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城市意象选择与生成研究

摘要：意象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概念，从诗词类抒情文体到小说、戏剧类叙事文体，再到艺术化的生活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城市意象是在物象的丰富性与心象的多义性基础上融合生成的具有审美特质，体现独特情感志趣，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审美复合体。现分析天涯海角由自然景观演变为文化景观进而成为城市意象的过程。天涯海角作为城市意象的生成过程，就是在不同阶段借助不同的介质和途径，经过文学化、政治化、地方化和大众化的层层编码，使城市意象逐渐凝聚、凸显的过程。

城市是工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的产物，工业化带来的线性思维模式、城市生活秩序的理性原则和网络空间的虚拟特征使得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空间的流动、城市中人的感性生活变得不再重要，人与空间、物与我的关系构建需要新的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审视城市意象，以人的空间感受和空间想象为基础，在丰富多义、变动不居、有生命力的物质空间中，对城市进行重新认识和再度呈现，凝练出城市意象，成为一种文化建设的新尝试。

在新一轮的文化品质提升和开发方式转变中[1]，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自然、文化资源，从众多的信息中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能够体现城市特质的意象，是城市文化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城市意象的选择是找准城市发展定位的前提，是文化资源价值在城市建设中的最大体现。

作为城市意象的天涯海角——选择与凝聚

三亚是我国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其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温暖湿润的气候、椰风海韵的海天风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仅止于感官层面的认知是不够的，如何构建一个能够代表城市文化形象，突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城市意象，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与选择。本文以三亚城市意象生成过程中的意象选择、组合与再生等问题为例，展开讨论。

三亚拥有丰富的景观、建筑、文化遗存，其中对代表性物象的选择，要考虑审美意蕴、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与城市的契合度等多方面。在三亚的自然资源中，三角梅作为市花，具有花色鲜艳、花期长等特征，代表着“热情奋进、坚韧不拔”的城市精神，具备意象生成的要素。但是三角梅是珠海、深圳、厦门等多个适合其生长的南方城市的市花，不具有唯一性。三亚景观资源丰富，具有滨海特征的有大东海、亚龙湾、西岛等，具有历史文化积淀的有崖州学宫、鹿回头、大小洞天、落笔洞、南山寺等。但是这些以滨海特色、文化承载为主的景观与国内外同类城市景观相比，同质化现象明显，无法成为三亚独有的意象标识。节庆资源中，黎族的三月三、苗族的花山节不具有地域的唯一性，现代的婚庆节、音乐节缺乏时间的沉淀。作为文化资源的代表，三亚的文化遗存包括民族歌舞、民间故事和制陶、织绣技艺等，也不具备比较优势和稀缺性。

在众多资源中，天涯海角景观兼具文学意涵、历史积淀、传播效力和稀缺性，从诗词作品中对天涯的情感寄托到陆地最南端边界的确权，再到口头叙事中的地方认同，最后经由流行文化的助力，成为诗化审美、权力主导、地方叙事与文化转型合力的凝聚。在这一生成过程的构建中，或可窥见城市意象的生成条件与机制，为更多城市提炼核心意象提供参考。

由词语到景观的天涯海角

文人视角下的诗意情感空间

“天涯海角”一词的出现基于古人“天圆地方”的地理观念，限于人视野的局限。古人认为天、地和海是有边界和尽头的，《晋书·天文志》中：“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2]（南朝陈）徐陵《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3]这反映的就是人们对天地边界的认知。这种边界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面对宏大未知的广袤空间生出的迷茫、恐惧、入迷、敬畏等情绪的体现。人们借由“天涯海角”的说法获得一种假想的确定感，用以对抗未知和虚无。一直以来，“天涯海角”只是人们对邈远未知空间的想象，并没有具体的指代。（宋）张世南《游宦记闻》卷六：“今之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4]远去为官或经商在外所去之处都可以称为“天涯海角”，并没有明确的区域指向。“天涯海角”代表了一种物理距离，代指超出人们眼界和脚步所能到达的所在。这一地理词汇作为物象，具备很强的空间包容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边界与边际，二是天下与四方，这就为文人的情感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古典诗词中延展出浓厚的情感意绪，经由历代文人的锤炼打磨，固定为公认的“天涯海角”意象。

