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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地域辽阔，北至阿尔泰山，南至昆仑山，西到霍尔果斯口岸，东到星星峡。新疆西部主要为伊犁河谷地形带。乾隆二十六年（1761）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中央政府先后在伊犁河以北的广袤平原地区兴建了塔勒奇、绥定、宁远、惠远、惠宁以及广仁、瞻德、拱宸、熙春等九城，即伊犁九城。伊犁九城始建于乾隆朝，经过嘉庆、道光两朝经营而获得了稳定发展。后因沙俄入侵而逐渐荒废。伊犁九城的兴衰历程充分体现了人类活动对城市这一地理环境要素的深远影响。
学界现有对清代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疆区域的整体性研究。以历史地理学中城市地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于乌鲁木齐、哈密以及喀什噶尔、乌什等，而面向清代伊犁九城研究的成果多为九城之中心的惠远城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和职能发挥等方面，鲁靖康、秦川、王砚等学者的研究论文是这一现实趋势的典型代表。而专门针对清代伊犁九城的历时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似未多见。
自古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安。新疆局势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我国西北部。乾隆时期，清军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后，乾隆皇帝乃取“故土新归”之意，为之定名，遂改西域为新疆。新疆是中国西北边疆重要的地理区域。而城市是人类日常生活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地理空间单位。纵观清代，新疆天山北部的广大地区次第形成了以伊犁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以哈密为中心的城市群。其中，伊犁城市历史悠久，在乾隆时期即以伊犁河为天然供饮水源和地理区界，清廷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和乾隆四十五年（1780）先后沿伊犁在其北岸建立塔勒奇、绥定、宁远、惠远、惠宁以及广仁、瞻德、拱宸、熙春诸城，经历“先五城”和“后四城”的演变历程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伊犁九城”。“九城”以惠远城为中心城市，向外辐射延至其余八城，即所谓的八座卫星城，从而塑造了以惠远城为中心，塔勒奇、绥定、宁远、惠宁、广仁、瞻德、拱宸、熙春八城环绕其边缘的呈“中一周八”地理分布格局的伊犁河谷城市群。基于此，开展清代伊犁九城建造及影响研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伊犁地理环境
伊犁史称伊列、伊丽，位于新疆西部，地处中亚内陆腹地，古有“天下形胜”之誉。伊犁州面积达35万平方千米。清代时，中央政府对特克斯河流域以西广大疆域进行有效管辖，面积更为广阔。伊犁多处河谷地区，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年际温差及昼夜交替跨度大。伊犁地区受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影响，年降水量可达600毫米，降水丰沛，气候宜人。伊犁河流域，特克斯洪积—冲积平原和昭苏—特克斯盆地分处其间，地势平坦，地形开阔，年日照时数达2500小时以上，加之河流两岸人类生产和生活用水取量方便，农耕所需用水量充足，光照条件优越，有利于农业发展，伊犁河两岸城镇因此繁兴。
伊犁地处我国西北，人口众多，境内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广泛分布，历来是民族交汇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这得益于伊犁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亚洲众多民族的生息之地”。伊犁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清代伊犁九城的兴建也得益于伊犁独特的地理形胜条件。
清代伊犁九城的兴建及发展
