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视域分析《新神榜：杨戬》电影叙事的创新建构

《新神榜：杨戬》于2022年8月19日上映，影片不仅对杨戬、沉香等人物的既有形象进行了重塑，也对英雄题材电影的传统二元对立结构进行了解构，从而赋予神话素新的组合方式，寻求与受众的精神契合。《新神榜：杨戬》等国漫电影的文本叙事不仅是对中国神话故事的创新改良，也体现出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追光动画在《白蛇》系列、《新神榜：哪吒重生》后出品了《新神榜：杨戬》，该影片由赵霁执导，于2022年8月上映。该影片依旧以改编古代神话故事为主线，对“杨戬斧劈桃山”“沉香劈山救母”等古代神话故事进行了整合，赋予了这些神话人物更为多元与丰富的性格色彩。影片一经上映就获得了全网的热烈讨论，网民对影片的声画特效、人物形象塑造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之所以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传播效果，影片本身的文本叙事建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列维-施特劳斯曾指出，神话素并不能独立产生意义，而是需要将其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才会产生意义，且所有的神话都具有二元对立的结构。传统的英雄题材电影也多以二元对立结构作为文本叙事的主线，通过简单的符号传递出电影的精神内涵，从而寻求与受众的精神契合。而《新神榜：杨戬》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叙事进行了创新解构，影片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更为丰富，也更符合当下青年受众的精神诉求。本文将以符号学为理论视域，从叙事结构的创新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的教化作用以及与青年受众的精神契合三个角度对《新神榜：杨戬》的叙事结构及精神内涵进行分析，从而对国漫英雄题材电影叙事的创新路径进行可行性思考。

《新神榜：杨戬》对传统英雄神话叙事的解构

《新神榜：杨戬》以杨戬为主要人物，故事发生在封神大战一千五百年后，天界衰落，杨戬的大部分法力丧失，沦落为一名落魄的赏银捕手。在一次追拿天界要犯时结识了巫山神女婉罗，并在为婉罗寻宝莲灯的过程中找到了外甥沉香，二人经历了一番冒险，最终沉香劈山救母，两人都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与成长。影片对古代神话传说“沉香劈山救母”的文本叙事进行了解构，弱化了神话的二元对立结构，赋予了神话素新的组合方式。

《新神榜：杨戬》的文本叙事，弱化了英雄人物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列维-施特劳斯认为，所有神话都具有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世界由此被一分为二，而意义就是在互斥的“两极”之间生成的[1]。这一观点也经常被用于影视作品创作，传统英雄题材电影的文本叙事多采用二元对立结构，通过放大英雄与外部社会的冲突，展现影片的精神内涵。常见的英雄题材电影的叙事结构可分割为以下三个部分。

英雄题材电影叙事结构中的二元对立结构

英雄

外部社会

单纯的

狡猾的

强大的

羸弱的

好的

坏的

 在传统的英雄题材电影中，英雄多为孤立于社会之外且能力超凡的形象，因社会无法接受其野性而被孤立于社会之外。英雄凭借一腔孤勇与坏人殊死打斗，从而拯救外部社会，却最终因为野性再次遁逃，无奈之下脱离社会，通过文明与野性、黑与白、好与坏的二元对立产生意义，从而传递相应的价值观。同时，各类人物符号的能指也较为单薄，正反派的性格色彩割裂分明，正邪对立。而在《新神榜：杨戬》中，构成每个人物形象的神话素的组合方式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能指外延：沉香除了具有正义、孝顺、童心未泯等正面性格色彩之外，也因童年阴影的影响有着暴戾、孤僻等性格阴暗面；申公豹一方面有一己私欲，但同时又对沉香有着极强的保护欲，还有舍生救友的大义之举；杨戬一方面匡扶正义，另一方面痛失母爱也成为他多年的软肋与梦魇。在影片中，正邪人物不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也存在性格上的交叉点。威尔·赖特曾提出，研究的关注点不应当仅限于影片的精神结构，而是应当关注神话是如何通过自身的组合方式向受众传递某种观念的。《新神榜：杨戬》赋予每个人物更为丰富的能指外延，使整个文本的精神内涵更为丰富。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能体会到更加丰富、真实的人物情绪，也能从每个人物的故事中寻求精神上的契合，即观众能够从每个人物角色中感受到真实的情绪，正邪人物的性格锐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弱化。

