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华传统孝文化的嬗变与发展

“孝”是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五千年中国文脉的重要精神纽带，发挥着道德引领、伦理构建、政治教化和秩序维护的重要功能。在多元文化影响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孝文化的内涵发生了改变，新时代孝亲敬老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变化。而在孝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冲突、结构性冲突和过程性冲突不容忽视，必须由家庭、社会等共同发力，促进孝文化创新发展，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五千年中国文脉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道德引领、伦理构建、政治教化和秩序维护的重要功能。而在多种社会思潮发展、文化碰撞加剧以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其内涵不断泛化。如何在乡村振兴中通过孝文化的发展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华传统孝文化的历史嬗变

从先秦时期至今，孝的内涵经历了由“亲亲”到“亲人之亲”，由“老吾老”到“老人之老”，由“事亲之孝”到“敬老”再到“移孝作忠”等阶段，这种朴素自然的血缘情感、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和农耕生产方式，内化于中华民族每一位成员的内心深处，并逐步转化为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准则乃至礼仪、风俗习惯和治国理念。

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等级宗法制度严密，其维系的根本在于孝。一是“用孝养厥父母”[1]，二是追孝先祖，不忘祭祀，继承德业。另外，还将养老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举行敬老的礼仪活动，为老年人提供衣食，但制度实施的受众较窄。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激烈碰撞，一些思想秩序逐渐瓦解和重建，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孝做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推动了孝仁礼统一的社会伦理模式的建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孝这一家庭伦理逐步被放大为政治伦理，成为国家安稳的保障。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奉养父母，保证父母基本的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要求，而恭敬则是孝之基础。“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3]说明孝的内涵还包含继承父志，以父母之教诲规范言行。此外，孝还突破了家庭场域，延伸至社会乃至国家，如《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4]将孝与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实现孝在涵养民德、化民成俗、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为孝上升到国家层面奠定了更为深广的社会基础。

两汉时期，以孝治天下，建立了以孝为中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孝不仅成为调整家庭内部成员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更是规范家庭和国家、君主和臣民之间关系的行为标准，成为基本的选官准则。强调“士有百行，孝敬为先”“举孝廉”，将孝与忠相结合，发挥孝社会教化、巩固统治秩序的作用。

唐宋以来，孝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在“父慈”与“子孝”之间，对子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发展出一套愚孝愚忠体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使孝文化走向极端。随着理学的兴起，宋代达到“孝”发展的巅峰，发展到“人伦即天理”的哲学论证。孝的发展维护了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有些封建糟粕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各种救国图存的社会运动，并对包括传统孝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使孝的概念逐渐被解构，传统文化受损严重。现代社会转型以来，子代的优势地位逐步突显，父代在家庭内部和社会关系中渐渐丧失主导权，孝的内涵发生变化。

孝文化是在孝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行为方式、社会规范的综合，具有道德引领、伦理构建、政治教化和秩序维护的重要功能。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孝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对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华传统孝文化发展的困境分析

乡村孝文化建设是实现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和有效路径。在多元文化冲突和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孝文化的发展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冲突、结构性冲突和过程性冲突。

（一）传统社会转型带来的文化冲突

孝文化根植于乡村社会，是随着乡村社会转型变迁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相对稳定和固化的文化形态，是乡村社会持久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社会由“乡土”逐步转变为“离土”。这个过程带来了严重的文化冲突，突出表现为孝亲敬老观念的淡化、传统宗族文化式微和异质性文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三个方面。

传统孝亲敬老观念的淡化。社会转型后，人们更多地忙于社会事务，追求事业上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在家庭中代际相处的时间较少，角色功能较为弱化，孝亲敬老观念淡化。面对社会地位、事业发展、家庭维系等方面的压力，“色难”现象更加凸显，加上观念的冲突，甚至形成了代际对立。如孤寡老人无人赡养、老人流浪街头等现象，其深层原因就是传统孝亲敬老观念的淡化和感恩理念的缺失。

传统宗族文化日渐式微。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社会由“农业社会”逐渐过渡到“半农半工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入“半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村落变化、人口流失、婚丧礼仪及民俗变化等使传统孝文化赖以存在的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日趋瓦解，承载孝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渐渐减少，传统孝道日渐式微。同时，传承主体由乡村转向城市，基于地缘和血缘的养老方式存在困难，宗族文化和孝文化面临着认同弱化的风险。

异质性文化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各种文化思潮得到迅速传播。网络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很大，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等对当代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故乡情怀、反哺情节、家庭观念逐渐被城市繁华和物欲纵横代替，代际冲突加剧，隔代养老现象产生，孝文化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二）乡村社会变迁带来的结构性冲突

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使孝文化发展遇到新困境，体现在结构性冲突上，表现为乡村主体流动性增大、家庭结构变化以及经济文化边缘化等。

乡村主体流动性增大。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镇常住人口大大增加，而农村主要以老人、妇女和儿童为主。亲子关系逐渐被婆媳关系、祖孙关系代替，直际赡养被隔代赡养代替，故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家庭矛盾和日常养老示范行为的缺失，使孝亲敬老行为的传承性受到阻隔。

家庭规模小型化与核心化。当代社会的主要家庭模式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核心家庭，但人员组成发生了由繁到简的变化，形成“421（2）”的组成形式，即四个老人，2个父母，1个或2个小孩。而家庭理念的变化以及住房、工作等的限制也使家庭规模小型化与核心化。人们更倾向于组建一个二元制的小家庭。