清乾隆时期，清政府在相继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为安抚西北边陲，避免反叛之事再发，遂于伊犁河北岸陆续建立塔勒奇、绥定、宁远、惠远、惠宁以及广仁、瞻德、拱宸、熙春诸城，即伊犁九城。伊犁九城就地理位置而言，基本都位于伊犁河北岸地区。伊犁河北岸为伊犁河谷河水侵蚀、搬运与堆积之岸，滩涂广阔，土壤肥沃，便于农业耕作的开展和人口的集聚，对城市建设而言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相继在此地开发和施策，伊犁九城获得了长足且稳定的发展。
乾隆时期伊犁九城的兴建及历史背景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以伊犁地方属民“互相戕杀，内乱频仍”和当地各部落“所属人众，皆不聊生”为由，遣军两路进抵伊犁，遂平抚准噶尔部叛乱。因“伊犁向无城”，在征讨过程中，清军驻防多为“结营而居”，因此伊犁地区在清军进抵伊犁河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没有可以居住的城池。此后，清政府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坐镇伊犁统管新疆天山南北地带。因伊犁“地处极边，形胜四塞，距京师一万零六百一十里”，实为扼要之地，遂清廷认识到边疆筑城的重要性，乾隆皇帝应朝臣所请决定在伊犁地区兴建城郭。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廷于塔勒奇河沿线修筑军堡，以资屯兵养户之用，其规模建制并不完备，甚至更无其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朝廷又于乌哈尔里克区修筑绥定一城，为总览驻军和促民屯垦所在，最初为总理天山南北之伊犁将军府驻地。同年，清廷于固勒扎修筑方圆四里七分的城垒，并赐名为安远城，用以安抚北迁回部民众，后更名为宁远城。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廷沿伊犁河北岸“修坡起屋”并迁徙热河、陕西等地满洲官兵，以充实人口与筑城调配，城郭始成“寻定伊犁河驻防城”，并由乾隆帝赐名为“惠远”。乾隆四十四年（1779），因驻守伊犁进行屯田的三千绿营官兵需移家眷以为充实之资，特“需建城池兵房”，遂于察汗乌苏、巴彦岱等地分别筑城以为资用。伊犁九城建制由此而成。清乾隆时期的伊犁九城的兴建有安抚西陲、抚慰边疆的政治考量，也有安排驻军居所、充实边地人口的现实考虑，是综合作用的结果。
嘉庆、道光年间伊犁九城的发展
以惠远城和惠宁城为中心的伊犁九城筑设后，“经逾百年的政治风云而成为西陲的统治中心”。在伊犁九城的百年发展中，嘉庆和道光两朝的经营对伊犁九城的持久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嘉庆七年（1802）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朝廷在原塔勒奇城的基础上向东、向北两个方向延展和拓宽城池，故塔勒奇城规模逐渐扩大，昔日“无名之堡”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嘉庆八年（1803），朝廷以伊犁地区“土田肥润，可耕之地甚广”为由赐予惠远与惠宁两城官兵农耕器具和布帛牛马，准许其沿城开垦土地、兴修水利，遂达“兵农并习、屯守兼资之效”。嘉庆二十五年即道光元年（1820），伊犁地方守备官员以伊犁河河道变迁，九城旧址城垣危殆，“急需疏筑，以资保护”为由呈请朝廷。道光帝着令地方官吏“自应及时修筑，以资捍卫”并详加查察，于紧要处设置堤防以备不虞，伊犁九城遂免于自然环境变迁而酿成的城池毁坏之状。凡此种种，皆可见嘉庆和道光两朝对伊犁九城的开发和治理，这无疑对九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伊犁九城也因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
清代伊犁九城的荒废及新建
同治三年（1864），“伊犁地区爆发了以维吾尔族与回族为主体的反清斗争”，起义军“首先占领宁远城为根据地”，先后攻破九城中的惠宁城、惠远城、拱宸城等较为重要的城镇，一度令九城“外无援军，内少积晌，势岌岌不可支”后，又以犁庭扫穴般的攻击态势，给其余诸城以毁灭性的一击。而在同治二年（1863），伊犁地区就出现了“回民怀疑起事，勾结塔尔奇营回人”图谋反叛的情况，清政府虽然采取了安抚回汉民众、查收武备械具的举措，但未能消除早已存在的民族隔阂与矛盾，新疆伊犁地区的反清斗争由此爆发。历经此兵连祸结后，伊犁九城多数出现“食遂绝，官兵浮死过半”“城池荒废，人无存一”的情况。
同治十年（1871），窥伺中国边境已久的沙俄入侵伊犁地区，并于同年7月4日占领伊犁全境。沙俄入侵给新疆伊犁地区带来的重大影响在清人袁大化《新疆图志》中可见一斑，“俄之踞伊犁也，将大城西北三城毁其庐舍，迤东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居以汉回，芦草沟、城盘子等处均弃而不守，惟取各城堡木料于金顶寺，营造市廛几二十里”。“两次兵燹标志着繁荣百年的伊犁九城开始走向衰落，九城传统的城市体系也开始瓦解。”在内部战乱和外部沙俄入侵的双重影响下，伊犁九城的军事防御职能瘫痪，清政府失去了对伊犁九城的有效控制和管辖，伊犁九城遂宣告荒废。沙俄更于伊犁九城等处移兵蕃息，并据地自守达十年之久。
