘西地方名人的印象。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学界对田名瑜未刊手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苦学斋日记》。笔者从田名瑜及其未刊手稿《苦学斋日记》出发，将国内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苦学斋日记》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二是田名瑜的相关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苦学斋日记》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田名瑜《苦学斋日记》的研究极少，从1988年至今仅有7篇文章研究或提及《苦学斋日记》，国外更是一片空白。较早提到《苦学斋日记》的是1988年田光孚、张文炳发表在《吉首大学学报》的《沈从文和他的老师田名瑜》，此文在分析沈从文和田名瑜相处状况时，为证明沈从文与田名瑜的师生情谊之厚重，借鉴了《苦学斋日记》的内容，以日记为载体，从田名瑜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田名瑜与沈从文的感情；田光孚于1988年又撰写了一篇《“苦学斋日记”记载的沈从文》，与上文相似，都是借《苦学斋日记》中的具体内容，从田名瑜视角出发对沈从文进行探究；2005年，金建陵在《田名瑜与沈从文的师生情谊》一文中简要提及了《苦学斋日记》的成书背景与创作过程；2015年，李玮发表了《1949年后沈从文的文学守望——以书信研究为核心》，该文引用了《苦学斋日记》中的内容，即“5月2日，阴，后雨，沈从文今天晤我，谈及凤凰近二三十年事及其在地方某个人的贤否，用新的观点笔法写出来，亦是重要的。并言若不写存，则后人无从能知道了”，以此来分析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眷恋之情；2019年，刘嵘发表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现代作家日记研究综述》一文，通过列举《苦学斋日记》来丰富沈从文研究资料的重要史料价值，以此来分析日记研究中的“由A中对B的记录看B”[1]。

综合来看，学界对《苦学斋日记》的研究大部分是引用其内容来分析沈从文，探究沈从文的人际交往关系，至今没有一篇学术专著从《苦学斋日记》出发来研究田名瑜本人。

田名瑜相关研究现状

以“田名瑜”为内容在知网上进行全文搜索，从1987年至今，涉及田名瑜的论文共有100多篇，其中学术期刊72篇，学位论文27篇，特色期刊19篇。剔除仅仅提及名字的论文外，其他涉及田名瑜的论文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在研究湘西时提及，二是在研究沈从文时提及，三是在研究南社或南社社员时提及。

（一）在研究湘西文化时提及

张利玲于2009年在《吉首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文章《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以苗族诗人田名瑜为中心》，文章围绕湘西著名文人、作家田名瑜，以其一生经历与文学作品为内核，深入探究汉语言对湘西地方民族文学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有赖于民族地区的社会开放和文化进步，以及民族精英的不懈努力，同时也受惠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汉语言文学的传播、渗透、影响，正是推动湘西民族文学迅速发展的积极动力[2]。2009年，刘鹤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中提到了田名瑜《倭奴》一诗的写作背景，即田名瑜是在128师参加嘉善抗战时写下此诗的，文章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2012年田仁利发表《保护民族古籍，守望民族文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古籍工作回顾与构想》，回顾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创办20多年以来的古籍保护工作进展；2019年刘熹桁发表《清代“改土归流”后的湘西诗坛》，文章研究了湘西诗坛在清朝政策影响下的发展与转变，即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保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研究末尾提到，田名瑜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中诞生的湘西诗人。

2005年田茂军发表《50年回眸：湘西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2009年熊晓辉发表《湘西苗族传统文化述略》；2020年彭阿俏发表《清代湘西地方志史传及艺文中湘西人形象研究》《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影响探析》；2021年毛佳妮等发表《浅析田星六诗词中的家国情怀》；2021年李青果发表《作为抗战文学的<湘西>》。以上文章中，田名瑜仅仅作为背景人物在文章中有所提及。