乡村边缘化。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呈现边缘化趋势，表现为乡村经济滞后、社会离心力增强及文化建设难以发力等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大力推进，乡村在产业发展、集体经济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乡村地区还存在同质性问题，如劳动力大规模区域性转移引发的乡村社会主流群体流失，乡村传统孝文化边缘化、文化秩序建设乏力及内生动力不足等，深刻影响了孝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乡村发展带来的过程性冲突

家庭教育中的孝文化缺位。在现代化发展中，以长为主，长幼有序，重视家族和宗法的生活方式慢慢演变为以幼为主，重抚育轻赡养的生活方式。孙辈成为整个家庭的中心，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家长的权威有所弱化，子女的地位上升，祖辈逐渐边缘化。而在家庭教育中孝道体现不足，孝亲敬老等方面的榜样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风气尚未形成。

社会孝亲敬老风气引领作用发挥不足。我国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倡导孝亲敬老，引导社会成员自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但由于社会信息量过于庞大，一些娱乐化、商业性的信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此外，事关老人的负面信息发酵较快，正面宣传效果不够，孝亲敬老风气引领作用发挥不足。

乡村养老方式单一，基础保障不足。家庭养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都是乡村养老的主要模式。孝文化作为乡村养老的文化基础和核心内核，在养老过程中实质性内涵体现不足，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而商品经济、竞争规律、社会流动等因素也在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心理压力，传统的价值观、家庭观受到冲击，青年群体的家庭责任观念不断更新，而老年群体在养老问题上持传统观念，加上乡村基础保障不足，造成了孝文化在传承发展中的过程性冲突。

乡村振兴视域下中华传统孝文化发展的路径思考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文化振兴是基本要求。实现文化振兴，既需要思想共识的价值引领，也离不开内生驱动力的增强和社会氛围的营造。

（一）促进孝文化创新与发展，加快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

加强孝文化创新与传扬，推动孝亲敬老观念深入人心

乡村孝文化是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因此，要加强孝文化创新型转化，秉承扬弃理念，辩证地取舍，对孝文化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和谐代际、和睦乡邻、尊老爱幼、孝悌忠信等作用进行大力宣传，推动孝亲敬老观念深入人心。

挖掘宗族文化积极因素，构建文化共同体

血缘关系和宗族制度是中华传统孝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要挖掘宗族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促进孝文化的自发式传承和自觉性传承，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一方面，孝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主体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源于家庭、宗族的耳濡目染、体验式的自发式延续，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如徽州乡村存在的祠堂、楹联等承载孝精神和观念的物质载体，对维系乡村血缘情感、家族和睦以及孝文化传承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积极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将其融入现代乡村生活，促使其实现自觉式传承，体现传统性与现代化的结合。

提高文化鉴别力，增强价值认同

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文化给传统孝文化带来严重冲击。在异质性文化的影响下，必须加强教育引领，增强价值认同，注重用老百姓的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采用文化墙等方式，讲好百姓孝道故事，讲清楚孝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新时代发扬孝文化的新要求，引导乡村主体建立正确的孝道观、婚丧观及家庭观，合力共塑中华民族人格特质。

（二）推动乡村振兴，以孝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以文化振兴为重点发扬孝文化的治理优势

孝文化是宗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以地缘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文化中，家长制的治理方式很有成效，族长、家长在家庭教育、宗族事务等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想实现文化振兴，就要发挥以孝治村的治理优势。

古溪黄龙口是一个传统的宗族聚落，宗族文化积淀深厚，至今仍保留有完整的族谱文书。在家庭教育中，孝亲敬老、长幼有序、有礼有德是他们共同维护的家庭伦理。在治理上突出以孝治村，弘扬孝道观念，又坚持科学处理，依法治理，以族内调和为主。黄龙口是乡风文明、邻里和谐、家庭和睦的典型，为新时期促进孝文化传承，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以产业振兴为抓手夯实乡村孝文化经济基础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能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夯实基础。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在产业面貌上焕然一新，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新的突破，为乡村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播放乡村电影，讲好中国孝道故事，利用宣传标语讲好新时代孝道要求等，为孝文化发展提供了载体。

（三）完善孝道保障机制，构建新型养老体系

将孝文化纳入家庭教育，涵养优良家风

家风的形成离不开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要将孝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以父母的言传身教涵养优秀家风。从“是谓能养”到“不敬，何以别乎”，从“夫孝，德之本也”到“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无不体现着孝亲敬老思想和修身养性的要求，承载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重要基因和传统美德。在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中，孝文化经久不息，家风故事数不胜数。实现乡村振兴，就要发扬孝文化，用优良家风提升家庭的文化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健全养老制度

从目前来看，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方式，但家庭养老的弊端也日益突显出来，如青年子女外出务工，空巢老人现象及隔代赡养问题的出现；乡村医疗滞后与城市数字化发展带来的冲突等。社会化养老便于广泛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以弥补子女照顾的不足，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可以作为一种新型养老方式来缓解社会养老压力；而老人群体性养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老年人精神慰藉，缓解老年人的孤独。社会化养老主要以社区为基点，对社区建设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要增强社区人员的敬老观念和养老服务意识以及专业化服务能力。同时还要健全养老制度，建设强大的社会支撑系统，为更好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精神内核，在新时期促进孝文化创新性发展，需要家庭、社会共同发力，形成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强大合力。

参考文献

[1]尚书[M].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3][4]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