光绪七年（1881），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收复特克斯河流域以东以南的伊犁河谷地区，并逐渐恢复了对伊犁地区的有效管辖。时任伊犁将军金顺在光绪帝“以安集抚绥、维系人心为第一要义”的政策影响下，开展重建伊犁九城的工作。但由于九城原址过于残破，重建需要的银两预算达一百九十余万，加之清政府因内忧外患而财政拮据，因而伊犁九城的重建工作并未全部完成，如九城之中的惠宁城与塔勒奇城便始终处于废而未善的状态中。
清代伊犁九城兴衰原因
清代伊犁九城自乾隆朝始建，经嘉庆、道光、咸丰几朝经营而渐成规模，在同治年间走向衰落，后又经晚清朝廷善后而逐渐有所改善，其兴衰历程受到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综合影响，是地理学中人地关系及影响在清代伊犁九城中的重要体现。伊犁九城的兴衰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伊犁河的补给与改迁
自然地理环境具有整体性，自然地理环境要素的迁移往往影响着其他要素的变化，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河流提供的补给水源是发展农耕的重要条件。清廷数次调派满汉官兵前往伊犁地方进行屯垦。农事活动往往与水源密切相关，在封建时代，城镇聚落多沿河流分布即源于此，伊犁九城也概莫能外。伊犁九城多位于伊犁河沿岸，其得以兴建并发展便受益于伊犁河作为城区用度和灌溉用水这一地理条件。
伊犁九城的衰落则与所临近的伊犁河道的改迁有关。新疆地处我国大陆内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不规律，气候差异显著，伊犁河水量变化大，加之受地壳活动和地转偏向力的影响，伊犁河道发生迁移。史籍记载，伊犁九城中的惠远城和宁远城因临近伊犁河水道而多次为河流淹没，城区被迫向北迁移。伊犁河水道变迁一方面促成九城城区的整体性移动，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伊犁九城的兴衰演变。
人类政治活动要素的驱动：伊犁地区战祸影响
城市是以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以人类活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地理空间。其兴衰变化与人类活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纵览伊犁九城建立前及建成后的发展历程，伊犁地区多次遭受战乱，尤其在清同治年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晚清时期，因清廷统治日趋衰落，朝廷腐败不堪，地方官员贪腐成风，加重了地区赋税，以聚敛钱财，进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治年间的伊犁便因西北相邻地区的起义活动而受到波及，伊犁九城在战祸中遭受荼毒。
伊犁地处清王朝统治的极西之地，故亦深受沙俄等外部势力扩张的影响。同治时期，沙俄趁清中央政府无暇西顾时，悍然出兵伊犁以为扩张。沙俄的侵略是一种殖民扩张。在内部战祸已剧，外部又受沙俄殖民侵略的双重冲击影响下，伊犁九城在战乱交替中损毁而难以恢复。
伊犁九城于乾隆年间战乱被平定后兴建，经嘉庆、道光两朝的开发和治理，至同治年间因内外部双重原因而遭至荒废。此后，伊犁九城虽经战乱善后而有所恢复和建设，但终究难以重塑繁盛时期的面貌。光绪七年（1881），中国外交使臣曾纪泽与沙皇俄国政府代表经多次协商后，开始订立条约，《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失去了对特克斯河流域以西广大疆域的控驭权，遂使伊犁地势四塞、天下形胜的军事地理格局与优势被沙俄所利用，造成伊犁将军府驻地惠远城首当边境之冲的不利局面，导致伊犁地区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丧失。这一局面于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时仍没有明显改观。伊犁九城遂成为历史之陈迹。后虽经晚清政府善后与重建，然伊犁九城已遭严重破坏，加之晚清时期内外交困的政治局面，遂伊犁九城已难以恢复原有之情状。但清代伊犁九城的兴建历程却充分体现了移民屯垦、军事战争等人类活动对城市这一人文地理环境要素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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