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背景下由“蜑”至“疍”的异化演变与文化考察-文化产业网

近些年，水上人家（疍家）受到研究者关注。经调查，知网围绕“疍”的研究数据表明，近十年（2011—2021）人们对“疍”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然而，针对疍家文化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亟待研究。其中，疍人族属这一关键性问题值得关注。目前，学界有一种倾向，即将不同时期的水上居民视为同一族群。如果以疍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及文化为基础，从将词汇语义学和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分析视角进行分析，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

由“蜑”至“疍”的历时演变

汉字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有的字自创制以来一直被人们使用至今；有的则被淘汰；还有的字，其义项发生改变。水上人家指中国南方以舟楫为家、浮泛江海的居民，但历史上他们的称谓发生了数次变化。

早期，人们将“但”人与“蜑”人联系在一起。“但”最早可见于《淮南子·说林训》，“使但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但”指人，这句话中“但”是动作的发出者，指不懂乐器的人。不然，吹出的乐曲怎会“中节而不可听”呢。《吴下方言考》认为，“疍”“蜑”本为“但”，“谓疍户与蜑户同本作但，后世改作蜑”[1]。然而，这里只能确定古时有“但”人，却并不确定“但”就是“蜑”。“然但为特别的种族，而和疍有关系，均未见于史书。”[2]

“蜑”被大量使用专指某个部族是在宋代。东汉时期，许慎并未将“蜑”字收入《说文解字》。晋以后，“蜑”可见于文献。唐人开始使用“蜑”字，但使用得并不广泛。据调查，《全唐诗》中，“蜑”只在陆龟蒙的《战秋辞》中出现过一次，“扰践冰碎，歼伤蜑夷”。显然，陆龟蒙是用“蜑”字指南方的某个部族。到宋代，“蜑”字已得到普遍使用，《全宋诗》中有38首诗使用该字。基于“蜑”字在宋代得到广泛使用这一现实，宋人徐铉在校订《说文解字》时将“蜑”字收录在新附字中，并将之释为“蜑，南方夷也。从虫延声”。从中可得出三点：一是将“蜑”字用作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二是这个族群和“虫”具有某种联系；三是“蜑”的古音为“延”。“延”是声旁，《广韵》中有“延，徒旱切”。宋人音读“延”和“蜑”一致。

“蜑”指古时西南地区的蛮族。蜑人在中古时期的生活地点和“蜑”具有南方部族的义项均有史料记载。《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晋代蜑人居巴郡一带。“汉发县，有盐井。诸县北有獽、蜑。”“晋太康初，将巫、北井还建平，但五县。去洛二千五百里。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民。”蜑人居巴州，势力不小。“天和初年，信州蛮、蜑占据长江山峡反叛，连接二千多里范围的徒众，自称王侯，杀掉刺史郡守县令等。”（《周书·陆腾传》）为安抚关切蜑人，地方长官采取绥怀策略。《南齐书·列传第三十五·高逸》：“建元元年，（明惠照）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蜑，上许为益州，未迁，卒。”巴东郡一带的蜑人以龙或蛇为部族图腾，以捕鱼贩运为业。与从事农耕的人相比，蜑人的生活方式非常原始落后。由于工作需要，蜑人不得不长年迁徙。

“蜑”也指宋代居于江海的蛮族。宋太宗初年，沿海可见大量蜑民。乐史修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岭南道一》，云“蜑”人为“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中有“蜑，海上水居蛮也”。蔡襄《宿海边寺》“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蜑船争送早鱼回。”苏轼《和陶拟古九首》“海康杂蛮蜑，礼俗久未完。”显然，宋人所称的“蜑”和南朝时期的“蜑”，生活空间完全不同，因此，也就不能将位于长江流域巴地的蜑人和岭南居于江海舟船的蜑人混为一谈。

“蜒”为“蜑”的异体字，从结构上看，两字差别并不大，前者是左右结构，后者是上下结构。两者在构件、读音方面完全相同。“蜒”不仅读音与正字“蜑”相同，还与“蜑”同义。之所以“蜑”字衍生出异体字“蜒”，是因为古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常用通假的做法，如“攷”是“考”的异体字，还有“迹”与“跡”、“床”与“牀”、“叹”与“歎”等。古人也用“蜒”指族群。《集韵》中“蜒”作“蛮属”解。这与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徒旱切，南方夷也”是一致的，均定义为族属。

