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保障性传播策略研究

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缺乏创新性传播策略的背景下，文化资源很难得到弘扬和发展。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继承和发展华夏文明、建立现代文明、营造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对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原因所在。现基于对保障性传播制度、传播内容、传播逻辑的研究，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应对策略。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既是新时期弘扬华夏文明的关键抓手，更是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对外联动的新机遇。然而，在缺乏创新性传播策略的背景下，文化资源即使再丰富，也很难得到弘扬和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保障性传播制度，提高传播的正确性、真实性、有效性，更加有效地弘扬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1]。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制度构建

传播是指利用一定的媒介通过特定的渠道将信息从独立的一端向相对独立的另一端或多点个体、多面群体或系统进行有效传递的交流活动。随着大数据的普及和发展，信息传播的途径、方式、手段越来越丰富多样[2]。传播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其制度内涵进行科学、系统、前沿的理解，系统整合与规划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力与制度功能。

丰富新内容：建设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文化高地

新时期优秀文化是“多元文化相融”大格局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要坚持“内容为王”的质量建构[3]，也就是说，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由高品质发展深度地“嵌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大格局体系”，要与地方的风俗、习惯相融合，与现代科学、现代文化相融汇，与世界相融通。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挖掘、提升、丰富，融入人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民俗文化、现代科学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富有“通俗性、民俗性、科学性、高雅性”，将得到丰富和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以书籍、影视作品的方式进行传播，通过更加直观、简易、富有故事性的方式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阐述，提升大众的心理接受度，逐渐形成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地。

打造新通道：创新传播途径与多式联动传播

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品质发展离不开打造传播新通道，建设传统文化直通车、“多元文化”立交桥，增强其辐射力。首先，要建设承载优秀传统文化辐射能级的主渠道，基于该渠道有效实现“纵向贯通中华传统文化系统、横向连接现代科技文明成果”的点、线、面网络化布局，并逐步形成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动脉。其次，建立“多元文化”融通渠道。“多元文化”的融通需要合适的联动方式。要站在国家新时期有关文化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升“多元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和旅游技术创新方法，规划和设计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多元结构、系统融合、完善统一、相互支撑”的文化和旅游协调机制，形成多式联动新格局。

借助新平台：制度改革与政策供给保障

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在制度上进行创新，根据《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从实际出发，制定规范、科学、具体的优秀文化资源保护与管理制度，建立合适、便捷、协调能力强的运行机制，以政治传播的方式打造构建承载力强、运行效率高的平台，从而更好地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管理、利用。与此同时，借助以创建文明城市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为抓手的城市化平台布局，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能力，充分体现基于平台功能所开展的制度性改革创新与政策供给能力。城市化平台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有三个方面：一是创建“文明城市+”，借助 “文明城市”平台的创建将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纳入其中，通过文明城市建设，优化软硬环境，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从而提升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二是高品质体验，创建文明城市的重要标志是“高起点、高标准”的创新机制，实现间接体验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三是政策延伸与文化传播链延伸，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时期的一类新型发展模式，在粤港澳国际化都市形成跨区域城市化布局，使区域间的创新政策自动交互相融，或者使粤港澳的现代科技文明延伸至国内并辐射到国外，从而实现文化传播链的延伸，对增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辐射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建立新模式：创新理念与价值链提升

在新媒体背景下，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所要求的新体系建设，核心是“文明导向+科技支持+数字驱动”。一方面，优秀文化要与传统文化、民风、民俗有机地结合，需要借助科技赋能和数权赋能，提升内在价值链以及创新文化传播理念、策略、形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传统文化深度融入文化和旅游开发、建设的全过程，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的要求，全面赋能传统文化与文化和旅游内容上的生产创新、产品和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治理方式创新等各领域。利用新媒体技术分析受众喜好，为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开发、传播提供指引，从而实现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受众个性化需求的对接，并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进一步激发受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扩大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受众面。另一方面，要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就必须结合当前时代特征与时俱进，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丰富其内涵。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传统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发动机，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还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内容和形态进行优化。科学技术的引入将对传统文化内容形成倒逼机制，形成“优胜劣汰”，并且利用现代文化和价值链提升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传播模式以及嵌入机制，将形成以华夏文明为核心聚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文化高地，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体现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使传统文化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让受众更容易接受并产生情感认同。通过充分合理地开发、利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各种价值得到充分展现，从而促进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效果的提高以及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联动发展，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创新与实施中先行先试，优化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现代文化叠加的制度供给环境。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点内容