神话的作用在于赋予世界更为精准的内涵，使其易于被理解。神话的构建，使大众能够通过这一文化模型理解世界，认识自身及他人，从而减少矛盾。《新神榜：杨戬》虽然对传统神话进行了创新解构，但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功能并没有随之消解，反而结合主流价值观赋予了神话新的教化功能。影片的教化功能单元可割裂为以下几个单元：1.英雄因意外失去了一部分超凡的能力；2.英雄利用仅存的能力谋求温饱，苟活于世；3.英雄因一次意外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并发现了自己的软肋；4.英雄陪同伴寻找自我归属；5.英雄与反派本属于一个社会集团；6.英雄发现了反派对社会秩序的威胁；7.英雄与反派决裂，并重新唤醒了自己的能力；8.英雄与同伴获胜，社会秩序得到恢复；9.英雄找回了自我归属，并回归社会，协助大众守护社会秩序。

可见，影片对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并不是对古代神话故事内涵的颠覆，而是通过对能指的修改，使故事与当下的文化背景相融合，即来源于文化传统，却又赋予其新的所指，赋予神话更为丰富的内涵——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守护者，性格、软肋抑或成长的阴影并不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实现自我价值的根本在于修正与成长。神话学认为，神话并不否认事物的存在，而是在讨论事物本身，从而赋予事物新的内涵，使事物具有合理性，即神话不对事物进行具体的阐释，而是将事物本身变为事实。《新神榜：杨戬》赋予了古代神话故事新的解读方式，将现代生活与受众的情感诉求和文本叙事相结合，与其说是对神话人物角色进行解构与重塑，不如说是赋予片中人物角色新的所指，使受众在观影后对杨戬等人物有具象化的感受，在观影过程中将自己代入电影中的人物，从而获得自我身份的自信询唤，在观影后面对真实生活时，能够愿意肩负社会责任，以一种更为自信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矛盾，以坚定的态度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影片所建构的神话叙事，也是对主流价值观的隐性传播。

文本话语内涵与青年群体的精神契合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革新与发展，青年亚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更新。后亚文化时期的“二元对立”特性逐渐与伯明翰学派时期的“二元对立”特性剥离开，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逐渐模糊，不再有明确的分野。伯明翰学派认为，当青年亚文化日益发展壮大成为一种时尚时，主流文化不会对其置之不理，最终将以意识形态或商品的形式对其进行整肃和“招安”[2]。在伯明翰学派看来，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永远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之中，主流媒体只能对其进行收编，二者并不能相互融合。而在后亚文化时代，新媒体也对文化传播产生了创造性的作用，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交流共融，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从传统的割裂对立转变为相互融合。虽然娱乐精神逐渐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表现，但其内涵并不是构建沉溺于娱乐精神的范式，相反，其内涵在于对表征身份进行自嘲后的自我修正与自我进取，这也与后亚文化理论的研究观点相符——即青年亚文化逐渐摆脱了对主流文化的仪式抵抗，而是以表意实践为主。可以说，娱乐精神并不是青年亚文化的表征，而是青年群体的自嘲与情绪宣泄。在实际生活中，青年群体依然会选择以主流文化指导生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就是当下青年群体所谓的“一边说着摸鱼，一边其实在暗自努力”。可见青年群体的情感询唤并非沉迷娱乐，而是需要通过接触文化去挖掘生活的动力，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与其说青年亚文化的内涵是娱乐与放纵，毋宁说其本质在于消解压力与释放情绪，在于“外丧内燃”，这与主流价值观的内容相同。因此，如何实现主流文化的教育作用，如何对青年群体进行正确引导，是当下主流话语建构亟须解决的问题。当下，许多影视作品的文本话语也多以展现青年群体的情感诉求为主线，在赋予青年群体正能量的同时，也能实现与该群体的精神契合，《新神榜：杨戬》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在电影《新神榜：杨戬》中，杨戬的人生际遇与生活环境与其说是对古代神话的再创作，毋宁说是对当代青年群体生活的投射：在繁华的大都市中寻求居所，面临着职场竞争等生活压力，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坎坷，但是看似佛系的人设却依旧对生活充满期待。影片上映后，杨戬的形象也获得了青年受众的认可，许多网友称杨戬为2022年夏天的“二次元男友”，杨戬形象的能指不仅符合大众的审美期待，其所指也与受众的现实生活高度重合，实现了与受众的精神契合。