虽然相关研究较少，但是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湘西文化时，田名瑜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正如张利玲在《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以苗族诗人田名瑜为中心》中所说的那样，从田名瑜身上就可以看见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影响[3]。田名瑜作为清末民初的湘西著名诗人、文人，见证了湘西文化的“改土归流”，其作品带有浓厚的湘西地方特色，对其作品的翻译整理也是湘西古籍整理向前迈进的一小步。

（二）在研究沈从文时提及

在沈从文研究兴起之后，田名瑜作为沈从文的国学老师，与其交往甚密，也被给予了关注，虽研究较少，但是也有数量不等的文章。1988年，田光孚、张文炳发表《沈从文和他的老师田名瑜》一文，其中详细记录了沈从文与田名瑜的关系起源与人际往来，以及田名瑜诗作《答友人》的创作背景；1989年，王嘉荣发表的《<从文自传>新说》在回顾沈从文小学生活时，提到田名瑜是沈从文专心向学的一个极为重要影响因素，正是因为田名瑜的悉心教导，沈从文才能有后来如此巨大的文学成就；1992年，《吉首大学学报》刊载了《沈从文遗文书信选·无从驯服的斑马·给田个石先生》，这是沈从文于1977年给田名瑜的一封回信；钱世明2005年发表的文章《怀念个石先生》详细地描述了田名瑜对沈从文及钱世明在文学创作上的重大影响，从中我们也可以明确知道田名瑜先生的逝世时间；2010年，成家的《沈从文：如椽巨笔“写”人生》在介绍沈从文先生“写”着的传奇人生时表示，“沈从文在田先生的悉心教诲下，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他专心学习，所学古文、诗赋都能流利背诵，作文、书法进步相当快”[4]。田名瑜在沈从文的人生轨迹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沈从文的国学老师，在研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时，田名瑜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如李青果2012年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的《读书，收藏，“日知录”和学人影响——论沈从文先生的学术养成》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田名瑜的生卒年以及人生经历，同时对田名瑜的《送从文序》进行了分析，以此作为沈田二人关系的考察依据；刘伟在2019年发表的文章《凤凰文学记忆》中提到“为纪念持续70多年的师生情谊，沈从文写了《个石先生》，成为他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之一”，由此可知沈从文与田名瑜情意之深；于萌2020年在《“如闻叹息，低而分明”——读<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中写到“田名瑜老师为少年的顽野之外所添加进的别样性质，这位年少顽劣而又浪子回头的老师使沈从文产生了不易形容的好感，从而在他的课堂上从不捣乱，甚至‘一心向学’”。

纵观田名瑜与沈从文之间的羁绊，田名瑜是沈从文求学生涯中的一名领路人，在沈从文的人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三）在研究南社或南社社员时提及

在民族主义旗帜下聚集到一起的南社，开创了一种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学，它从国粹派“复兴古学”的理论中获得理论依据，并把这一理论落实到发扬复社、几社的文化精神、诗学传统和抗清的志节上[5]。作为清末民初最大的文人社团，南社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田名瑜作为南社的一员，在研究其他成员或者南社本身时，或多或少都会对其有所提及。1987年龙正炽发表的《南社诗人田兴奎》介绍了南社诗人田兴奎的一生，田兴奎是田名瑜的老师，正是由于田兴奎的影响，田名瑜“改邪归正”，学有所成，成为南社著名诗人；1994年钱仲联发表的《南社吟坛点将录》对田名瑜有所提及，但没有进行具体研究；2009年郭长海发表《<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一书中的两处失误》，其中谈及了南社成员的入社顺序，田名瑜顺序号83，与李瑞椿、卢卓文同一时间加入南社；2009年李海珉发表《吴江南社社员作图寄意说》，提及《闹红集》中收集有田名瑜的诗作；2017年石杨秋的《田星六诗歌研究》，2018年张群的《田星六诗歌的酒意象研究》都是在具体研究南社诗人诗歌时提及了田名瑜本人。