“诞”也是“蜑”的异体字。《世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诞。”[3]西晋史学家陈寿《三国志·黄盖传》对“诞”有记载，“自春迄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诞”是“蜑”的异体字，因此，“诞”族即“蜑”族。“‘巴、醴、由、诞’，四字不成一个句子，而是四个族类的名称……诞，就是后来的‘蜑’。”[4]

“蛋”是“蜑”的通假字。“蛋通蜑。蜑丁、蜑户、蜑人、蜑民，其义均指我国南方以船为家的渔民。”[5]以“蛋”代“蜑”，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在抄写过程中出现讹误所致。“从‘蜑’到‘蛋’，其实是俗字演变的结果，这两个字的区别是‘延’和‘疋’的不同。把从‘延’的字写成从‘疋’，是汉字传抄时字形讹混的结果。从出土的材料和传世文献看，这一讹变产生的时间应始于唐朝。”[6]

“疍”为“蜑”的谐音修辞格。“疍”既可单用，也可作偏旁。凡从疍取义的字都与水上居民等义有关。将“蜑”和“疍”从义项方面等同起来，可见于宋代文人苏轼和杨万里的诗。苏轼在被贬谪岭南时有诗云：“蜑酒糵衆毒，酸甜如梨樝。”（《丙子重九二首》其一）“岂知流路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杨万里更有题为《蜑户》的诗：“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蹈浪花。煮蟹当粮那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夜来春涨吞沙觜，急遣儿童斸荻芽。自笑平生老行路，银山堆里正浮家。”苏轼用“蜑”充当风、雨、酒的定语，显然是一种虚指，文学色彩浓厚。杨万里的诗则更具写实性，其中的蜑人形象和如今的疍人已无二致。南宋人士周去非因在广西仕宦六年，随事笔记。其唯一传世之作《岭外代答》面广事繁，内容详赡，其中《蜑蛮》一篇中就有对岭外蜑人的详细记述，更具说服力，“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7]。

宋代“蜑”与明清两朝“疍”“蛋”称谓同属一类。目前，有学者将三者完全等同。“蜑实僚壮中水人的通称，今两粤仍有称蜑人为水上人或水户者。川滇壮族称河为Daan，唐樊绰《蛮书》译为赕字。现时广西壮人则称河为Dah为Dā。蜑字蛋字赕字乃系同音异译。”[8]

蜑、诞、蜒、蛋、疍均为低频词，除“蛋”之外，这些词与其他词搭配组合的能力不强，义域窄。“蜑”是本字，其余几个字为异体字或通假字。各字存废时间不一，其中，“蜑”“疍”存续时间最长，明朝以后，“蜑”字被“疍”字所替代。

“蜑”“蛋”“疍”的文化考察

“蜑”“蛋”“疍”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们所使用，而义项具有稳定性，其演变机制与它们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有关。

“蜑”最初只是为了区分族群而存在。古代西南地区居住了不同蛮族，《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中记载有“其属（巴）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蜑是其中一支，为廪君的先人。《世本·氏姓篇》中记载了廪君和巫诞的关系，“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太平寰宇记》承接《世本·氏姓篇》之说，也有类似“故出巫蜑”的表述，但由“诞”变成了“蜑”。段渝认为两者是一回事：“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9]潘光旦赞同“诞”即“蜑”“疍”，“‘巴、醴、由、诞’，四字不成一个句子，而是四个族类的名称……诞，就是……后来的‘蜑’，即今日的疍民。”[4-466]廪君是巴郡五支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推举的国君，《后汉书·南蛮》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務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務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这就是说，廪君就是如今土家族的祖先。但如果认为今日的疍民和巴郡蜑蛮为一出，那就等于说今日岭南疍人的祖先是土家族，这是值得商榷的。