在古代文人对遥远之地的表述中，带有“天涯海角”“天涯”“天涯地角”字眼的诗词不胜枚举，其借助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情感内涵也不尽相同。常见的情感寄托有思乡之情、爱情、羁旅之情。天涯海角作为边际感的代名词，其所产生的疏离感与“家园”作为人类感情聚焦的中心点的本体意识是一对矛盾体。正是这种情感上的对立，赋予了天涯海角承载思乡之情的功能。

天涯海角作为空间概念，其代表地理距离的遥远。空间的阻隔造成人的分离，延伸出人各一方的离别相思之苦。天涯海角的边缘感、荒凉感与都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繁华感形成对比，引发了文人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思考。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远宦或被贬的处境产生的反差，使作为物象的天涯海角承载了落寞感、孤独感等人生失落的愁绪。诗词中的天涯海角往往与落日、危楼、落花等物象一起构成人类共通的对时空变换带来的无法把控的伤感的意绪，同时，作者借“天涯海角”一词所蕴含的张力，赋予作品辽阔壮大之美，用“天涯海角”一词，使意绪显得无限辽阔与广远，增加了情思的纵深感。

除这类悲情愁绪之外，代表共勉与洒脱情感的天涯海角的另一内涵也广为人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唐·张九龄《望月怀远》）一改落日夕阳的落寞，水、月与天涯生出无限纯美的想象，明月作为连接点和纽带连接天涯和海角，让天涯之远充满诗意。古典诗词使天涯海角从一种地理观念演变为具有诗意和审美特征的情感空间，赋予“天涯海角”一词丰富的想象空间。

政治权力中的地理符号生成

作为情感空间存在的天涯海角，在南宋时期首次作为地理标志出现，指的是广西南部沿海的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天涯亭与廉州（今广西北海市）海角亭。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天涯海角”条的记录“钦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辕穷途也”[5]，首次在书面记载中出现了有地物标志和有实地可指的“天涯海角”。

直到清雍正年间，海南三亚西南23千米处的下马岭海滨成为天涯海角的又一空间定位。三亚古称崖州，据《崖州志》记载：“下马岭，城东六十里，斜峙海湾，有一径可通行人。乱石棋布，潮涨即不能往来。为州治东路第二关隘，有汛驻防。麓有巨石，高二丈。雍正间知州程哲刻‘天涯’二大字于上。今通名此地为天涯。”[6]1727年，崖州知州程哲在海边巨石上刻“天涯”二字。在天涯石刻西侧的海角石刻是抗战时期驻守海南的王毅将军于1938年所刻。自此，天涯海角石刻产生，新的天涯海角地理坐标生成。

天涯海角地理空间的确立使诗词构筑的天涯海角的情感空间实体化，同时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即由文本阅读变为空间阅读。进行文本阅读的读者借助书写或印刷符号获取对天涯海角的认识并理解其意义，然后运用这些认识构建对作者所传达信息的合理解释与想象，生成情感体验，这是心灵与思想的阅读。空间阅读的实践者则需要身处实地空间，通过以视觉为主的自我感知，直接获得对景观的认识与理解，这是时空融合的身体力行的实践阅读。

天涯海角的阅读主体由之前的文人知识分子变为被贬谪的官员和百姓。阅读主体基于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行为及心理的场景阅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和情感体验。被贬官员是在仕途失意的人生低谷期，远离作为情感中心的家乡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的背景下阅读天涯海角自然景观，对比反差和失落感尤强。而当地百姓对天涯海角的阅读体验则与其有极大差异。以民间故事和传说为介质，当地百姓形成了对天涯海角的认同感与情感依赖。此外，相较于文学文本，空间场景构设和地理环境的建立产生了强烈的地理区隔和社会空间的界限感，从内陆到天涯海角需要千里跋涉，加之天涯海角所在之地“斜峙海湾，乱石棋布，有一径可通行人，潮涨即不能往来”。作为重要关隘，天涯海角位置险要，这增加了实践阅读的艰辛，也使得人与地之间的连接和情感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构筑了天涯海角阅读的新语境。

