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体育电影的献礼政治与真实自我

在献礼题材的大框架和既知事件的真实性限制下，体育传记片《夺冠》通过对比赛场面的客观再现，对角色性格的丰满刻画，准确地完成了对观众情感取向和心理诉求的预判，在时空画面交替中使演员与观众产生了感情共振；通过对时代与国家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解构，回归人本，思考尊严、荣耀和矛盾，在可行的范围内对中国精神、女排精神与中国女排共同体中每一位单一成员的真实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度探索。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体育文化创作精品工程，创作具有时代特征、体育内涵、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1]。在这一战略任务的指引下，备受瞩目的电影《夺冠》用审慎的态度、新鲜的角度、极致的完成度履行了以体育影视作品弘扬中国体育精神，促进国家体育文化繁荣的任务。作为一部体育人物传记类电影，《夺冠》的主角不是郎平个人，亦不是中国女排团队中的任何单一个体，而是由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女排和重夺冠军的“新”女排及与之共同奋战的所有相关人员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被具象化为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角色。在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团体中，他们亦皆是相对独立的自我。

在女排精神等同于中国精神这一宏大的预设背景之下，观众在观影之前便已建立了产生情感共振的基础，这同样也给电影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将观众既知的，且十分熟悉的故事讲出新意。创作者基于对个体的尊重与对体育精神的推崇，在现有框架下积极而谨慎地进行了探索，从国家精神的大命题回归到每一个构建这一精神的人的本真。可以说，中国精神、女排精神与中国女排共同体中每一位单一成员的真实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电影的剧情组织和影像表现达到了平衡。

献礼奇观：女排精神与中国精神的解构

在前十年间，献礼电影被充分激活，出现了大型献礼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真实事件改编的个人英雄故事（《中国机长》）、集锦式小单元故事（《我和我的祖国》）等类型的献礼电影。《夺冠》作为体育类献礼电影中的佳作，延续了“英雄性审美”，以为国争光的真实女性体育英雄群像——历代中国女排队员为刻画对象，开拓了献礼电影英雄审美的新类型。《夺冠》原定于2020年初春节档上映，后受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推迟到国庆档，使其从档期设置上便具备了献礼电影的特征；其书写体育赛事的胜利，从题材上也具备献礼电影的应有特色；中宣部与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拍摄，实力派演员精彩演绎、中国女排现役队员亲自出演、流量明星点缀其中的做法，使主创团队的优越配置亦完全具备了中国献礼电影多年来的惯有设置，且在名导、名演员与流量明星的合作中展现了主流大片的商业特色，又以中国女排现役队员的真实出演增强了动作画面的可看性与可信度。

从贺岁档期的“合家欢”电影转至献礼电影，《夺冠》由此“负载更重的政治任务”，开始有意地“进行宏大的人民叙事和传达国家意志”[2]。而女排精神是否等同于中国精神，这个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是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如此阐述“女排精神”——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努力开创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与弘扬女排精神相关联，由此，女排精神几乎等同于“中国精神”，解构来说，女排精神由此亦不仅仅是单一的体育项目所应具有的精神，而是可信地成为中国精神的一种象征、中国文化的一部分[3]。基于这样的时代语境与文化现实，对于这样一个复合化的女排精神概念，电影将女排精神拆解为“女排”和“精神”，对其进行分开理解——“女排”，是一种体育强国理念的具象象征，代表民族力量，更代表着历代女排队员及与之共同奋斗的人员所组成的共同体；而“精神”代表着中国女排这一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团结与拼搏，代表着植根于中国民众内心的进取信念，是支持人民不断奋斗的仓廪。在这样的概念解构的基础上，电影出于对中国精神、女排精神、女排共同体中个体的真实自我三者关系的挖掘与剖析，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剧情进行了改编探索。

影片强调“精神”，将女排精神与中国精神结合在一起向观众传达；影片同样探索了“女排”，关注她们个体的成长发展。作为国家代表队，女排中每一个个体和团队的胜利从此与国家荣耀相关联，胜利便有了更为复杂的含义，女排队员在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成了人民的英雄，再次将献礼电影的文化特征指明——英雄与“英雄性”、“英雄性审美”与“英雄性消费”是献礼电影内涵的共同点和“爆点”的药引[4]。为了渲染英雄性带来的感动，电影在对重点赛事的刻画上以慢动作画面和观众的反应烘托氛围，使电影旨在传递情感，而非记录辉煌。同时，影片以献礼电影的文化模式强调观众与影片主人公关于家国情怀的情感共振，以温情渗透情节，弱化戏剧冲突性，从而减弱了部分体育传记类型片惯常出现的传奇感，提升了电影的可信度，使其无限接近于真实，而又高于真实。