蜑人崇蛇。“虫”作为“蜑”的形旁，是汉字对事物进行归类的表义符号，表示类属，疍人将其作为图腾。甲骨文的“虫”字像一条长蛇形，这和《说文·虫部》的解释一致，“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赤雅》中有载：“蜒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居水浒，或居水澜，捕鱼而食，不事耕种，不与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龙所在。自云龙种，籍称龙户。”[10]清人陆次云《峒溪纤志》：“其人目皆青碧，能辨水色，知龙所在，……又曰龙户，又曰昆仑奴，其人皆蛇种，故祭祀皆祀蛇神。”[11]牟华林引《南宁府志》：“蜑人有五姓，麦、濮、吴、苏、何，古以南蛮为蛇种，观蜑家神宫蛇像可见。”[12]时至今日，一些地方的疍人仍画蛇为祭，自云龙种。现在，福建很多地方的疍人还有崇拜蛇的习俗。

疍人江海行船，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年代，人们只能接受出海三分命的现实。当人们无力征服它们的时候，只能转向祈求某种超自然力量来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因此，疍人的宗教信仰大都和水有关，他们敬奉海神、水神。不少疍家人信奉妈祖、龙母。总体上，疍人为多神崇拜，在不同场合祈求不同的神灵保佑，如观音、玉王大帝、土地公公、财神、灶神、门神、北帝爷爷、四大天帅、伏波将军、龙母军帅、桂花姑娘、白云仙姑、七妖八怪、小将军、太阳公公、华光水将、三界爷神、大罗汉、刘三四姐、水上仙姑、莲花姑娘，等等。

“蛋”为后缀与词根构成名词或形容词时，往往带有批判和排斥义。“蛋”字出现得较晚。上古在“蛋”字出现之前常用“鸡子”表达“蛋”所具有的含义。中国创世神话中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这里“鸡子”指天地像鸡蛋般一样，是椭圆状。鸡子与鸡卵义同，“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有五色文……。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经十四月而生契。”(《拾遗记》卷二)《礼记·礼运》中鸟兽的“卵胎”，和今日的“蛋”同义，“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之”。在二十四史中常见两者并用。“‘鸡子’‘鸡卵’两词在二十四史中分别出现38次和37次。”[6-148]人们把宇宙想象成一个鸡蛋，认为人类由卵生而来，上古人们因这种原始思维将蛋视作生殖繁衍的象征。而卵后来引申为蛋和生殖器睾丸的意义。因此，用“蛋”指人时，往往带有明显的歧视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由“蛋”组成的词大都具有贬义，如针对人的贬抑之词有：倒霉蛋、笨蛋、坏蛋、混蛋、糊涂蛋、懒蛋、穷蛋、穷光蛋、囧蛋、傻蛋、王八蛋等。

疍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疍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民歌的一贯传统。在继承《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疍人将情与事的交融通过歌唱抒发出来。疍家人流行有一个说法：有水的地方就有船艇，有船艇就有水上人家，有水上人家的地方就有疍歌。疍歌往往用方言演唱，不同地方的方言不同，因此有不同的称谓。藤县水上船歌，广州、中山、东莞、北海、田东、阳江等地的咸水歌，沙田民歌，惠东渔歌，汕尾渔歌，三亚、陵水疍歌，临高“哩哩妹”渔歌，福州疍民渔歌等均异名同实，为水上民歌。

水上民歌一般为七言四句式，和竹枝词类似，但也有一些连章组诗，可用于婚嫁等特殊场合，以叹的形式抒发离别的深情。歌曲内容以爱情生活、风物见闻、惜别感恩为主，贴近现实生活。语言清新质朴，平易自然。水上民歌根据歌者的参与人数主要分为对唱、独唱和合唱。

水上民歌有对唱。疍人通过对歌表达爱慕，收获爱情。疍人在对歌过程中可以向对方展现自己的能力、性格、特点。虽然对唱双方采取相同的曲调句式，但只有最终能在内容上完美衔接、转换的技高一筹者，才能获得爱情的主动权。清代李调元《童山诗集·南海竹枝词》中有：“谁家心抱喜筵看，迎得花公结彩来。不知蛋歌定谁胜，隔帘催唤打糖梅。”在疍人的婚嫁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即男女双方联舟互歌，赓唱迭和。“蜑户……婚娶率以酒相馈遗，群妇子饮于洲坞岸侧。是夕两姓联舟多至数十，男妇互歌。”（清光绪《四会县志》）清道光《阳江县志》卷八中记载：“蜑，其种不可考……婚娶率以酒相馈遗。妇子饮於洲岸，是夕两姓联舟，多至数十艇，赓唱迭和以为乐。”清道光《肇庆府志》卷三记载：“婚娶率以酒相馈遗。群妇子饮于洲坞岸侧，两姓联舟，多至数十。男妇互歌。”联舟互歌是疍人侧面了解对方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即兴演唱的过程中，歌者的演唱水平、反应能力不仅会快速准确地展现出来，其性格特点会表现出来。