同时，影片对杨戬的人物话语的构建同样符合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即通过表意外延展现内在话语，使受众不会在外延中迷失，对内涵造成误读。杨戬放浪不羁的外形下是其坚定的信念：在经历了神力丧失、天眼受损、被最信任的师父欺骗背叛后，并没有沉沦、放弃信念，而是选择顽强重生，从而突破极限，重新获得力量，不仅保护了家人，也维护了天界秩序；在巫山神女不断重现他的丧母之痛时，杨戬也未被梦魇打垮，在痛苦后，他勇于面对自我，面对软肋，寻找事件的真相，从而与自我和解；与沉香的相处也是如此，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修复了亲情，还帮助沉香走出了童年阴影。影片不仅对沉香劈山救母的古代神话进行了创新性解读，也在文本叙事中构建了一套符合当下青年群体意识的话语体系，旨在传播正向的主流价值观，并且向受众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在面对压力与挫折时，摆烂与沉沦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勇于突破自我，奋力向前才是消解迷茫的有效方式。影片中神话素的组合对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了有效的融合，从而对青年群体进行了正向引导，使得青年群体在观影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精神力量，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教育功能。

对国漫英雄题材电影创新文本叙事的思考

电影工业化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西方动漫电影不断向我国市场渗透，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不论是漫威系列、DC系列，还是一些国风题材的动漫电影，无一不是在输入西方文化与西方价值观。面对这种现状，国漫电影一直在以积极的姿态不断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从面向低龄化受众的国漫作品（例如《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大电影等）到当下的英雄题材系列作品，受众从单一的低龄群体过渡到了范围更广的青年群体，可以看出，国漫电影正在迎来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期。针对英雄题材国漫电影文本叙事的建构，制作团队也经历了创作观念上的革新，从复刻人物转向赋予古代神话人物更为丰满的形象，正如《新神榜：杨戬》的导演赵霁在阐述团队的创作历程时所言，追光动画在对杨戬进行人物侧写时，并没有完全遵循既往作品对杨戬形象的单一刻画，而是将杨戬塑造成了一个彷徨、有软肋、有情绪却又带着一份小幽默的青年男性形象，这也与当下青年群体的个性化特征相呼应。也正因此，杨戬这一角色才会引发青年群体在网络中的激烈讨论。无论是《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还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丸哪吒，抑或是《白蛇2：青蛇》中不断寻找自我的小青，可以看出，近几年国漫对英雄人物的塑造正在从单一的“神性”逐渐转变为着力刻画更为柔软丰富、深入人心的“人性”。国漫人物的形象也日渐与大众审美趋同，使受众从低龄段逐步向全年龄段过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下英雄题材的国漫电影无论是在人物侧写方面还是在特效升级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在文本叙事的建构上仍存在一些缺陷。以《新神榜：杨戬》的文本叙事为例，虽然制作团队赋予了每个神话人物新的内涵，但这也是该片的弊病所在：人物角色的丰满势必需要更多的背景故事作为支撑，但是整部影片却因此在故事线索上存在一定的逻辑死角或情节混乱，例如，影片对巫山神女为何与玉鼎真人结仇，玉鼎真人为何怂恿杨戬劈山，为何会在沉香的童年对沉香态度恶劣等支线剧情交代得不够清晰，导致受众在观影后也无法完全理解剧情，只是对人物角色与动画特效留下了深刻印象。文本叙事建构混乱这一问题并不只出现在这一部影片中，其他英雄题材的国漫电影中也存在这一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漫电影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如何厘清人物关系，在赋予人物形象更为丰富的内涵的同时建构更有逻辑性的文本叙事，应当成为当下英雄题材国漫电影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只有讲好中国故事，才能赋予国漫电影新的活力。

《新神榜：杨戬》作为一部以改编古代神话故事为主线的国漫电影，与追光动画前期作品一样，都对神话人物进行了新的解读，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同时也将主流文化融入其中，使青年群体在享受其所带来的声画特效震撼的同时，也能从中获得正向的情感力量。诚然，《新神榜：杨戬》无论在人物刻画，还是特效制作方面，都再次成为国漫电影进一步发展的又一代表作，但其文本叙事的逻辑链条却依旧存在需要改进之处。因此，如何在创新文本叙事的同时赋予文本叙事更为清晰流畅的逻辑链条，依旧是当下国漫电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升的短板，但对于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国漫电影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破冰挑战，更是一个发展机遇。国漫电影发展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五版[M].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M].孟登迎,胡疆锋,王蕙,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