时间奇观：中国女排与国家发展历程的互文

横向比较近年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各国体育传记类电影，如刻画单场传奇赛事的《绝杀慕尼黑》和讲述个体女性成长历程的《摔跤吧！爸爸》，《夺冠》以从1979年至今横跨四十余年的漫长时间史诗赋予了“夺冠”一词更为丰富的含义：夺冠是中国女排的首次夺冠，是中国女排之后辉煌的“五连冠”，是多年之后重新“夺回”巅峰的一个历程，是中国女排一贯的目标，更是新老女排队员对女排精神的继承与弘扬。电影以画面艺术语言体现漫长的时间流动，又以画面的交错塑造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重合汇聚，体现新老女排的精神传承，表现厚植于中国人内心的荣耀与信念，使得《夺冠》成了影像美学与历史真实的“动态的‘视觉史料’，自然也是理解和阐释历史——不光是体育史也是电影史的重要史料”，这种不同于其他同类电影的史诗感使电影显得更为厚重而深情[5]。

影片以灰黄色调的画面回溯1979年，通过场景布置、人物形象展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真实景象；从1980年到2008年，又以时间的快速闪回将电影画面直接切换到现代，画面色调瞬间明朗化，展现出新的中国面貌，表现出在中国这一巨大的稳定空间下的时间流动。发展的不仅仅是国家，中国女排共同体也在不断发展。

“老”女排，其训练的关键词是严苛，彼时的中国体育人以身体的折损对抗外国人的科技与先进的训练机制，中国女排共同体中的每一个“小我”以伤痛和牺牲成就“大我”，换来冠军；作为新老女排连接者、时代串联人的郎平带给“新”女排的关键词变为改革——郎平回国扛起压力，改革训练机制，引进先进的训练理念，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监测对手，以战术操作让“新”女排能够以更高的效率、更少的身体损耗夺取胜利。被国家体育局领导评价为“比起‘老’女排差远了”的“新”女排，则通过睡在老训练馆、击球泄愤的情节，与“老”女排队员在同一个空间产生了交流，完成了信念的传承。

通过电影的艺术语言，新老女排完成了交接与传承，女排精神与中国时代的变迁产生了互文，做到了中国精神与女排精神的可信连接，将电影的史诗感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场面奇观：真实自我的尽情抒唱

中国女排这一共同体中的每一个真实自我，都是通过电影中的动作奇观场面和个人有限的故事化情节展现的。通过一场场训练、一次次比赛和一点一滴的成长，《夺冠》以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完成了对每一个个体真实自我的探索。体育电影的生命叙事，是指对体育关切人的生存、关切人的意志和成长的叙事[6]。电影用三类真实展现了宏大政治叙事下的人文关怀，完成了对人性的关切。

第一类真实是真实再现的训练与比赛场面。体育运动是身体的美学，是用训练有素的身体作极限对抗所完成的生命意志抒发。《夺冠》中中国女排队员的身体之美超越了固有的审美框架，镜头下的皮相之美从未被论及，而是升华至力量的展示和团体配合的节奏之美；同时，影片用异常直接的方式着重刻画运动员受伤的身体，通过真实再现的训练场面与动作奇观，让镜头扫过女排队员的伤痛与隐忍，使光辉呈现于镜头前的中国女排由为荣誉而战的“大我”回归到每一个队员的“小我”，“小我”用牺牲自我为国家而战，换来“大我”之成就。身体伤痛之外是时间的摧残。影片中多次提起“运动员有几个四年”，一代代中国女排经历运动员选拔、伤病、退役，到新鲜血液注入，于中国女排这一共同体是一个闭环；而于单个女排运动员的一生却是一去不返的直线，四十余年不懈奋斗为国而战，实质却是中国女排队员用身体细数时间，在时代洪流中残酷滚涌。