水上民歌还有独唱。独唱一般是为了抒情，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增加生活情调，疍人会随口哼唱歌曲，全然不讲究曲调、句式、内容。如广西平乐疍歌“啊咿呀嘎吔啊呀吔，上得歌游啊上得个啊嘞。啊咿嘎吔啊呀吔，打呀齐个地地啊力齐啊心的啊吔啊噻地起啊嘞”。除了闲适的歌曲外，疍人独唱更多的是为了排遣苦闷。“天高地大无立足，破棚烂艇难栖身。”疍家女子出嫁前，会通过哭嫁表达对亲人的感恩惜别，辞实而情深，如泣如诉。“亲娘，妈，我娘养通又是捱眼，亲娘，妈，我娘养通大时几艰难来。亲娘，妈，我娘生子有恩生女有用，亲娘，妈，我娘有返白花红花时都陪娘你愉人来。”

此外，疍家水上民歌还有合唱。如同其他民歌的劳动号子，疍人在作业，如打渔、摇橹、收网、出海时，为了协调节奏，勠力同心，提高作业效率，会进行合唱。如音乐家冼星海的疍家劳动号子《顶硬上》：“用力拉呀，鱼呀鱼呀满网，嘿咿、央海因、哈依欧、因海央，用力拉呀，鱼呀鱼呀满网，嘿咿、央海因、哈依欧、因海央，嘿咿、央海因、哈依欧、因海央。”成员分工明确，有主唱和合唱。“嘿咿、央海因、哈依欧、因海央”为同组作业成员的合唱，与主唱较为浓厚的情感色彩相比，合唱部分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合唱与主唱，刚柔相济，快慢结合，表现力十足。

传统礼法制约“蜑”“疍”“蛋”的语境和文化演变

“蜑”“疍”“蛋”之别在于语用。明朝以前的文人、明清朝廷、陆居人分别创设了“蜑”“疍”“蛋”三字使用的社会语境，使三字有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明朝以前“蜑”指蛮族，感情色彩为中性偏弱贬义。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中将“蜑”称作“蛮民”，“晋太康初，将巫、北井还建平，但五县……[有]奴、獽、夷、蜑之蛮民”。常璩树认为“蛮民”具有“戆勇”的形象，“涪陵郡，巴之南鄙……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无蚕桑，少文学”。《说文》中有：“蛮，南蛮，蛇种。”后引申为粗野等义。《周书》对“蛮”做了更为详细的定义，并将之和“寇贼”等同。“蛮者，盘瓠之后。族类蕃衍，散于江、淮之间，汝、豫之郡。凭险作梗，世为寇乱。”常璩所谓“戆勇”，其实是说蜑民“愚勇”。常璩曾在巴氐人李势手下任散骑常侍，对巴地蜑人非常了解。然而，给蜑人贴上“蛮民”“戆勇”的标签，多少还是对其有一些刻板印象。

宋人对蜑人比较友好。这从《太平寰宇记》《岭外代答》及其他在岭南生活的宋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太平寰宇记》的作者乐史，历经数朝，曾任朝廷文官，知识渊博，著述丰硕。他生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为南唐秘书郎。入宋以后，曾任平原主簿。太平兴国五年（980）举进士以后被擢为著作佐郎。后任过三馆编修、著作郎、直史馆、太常博士。这些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各类文献资料，所以他对蜑人应是非常了解。但在他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中，除了“蛮蜑”一词外，未见其他对蜑人负面形象的影射表述。南宋周去非在广西六年仕宦，近距离接触蜑人，对蜑人自然不陌生。他依据蜑人的不同工种，将他们分为木蜑、蠔蜑和鱼蜑三种。在《岭外代答》中，周去非单独安排一节写“蜑蛮”，聚焦蜑人的浮生，叙述非常客观。就连生性放达、风格豪放的苏轼，诗中也只是借用“蜑”之形象衬托其贬谪生涯的孤寂，对蜑人比较友好。

