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咏竹诗中的家园意识

    文同是北宋著名的墨竹画大师，深通庄学，他的咏竹诗受其生活和仕履的影响，蕴含着浓浓的家园意识，体现出其对回归家园的期盼，对归隐田园的向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守护。

“家园意识”最早是由海德格尔提出的，海德格尔在论述“此在世界之中”的在世模式时，认为其中包含着“居住”“逗留”“依寓”，即“家园意识”之意[1]。曾繁仁认为“家园意识”分为深浅两个层次，浅层次上有“维护人类生存家园、保护环境之意”；而从深层次上看，“家园意识”更加意味着“人的本真存在的回归与解放，即人要通过悬搁与超越之路，使心灵与精神回归到本真的存在与澄明之中”[2]。

文同（1018—1079），字与可，梓州永泰（四川盐亭）人。作为蜀中诗人和画家，文同一生为官清正廉明，被苏轼称为“清贫太守”，其人品才学在当时倍受士林推崇。苏轼在《书与可墨竹并叙》中称：“亡友文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3]文同在创作诗文之余，致力于墨竹画创作，苏轼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评道：“（文同）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4]文同的诗、书、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欣赏文同书画的同时，也应关注其诗歌的成就。文同诗歌中的“竹”就像陶渊明笔下的“菊”，是其诗歌中最为典型和最为常见的咏叹对象。

       对回归家园的期盼

宋代高度重视文治,文人地位很高，但自庆历以降，党政日趋激烈，文人仕途多不顺遂。文同常与时政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不像苏轼因态度激进而导致人生大起大落，但文同的仕途也并非坦途。熙宁三年（1070），文同守母丧服满，三月还朝，任职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当时王安石积极推行新法，对王安石变法，文同“独远之”，但因“与陈荐等议宗室袭封事，执据典礼，坐非是、夺一官”。其时朝廷正上演轰轰烈烈的变法与反变法的派系之争，许多正直的文人士大夫身不由己、裹挟其间，遭遇贬谪、离别等种种痛苦，文同是“上不害法”“下不伤民”的良吏和清官，他因议事被夺去尚书祠部员外郎的职位，这虽与派系之争关系不大，但他仍认为自己“居中无补”，而“请外尤频”，请求到陵州任职，竭力使自己远离政治漩涡。积极入世之志稍减，老庄出世之心大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因惧祸，常请外任职，多数时间任职于州府，但就算这样，官场的“蚁斗”“蜗争”仍让生性勤勉的他感到失落而又疲惫，他常常感叹“不分便衰闻蚁斗,可嗟俱妄见蜗争”（《和仲蒙夏日即事》）。在经历多年的宦海沉浮后，文同萌生了浓浓的思乡之情。在宦途中，他每当见到“云烟飘泊树微茫，一岸人家带夕阳”这样与故乡农庄相似的景物时，便会感慨“欲上高原便回音，可怜风物似吾乡”（《槐庄渡口》）。在京城汴梁，文同面朝西南方向，登高望远，作《临高台》：“临高台，望故乡。地千里，天一方。极目外，空茫茫。孤云飞，不我将。安得羽翼西南翔。”[5]该诗把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的思乡之情描写得丝丝入扣，迷茫、孤独感油然而生，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慨，也有无法归乡的无奈之情。文同把对故土的思念，对亲人的想念，对墨君堂前那一杆杆翠竹的怀念诉诸笔端，或作诗撰文，或绘墨竹，一解自己的忧愁思绪，于是他的作品中就有了浓浓的乡愁。