金建陵和张末梅2004年在《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一文中分析南社成员对民国方志建设的贡献时提到，田名瑜是方志文献的“志愿者”，著有《湘西献徵初稿》《湘西献徵续编》四卷；2009年，金建陵发表《南社的百年记忆》，文章在回忆南社历史时，对田名瑜的爱国、爱党之情给予了肯定；2010年，苏州大学的邱睿在博士论文《南社诗人群体研究》中提到田名瑜在《红薇感旧记》中存诗4首，但并未引出原诗及分析；2016年汪梦川发表《<南社湘集>统计分析》，其间记载，田名瑜曾被记作“田名誉”在《南社湘集》载有文章；2019年刘佳等发表《南社湘集社员的地域分布及成因探析》，田名瑜作为背景人物在文中有所提及。

田名瑜作为南社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在南社群体研究中还是个案研究中都对其有所涉及。黄永玉称田名瑜是“湘西老一辈人的道德学问精神代表”。在“双田”带动下，凤凰文人朱翔观（田星六女婿）、吴运陶、杨东溪、冉豫初均加入南社。当时，湘西籍南社成员只有7人，凤凰县就占6人。

综上所述，湘西地方文献的研究仍有不足，文献整理不够系统、全面，太过零散，没有形成组织。关于田名瑜的研究不够深入具体，尽管少数文献有所提及，但是角度较少，大部分文献只是为研究他人而对田名瑜的作品进行收录，这并不能代表田名瑜的全部成就。大部分涉及田名瑜的文献对其作品引用的部分太过雷同。湘西地区地处湘鄂渝黔四省交界处，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7000年前的高庙文化，且该地区属多民族融合地区，文化极具特色，总的来说，湘西地区文化的研究价值极高且地方特色浓厚。为更好地服务湘西经济文化建设，我们要有条不紊地调查、收集、开发与保护湘西地方文献，向外界展示湘西地方文献的文化魅力。就田名瑜未刊手稿《诗经说略》与《苦学斋日记》来说，在公开网站中，《诗经说略》没有丝毫记录，《苦学斋日记》也仅仅是有所提及，而未有具体研究。因此，对《苦学斋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这对湘西地区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性研究，对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具有正向意义。

作家日记是了解作家思想、作家与友人的人际交往、时代状况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界对作家日记的研究呈现白热化趋势。20世纪初，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把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来审视及研究,日记理论与现代作家的日记写作同步产生，许多现代作家习惯记日记[6]。

田名瑜在《苦学斋日记》中主要从各大报纸中摘录时代见闻，真实还原历史事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但是，日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片面性，因此要从多角度分析，判断手稿内容的真实性。作家日记记录了作家对日常生活、时事政治的见解，从作家对各种时事的描述中可见作家的性格特点、心理状态。人格是复杂的，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性格和心理状态。《苦学斋日记》是田名瑜在特定湘西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心理趋势、价值取向的物质载体，为后人了解田名瑜提供了材料支撑。

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与风格根源于内容而表现于形式，日记尤为如此。日记的结构形式以第一人称和内在自我的表现为重，强调话语本身，将焦点转向自我，因而比一般著作能更直接、真实地反映作者的各种复杂情感，能更强烈地展现出作者的写作风格。对《苦学斋日记》相关研究的梳理，为后续《苦学斋日记》的校注提供了参考资料。田名瑜日记中对其本人及学人关系的记录，为研究作家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许多具体而感性的材料。

参考文献

[1]刘嵘.现代作家日记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2):16-23.

[2]刘鹤.抗战时期湘西现代化进程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

[3]张利玲.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以苗族诗人田名瑜为中心[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0(02):106-110+117.

[4]成家.沈从文：如椽巨笔“写”人生[J].钟山风雨,2010(04):40-43.

[5]方葶.田名瑜诗歌研究[D].吉首:吉首大学,2017.

[6]刘嵘.现代作家日记研究综述[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2(02):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