明朝开始普遍用“疍”指今天的岭南水上居民。与宋朝对待蜑人的方式不同，明清两朝对疍人怀有歧视。明太祖朱元璋让疍人另立户籍，将疍民置于河泊所管理之下，成为明朝水军的一部分。虽然朝廷将疍人编户齐民，法律上与陆居人等同，但是疍人的生活空间被压缩在水上，不能上岸定居，故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此外，朝廷从税收、军事角度考虑，将疍户“编户立里长，属河泊所，岁收渔课”。每年还要求疍人按时赋税，鱼课更加重了疍人的生活负担。疍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受阶级压迫限制、歧视、掠夺、摧残，很多权利得不到保障。“人们不但不允疍人们读书考试，而且不准他们陆居。不但不准他们陆居，甚至他们穿丝绸也不许可。”[1-101]“陆居权、受教育权、服饰穿着等一些基本权利都被剥夺。”[13]由于疍人不被允许陆居，不得不以舟楫为家。旧律不准疍人在陆地上居住，他们只能浮家泛宅，以舟楫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狭窄的小艇中，“男女活计世世未尝舍也”。“蜑人滨海而居，世世以舟为宅，贫者架竹为簰。”（《广西通志》）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中记载：“诸蛋以艇为家，是曰蛋家……”[14]疍人由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文盲在疍人中普遍存在。由于社会地位低，他们的基本生活资料都无法得到保障，“虽隆冬霜霰，亦跣足单衣”。（《阳江志·卷七》）没有政治地位的疍人被视为奴隶，“视之为奴隶，贱六品也”。（《侯官乡土志》）在此背景下，“疍”字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含有低人一等之义。

这种含有明显歧视义的称呼也是证明长江流域蜑人与今日岭南水上居民并非同一族群的有力证据。后者常常受到官府和陆地居民的歧视，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两地的“蜑人”并没有亲属关系。或者说，岭南疍人并非长江流域巴蜑人后裔。此外，明清文献有关水上居民的记载大都会写成“疍”，而不是“蜑”。如果岭南疍人是由巴地蜑人迁徙而来，就完全没有理由再造一个比“蜑”字陌生且难写的字。另外，安土重迁乃黎民之性，即使巴蜑习惯迁徙，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为什么弃家不顾？为什么不选择陆居而选择狭窄的舟艇居住？为什么选择风险极大、会危及生命安全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一支族群有理由选择背井离乡，放弃安稳的生活，去过一种浮泛江海、备受打压、生命安全都毫无保障的生活方式。

清朝中期，情况有所改善。雍正帝于1729年向广东督抚发布开豁疍户的上谕。“蜑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摒弃之处”，将疍民与陆居人等同。上谕发出后，疍民政治地位低、生活水平不高并未得到彻底改变。学者詹坚固认为，清廷此举只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为了政权稳定，为了压制绅权，为了移风易俗，增加国家赋税……根本目的是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的发展”[15]。

“蛋”指代疍人的时期，也是疍人的黑暗时期。陆居人视“疍”为祸患，干脆择“蛋”谓之。“蛋”指人比“疍”含有更强烈的贬义色彩，在此期间，疍人的权利被进一步压缩。他们不能与陆居人通婚，只能在水上人家内部寻找伴侣，清俞蛟《梦厂杂著》卷十记载：“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而蛋户惟麦、濮、苏、吴、何、顾、曾七姓。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16]陆居人从各个方面限制水上人家的生存与发展，包括教育、居住、商贸等方面。虽然民国时期政府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于1934年发出《查禁压迫歧视疍人》通令：“院野各属蛋民，多有被人压迫，如禁止蛋民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蛋民穿着鞋袜长衫，有病不准延医诊治，死亡不准抬棺柩上岸。”但由于政策并未得到完全落实，疍家人依旧处于遭受压迫、欺凌和歧视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