       对归隐田园的向往

纵观文同的一生，入仕之初，他怀揣的是“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的理想，但历经坎坷，特别是熙宁夺官后，其积极进取之心日益消退，而归隐田园之心愈炽。家乡的竹子既有“修篁揭其间，万个挺若箭”（《晓入东谷》）的蓬勃英姿和阳刚之美，也有“飞尘不可入，竹树围清涟”（《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的轻柔婉约和阴柔之态，不仅令文同魂牵梦绕，也激发了其归田之志。其《永泰刘令清曦亭》云：“露下蒙花重，风来泛竹轻。何须嫌五斗，持此谢渊明。”在家乡的青雾、徐风中，面对优雅高洁的竹子，文同想起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便产生了归隐田园之心。熙宁八年（1075）的夏天，文同在汉中任职期满，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永泰老家待阙。其间，文同在《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气爽神自乐，世故便可捐。却忆为吏时，荷重常满肩。”与亲友乡邻的团聚，让他格外轻松愉快、神清气爽，但是“行将佩守符，复尔趋洋川。山中岂不恋，事有势外牵。尚子愿未毕，安能赋归田”，短暂的欢愉即将结束，自己又要出守洋州，何时才能够归田。其实，文同早在嘉祐七年（1062）还乡丁父忧期间，就曾写下大量表现归田之志的诗篇，如《早晴至报恩山寺》：“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开远水双鸥落，日照高林一雉飞。大麦未收治圃晚，小蚕犹卧斫桑稀。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马林间步月归。”他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了游报恩山寺归途中的所见所思，这一个个场景透露出文同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热爱之情。常年奔波在外的文同变成了东谷美丽家园的一名过客，所以这首诗中“信马林间步月归”的“归”字不仅有着短暂地回归家乡之意，更是一种精神寄托。

再如其《墨君堂晚晴凭栏》：“墨君堂中看新霁，十里平林铺净绿。青烟一去抹远岸，白鸟双来立乔木。戴胜入园蚕已老，栗留过陇麦将熟。坐等月破东岭云，自取帘钩更高轴。”从墨君堂看去，炊烟袅袅、树木林立、鸟雀翔鸣、自然生态优美，村民植桑养蚕、种栗种麦，这里民风淳朴，这就是文同心心念念的家乡，是短暂停留后又要回京赴任的游子的精神寄托。文同还有一些描绘田园风光及乡村生活图景的诗篇也饶有情趣。文同的这一类诗运用了山石、拂松、竹、烟、麦、蚕、鸥、雉、鸟等意象，勾勒出一幅幅宁静祥和的山村美景图，该诗虽未完全围绕竹来写，但“竹”这一意象仍是其核心，竹在文同诗境中的地位很像菊在陶渊明田园诗中的地位。

       理想的人格追求

纵观文同的一生，其爱护动植物，修建园亭，呵护山林，为官公正清廉，关注民生，惩恶扬善，兴教办学，体现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仁者爱人”的思想。其《咏竹》诗：“竹，竹。森寒，洁绿。湘江滨，渭水曲。帷幔翠锦，戈矛苍玉。心虚异众草，节劲逾凡木。化龙杖入仙陂，呼凤律鸣神谷。月娥巾帔静苒苒，风神笙竽清蔌蔌。林间饮酒碎影摇樽，石上围棋轻阴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悦椒兰，陶先生归来但寻松菊。若论檀栾之操无敌于君，欲图潇洒之姿莫贤于仆。”一字至十字成章，形式独特，从竹的外在颜色、生长地方入手，进而从竹子的形态，以及竹子所蕴含的气质等不同角度进行描绘，诗中饱含对“屈大夫”“陶先生”的尊重和敬仰，是一首竹子的颂歌，更是文同的精神寄托。文同不仅喜爱竹子，对野生动物也爱护有加。其在《和子平吊猿》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汶山花平僧”送来一只已经驯熟，褪去了野性的“匡猿”，虽然有专门的“豢夫”每日对它精心饲养，但它还是夭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只惹人喜爱“看不足”的猿猴很快死去了？文同认为那是因为“重峦复岫本其乐，大薄长林违尔志”，山川森林才是猿猴的乐土，把它豢养起来就是违背了它的天性，而这正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另外一首《谢夏文州寄金钱狨》：“天地生奇兽，朝廷宠近臣。覆鞍须用此,投网为何人。梨栗恩虽厚，云山梦想频。烦君远相惠，时为一沾巾。”也表达了相似的思想，人们捕捉金钱狨后用“梨栗”来喂养，表面来看是对它恩宠有加，但在文同看来，金钱狨就应该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对被关起来的野生动物来说，云山才是适合它们生存的地方。