第二类真实是完整可信的人性塑造。体育传记类电影若着眼于个体，易将个人描写得过于传奇，而体育纪录片则更容易用一种中立的俯瞰姿态体现出无情，且缺乏艺术性。《夺冠》以一种平等而关切的眼光关照中国女排这一共同体中的所有个体，宛如一个亲密的旁观者，公正且包容地审视每一个人的真实人性，通过碎片化的剧情丰富其人格，点出了回归真实自我的主题。中国运动员在重压下忘记了运动的初心是热爱，其看似钢铁的躯体中也仍然有想家、畏难、爱美的普通灵魂。影片借郎平之口表达了让每一个“新”女排队员成为优秀的运动员，但更成为优秀、完整、健全的人的想法。电影探索了女排队员个体成长中的矛盾、尊严、牺牲与和解。

第三类真实是现役女排队员的真实出演。为了使运动场面真实可信，也为了获得观众的认同，现役女排队员出演了影片中的自己。无论是郎平之女白浪出演的青年郎平，还是惠若琪、朱婷、张常宁等队员的演绎，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的她们在镜头前展现的都是自己最真实的疲惫、愤怒与眼泪，令人格外动容。对于观众而言，她们的形象通过场场赛事已经镌刻于心，只是从赛事直播镜头转为从电影镜头观看这些熟悉的面孔，了解她们在比赛之外的一面。

作为为探索真实自我这一命题服务的情节需要，这三类真实都是再现的真实，而非绝对的真实，否则影片就将从体育传记电影变成纪录片了。在对场面奇观的展现中，影片也对性别对立与融合的主题进行了探索，让中国女排这一共同体中不同性别的力量最终走向了真正的团结。女性之间的团结与友谊也令人动容，团队精神借教练的那句“女排就是我们”得以不断重申，这种团队精神便是中国女排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所在，更是中国精神之中“国”的概念——国，是所有人民团结一致建造的家。

同时，电影通过对三场重要比赛的深描完成了中国女排四十年成长历程中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三个阶段。第一场，“老”女排在1980年除夕夜和江苏男排的对战，这是中国女排的成长期，她们通过第一次和技术特点、身高、体型接近国外顶尖女排运动员的对手过招，完成了见天地；第二场，“老”女排战胜“东洋魔女”日本队，是“老”女排的第一次辉煌，也是“五连冠”的开始，她们完成了见众生，与此同时，“老”女排背负着压力，并在之后的几代队员更迭中逐渐显现出颓势；第三场是“新”女排与巴西队的比赛，这场并非冠军赛，但却是中国女排重回巅峰状态的起点，在训练机制和战术策略都得到了改革的情况下，“新”女排队员丢掉胜负的重担，转变心态，终见自己。体育赛场上的真实自我，是真实人性与生命叙事，更是人文关怀——通过运动和竞争找到自己的初心梦想和本真，因为祖国日益强大，不再需要一场体育赛事来证明国力，这才给了运动员足够的底气，让他们可以从容地看待输赢，真正去享受运动本身。“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郎平这样说，是希望“新”女排不再以国家输赢为精神枷锁，不再把排球比赛的每一场输赢作为全部，而是真正做到享受体育、享受比赛、享受人生。电影借郎平之口，完成了对找回体育运动初心的精神传达，这不仅代表着时代观念的更迭，更暗含着对国家强大的感慨之情。电影选择不复刻奥运冠军赛，因其不只着眼于刻画胜利，也是为了表达要寻找体育精神中的真实自我。

综上所述，在体育献礼片题材的大框架和既知事件的真实性限制下，《夺冠》在可行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了深度探索。《夺冠》通过对比赛场面的客观再现，对角色性格的丰满刻画，准确地完成了对观众情感取向和心理诉求的预判，在时空画面交替中使演员与观众产生了感情共振。体育赛场上风云跌宕，代表着中国自身命运的变革，凝聚于体育影片胶片中的审美与艺术反思代表着创作者对时代与国家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解构，回归人本，思考人性的尊严、荣耀和矛盾，最终探索初心。电影解答了将中国精神与女排精神概念等同的原因，也对真实自我的新意完成了探索。在现实中过分多的冲突元素与过于确定的事实基础上，《夺冠》仍然以适宜的加减法完整而动人地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任务。而电影所展现的历久弥新的女排精神，更将被观众铭记心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2019-09-02)[2023-03-01].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9/02/content_5426485.htm.

[2][5][6]叶志良.从意识形态承载到生命叙事的转换——体育影片的叙事伦理[J].当代电影,2008(03):117-121.

[3]孙柏.《夺冠》：中国女排精神的时代变迁[J].电影艺术,2020(02):75-77.

[4]虞吉,张钰.“英雄性”与“英雄性审美”——论“献礼电影文化模式”的演变与重塑[J].当代电影,2020(0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