从上述传播战略的四大机制内涵中可以看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动能的培育，需要系统激活和利用文化资源，形成统一的核心文化传播力[4]。对此，笔者总结了增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动能的四大重点内容。

发挥“禀赋效应”：扩大“有形与无形”文化的影响力

基于传播战略的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的提升需要增强“有形与无形”的双重“禀赋效应”。要借助传播动能实现“核心赋能”，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围绕文化精品的影响力、吸引力，优化“多元文化”融合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依托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凝练文化精品；依托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建设，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基地；依托现代艺术创作手法，突显优秀传统文化的高雅性；依托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营造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大格局环境；依托深入推进社会文明提升工程，建立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信息中心。优秀传统文化的“禀赋效应”是文化传播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资源虹吸与配置能级的提升功能，对社会文明提升具有示范性、品牌号召力以及要素吸引力的特殊功能作用。“禀赋效应”的发挥，将助力传统文化形成层次性的资源配置能级，其背后的发展逻辑是供给侧层次，是对传统文化发展能力与传统文化资源供给匹配度的分析。

推动“内外循环”：提升“核心与线面”文化的传播力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与“禀赋效应”的发挥，需要明确“内外循环”的层次性以及传统文化自身的“核心与线面”关系维度问题。第一核心与线面的外循环主要是加强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通，其主要内容是对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高雅文化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特别是把握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高雅文化的深度融合能力，这一梯级很大程度上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结构能级有关。第二核心与线面的外循环聚焦于不同类型的地方特色文化与传播方式的通达性和交融度问题。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十分丰富，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传统（革命）文化、绿色（青山）文化、蓝色（海洋）文化、古色（传统）文化四大类，它们共同构成外循环的第二梯级。传统与绿色、蓝色、古色等文化的有效循环联动，可以发挥传统文化“容纳空间+政策保障+精神引领”的沟通链协同优势。第三核心与线面主要是增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循环功能”。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要在传统文化内部形成提升内循环的战略节点和循环支点，进一步规划基于打造“文化大融合”循环体系，强化“沟通意识”和“融合意识”，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力和传播力。

对标“文化精品”：增强“优秀与传统”文化的核心力

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战略的实施需要形成多维度的对标机制，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比中，要找到差距，补齐短板。在开发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内容、提升传统文化品质的进程中，要将科学技术全面快速地融入文化和旅游生产、建设、运行和消费各环节。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应用已经体现出良好的“文化精品效应”，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对标国内现代科学文化传播经验，尤其是文化精品体系建设。另外，在传播方式方面，需要在“传播速度、传播效率、传播质量”等维度上进行提升，进一步突破“潮流文化”的文化生态屏障，围绕“文化精品”做文章，打破传统文化的空间局限性，提高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主动性，增强华夏文明的核心力。

挖掘“标志文化”：强化“重点与精品”文化的引领力

传播战略背景下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需要直面“新格局”与“引领链”的设计问题，突出重点，对标精品，在格局方面主要依托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开发、建设与新时代发展战略的培育，而事实上，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在短时间内铸就文化新格局，提炼精品，需要不断提升标志性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大力引进创新能动性强、魄力大的高端人才。要围绕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基础，优化具有标志性文化的“引领链”，实施重点建设，通过“以点带面，重点出击”的创新思维，全力培育能起到“引领链”作用的标志性文化产品，从而推动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以及现代文化要素配置等领域发挥“连环套效应”，形成开放的大格局、新格局。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逻辑系统性

面向未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问题，本质上是对优秀、传统、地方、现代等多元文化的整合与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而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机制创新，是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传播的重要保障[5]。对于文化系统结构的优化，可以从传播目标与传播逻辑的角度进行分析。