在地方为政期间，文同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如在陵州任职期间，他曾上奏朝廷《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臣自至当州，访问得所以为其民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内仁寿等四县百姓每岁输陵井监煎盐木柴，共计三十八万四千二百余束也……自许人开作卓筒之后，部下至今已及数百井。故栽种林木，不能供得公私采斫，以至山谷童秃，极望如赭，纵有余蘖，才及丈尺，已为刀斧所环，争相剪伐，去输官矣，人既匮极，草木亦不得尽其生意。”陵州盐业发达，由于陵州老百姓需要向官府交纳用于煎盐的木柴过多，因此当地滥砍滥伐现象严重，树木才长出枝丫就被砍去，大自然失去了葱葱郁郁、生机勃勃的景象，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整个山川河谷出现“童秃”现象，于是文同上奏朝廷，祈求减少上交木柴的数量，保护自然环境。其《筹笔诸峰》：“君看筹笔驿江边，翠壁苍崖起昼烟。正是峡中佳绝处，土人休用作畲田。”在对筹笔驿自然风光大加赞赏的同时，诗人表达了其对当地人野蛮烧荒垦地“用作畲田”，破坏自然环境的担忧。文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显示了文同生态意识的自觉性。可以说，文同的诗构筑了超凡脱俗、淡泊名利、思乡念乡和归隐田园的精神世界，守护着从庄屈陶以来的文人共同构筑的理想的人格追求。

       对精神家园的守护

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指出：“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这是其对文同“成竹于胸”的画竹理论的见解，也是家喻户晓的成语“胸有成竹”的由来。熙宁九年（1076），文同在洋州城东北的山谷开辟了一处园林“筼筜谷”。山谷底部有一湾溪水，环境清静幽雅，加之当地生长的竹子又高又粗，文同喜爱有加。政务之余，文同常带着家人到此赏竹、画竹、吟竹。其《筼筜谷》云：“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两岸烟蒙蒙。寻幽直去景渐野，宛尔不似在尘中。”宽广清澈的池水，两岸烟霭中蒙蒙的竿竿翠竹，两相映衬，相得益彰，给人以飘飘欲仙，不在尘世的错觉。除了开辟经营筼筜谷，文同还流连于洋州的郡圃园林、亭台楼阁，作了《守居园池杂诗》三十首。文同把这些诗歌抄录下来并赠送于苏轼、苏辙和鲜于侁，他们三人都有和诗，比如苏轼的《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苏辙的《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鲜于侁的《洋州三十景》。一时间，筼筜谷和洋州声名鹊起。文同的诗、画为包括苏轼在内的后人搭建了一个可以庇护心灵的精神家园。

元丰二年（1079），文同离京至湖州，于当年正月二十一日疾卒于陈州宛丘驿馆。同年二月，苏轼闻文同讣作《祭文与可文》；三月苏轼至湖州；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曝书画，见文同送他的《筼筜谷偃竹》，“废卷而哭失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文同与苏轼一共见过两次面，苏轼《题文与可墨竹（并叙）》有云：“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可见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文同与苏轼同朝为官，对于当时的“时论”，文同表现平和，不偏不倚，“未尝有所向背”，但是苏轼屡次上书评论，并对时事亦多有“讥诮”，文同看在眼中、急在心里，“苦口力戒之”，后来苏轼任杭州通判，文同在送行诗中写到“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可见两人交情之深。苏轼对文同墨竹画的艺术实践是心摹手追的，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说：“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文同把作墨竹画的技法告诉苏轼，但是苏轼没有对竹子的深刻观察和理解，达不到“胸有成竹”的境界。其实，苏轼墨竹画“一杆到顶”的技法在表现形式上是有别于文同的，但是正如《画史》中所说，“苏轼出于文与可”，苏轼自己也说他是“拈”了文同的“一瓣香”，“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文同墨竹画的艺术理论经过苏轼《净因院画记》《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及苏辙《墨竹赋》等的阐释和推广，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赞赏。文同、苏轼等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文人画的兴起，是自宋迄清文人画繁荣发展的肇端。一幅《筼筜谷偃竹图》联系着文同和苏轼的友谊，体现了二人的人生经历、官宦沉浮，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共同的精神家园。

文同咏竹诗中体现出的家园意识，除了能够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外，还强调了社会的和谐之美，最后表达出生命万物的相互依存、命运与共。文同通过竹与自然的对话，达到精神上的超脱，最终回归自然，找到心灵依托。文同咏竹诗中的家园意识是《诗经》、老庄思想以来的中国古代智慧的延续，影响着今天的美学理念。

       注释：

[1]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

[3]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苏东坡.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0.

[5]文同.丹渊集[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