由景观到意象的天涯海角

口头叙事中的地方感显现    

    崖州当地民间流传着关于天涯海角的传说，有《阿海与海蝶》《三仙子》《爱情石》《海角女与天涯郎》《王子脱险》《马出角石开花的传说》《天涯海角祭祀神灵》等。天涯海角民间故事的背景是阳光、大海、沙滩、海风、椰树、渔村以及火山、海啸等具有浓郁海洋特色的环境，故事主人公的生产生活方式多为捕鱼和海上劳作，如《阿海与海蝶》中的阿海、《三仙子》中的黎族青年都以近海打鱼为生。民间故事中的生活场景则富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黎族的竹筒饭、竹竿舞，黎族的部落与图腾等构成叙事中的民族元素。这些元素共同完成了地方物象和生活场景的展示，构成了天涯海角物象的表征。    在对物象特征的描述中，民间口头叙事突出了天涯海角以礁石和海蚀柱为自然地貌的特征，构成了独特的石意象。叙事结构和叙事话语突出了天涯海角意象的民俗特征、爱情主题和家园意识；叙事视角上，由文人文本叙述、官方政治叙述变为地方百姓口述，地方百姓的叙事视角促进了天涯海角意象内涵的变化；情感上，由文人羁旅宦游引发的思乡之情、爱情以及广泛的愁情凝聚为抗争强权和伦理规范的爱情，同时生成了以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为特征的家园意识，使天涯海角意象由他乡的遥远与缥缈变为故乡的亲切与厚重。民间口头叙事体现了人地互动关系的互文性，强化了天涯海角作为视觉上的标志物和文化上的价值可识别符号的特征，完成了天涯海角意象的聚焦和再造。天涯海角意象作为叙事的核心，通过新的“能指”，完成了天涯海角意象的地方化构建。

流行文化构筑的海岛想象

20世纪80年代的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填词，徐东蔚谱曲，沈小岑演唱），以开放的姿态展示了天涯海角“四季春常在”“花果遍地栽”的热带风情。作为流行歌曲，其以朗朗上口的歌词、时尚的迪斯科旋律和清新欢快的风格，经由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风靡全国。歌曲赋予了天涯海角新的定位，就地理位置而言，其不仅指中国陆地最南端的三亚下马岭的海滩，而且成为整个海南岛的代名词。

《请到天涯海角来》创造了新的天涯海角意象的话语言说方式。歌曲以鲜花、果实为物象，“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柑橘红了叫人乐，芒果黄了叫人爱，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等词用民歌式的回环往复反复渲染天涯海角四季如春、花果遍地的新的景观形象，用春天的暖与果实的甜营造出童话般的理想空间。歌曲的言说方式将天涯海角意象的偏远、孤寂感抽离，代之以欣欣向荣的生命状态和幸福洋溢的生活向往，使其成为新的心灵栖息地。在新的言说方式中，间接隐晦的表达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通俗化的直抒胸臆，朦胧写意变为形象描述，完成了新的文化建构和表达。

歌曲的传唱与流行不仅对空间意义上的天涯海角进行了新的诠释，同时创造出一种新的面向大众的天涯海角意象，用新兴的流行文化将原有古典诗词赋予天涯海角的以愁绪为基调的情感从景观中抽离，然后以新时代的文化和审美情趣对天涯海角意象进行重新建构。将历史维度形成的地理想象与真实的景观感知相连接，理想化的地理空间带来的陌生感与新鲜感使人们对热带海岛的地域特色和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差异感知。

新意象构筑了一个在气候特征、自然生态方面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体验完全不同的海岛想象。海岛想象是在实有的地理空间中，在现实、期望与幻想之间，叠加了个人与时代的记忆与情感生成的一种文化意象。在中国传统的天涯情结滋养下，以地方记忆中的家园意识为基础，个体与大众、故乡与他乡融合构成了意涵丰富的天涯海角的意象。自此，天涯海角意象成为一个地区的地理标志，区域独特的文化符号、家园记忆与地方文脉存续的必要元素。

天涯海角作为城市意象的生成过程，就是在不同阶段借助不同的介质和途径，经过文学化、政治化、地方化和大众化的层层编码，使其意象的情感内涵得以凝聚的过程。

作为城市文化意象的天涯海角，杂糅了自然、浪漫、开放和包容，消解了城市的禁锢感和压抑感，成为连接人、自然与社会的实体化节点，使三亚具有了独特的气质和风格。天涯海角意象是城市形象的符号，是传播城市形象的媒介，也是构筑城市与历史、城市与文化、城市与人、城市与情感、城市与心灵的关键。天涯海角意象连接高雅与世俗，从文人情怀、地方情结变为一种对自由浪漫精神的向往，完成了由古典意象向现代意象的转变。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B/OL].(2020-11-03)[2023-04-01].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ivk_sa=1024320u.

[2]房玄龄,等.晋书（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6:278.

[3]李昉.文苑英华（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6:3661.

[4]张世南.游宦记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51.

[5]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M].杨武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38-39.

[6]张嶲,邢定纶,赵以谦.崖州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