传播目标的一致性

增强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新体系”“传播新渠道”以及“发展新动能”参与能力是文化系统结构优化的关键举措，是对多元文化、多层次结构、多要素系统的优化和能量释放。多元文化系统的建立，特别是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目标的高度一致，能对丰富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拓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外延起到积极的作用。

传播目标的一致性为优秀传统文化吸纳和利用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现代文化解决了技术与方法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在自己的历史基础上，需要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我国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文化占主要地位，其中儒家文化以“仁爱”为核心，主张“仁以处人，有序和谐”；佛家文化主张以“慈爱”为核心，主张“慈爱众生，无私奉献”；道家文化以“道”为核心，主张“道法自然、自我完善”。中国人民群众在艰难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依然勇往直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英勇奋斗、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的大无畏精神，这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正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让中国人民有敢闯敢拼，敢于与一切恶势力拼搏抗争的勇气。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自律精神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我约束，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加强党性修养，真正做到清正廉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法家文化相一致；老子的“知人自知”“无为而无不为”“致虚守静”“少私寡欲”“柔弱不争”等重要思想，对规范从政者行为，使之清正廉洁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以德服人、依法治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法思想的精髓，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一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始终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家文化相一致，佛家主张“慈悲为怀，无私奉献”，强调要给人以关爱，为社会作贡献，在献爱心及作贡献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对促使现代人塑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人格具有重要作用。另外，我国地方特色文化内容丰富，许多民风民俗溯源于中原，属于古老的民俗事象，在当地影响深远。现代文化与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庞大的新时代文化系统，是新时期思想理念、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的系统汇集与结构优化。

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畏艰难、勇敢奋斗、无私奉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性文化，是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之间关系密切，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特色文化的思想和精神在中国革命文化中得到了体现。可以说，中国革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关系，前者是对后者的革命性继承和发扬，还体现了地方特色文化，更与现代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在于文化，文化自信是其重要的发展因素，因此必须大力弘扬发展革命文化，使其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从而有效促进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未来发展规划方面，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文化、现代文化、特色文化进行功能整合，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进而体现传播目标的一致性。

传播逻辑的系统性

传统文化的传播表面上看是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但其背后是“发展内容的协同性与技术的创新引领问题”。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要求突破不同观念和时空界限的“壁垒”，运用多种理论的科学性、多角度的统一性开展系统创新，寻求文化内涵的最大公约数，消除不同观念转换的系统性障碍，提升转换效率和融合度，增强传播内容的协同一致性与逻辑系统性。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文化，大致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传统文化的理论逻辑为：延续不断的坚定信念、自强不息的艰苦奋斗精神、英勇无畏的敢于斗争精神等都是来自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人民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前进动力和精神支柱，也是人类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精神动力。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为：优秀传统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起来的，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又与改革创新精神一脉相承。传统文化的现实逻辑为：在新形势下，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文化的风向标，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发展所涉及的技术性创新更多，往往在“基础设施、承载设备、传播手段、信息自由流动”等技术性问题上存在更多的难点和技术障碍。从系统链视角进行分析，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分别对应历史、现实的发展逻辑，属于中华文化发展过程的不同环节。因此，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发展逻辑都是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发展质量。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要继承、改革、创新和发展，就必须牢牢遵循文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系统把握和深刻理解文化三重逻辑的意蕴，推进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技术性创新与体制机制改革，使其保持逻辑一致性，这样才能保证传统文化传播的系统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岳春燕,李红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五个维度[J].边疆经济与文化,2022(11):80-83.

[2]罗苗苗,杨果.大数据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立与破[J].传媒论坛,2022,5(20):69-72.

[3]何晓东.传统文化的叙事与传播逻辑——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J].新闻潮,2022(08):34-37.

[4]张昭.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以中华文化主题出版实践为例[J].出版广角,2021(10):17-20.

[5]张志君.中国本土新媒体传播逻辑的解构与重构及其启示[J].教育传媒研究,2022(04):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