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调查 ——基于广东省M市5所高校调查分析-文化产业网

当前高校用好红色资源育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但在理论和实践中，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面临传播困境。现选取广东省欠发达地区高校数量较多的M市作为代表样本，以党史学习教育期间的新闻报道为统计数据，分析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面临的传播困境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探索性提出基于控制论传播模式的双主体传播模式：共建案例式红色资源库、共享沉浸式红色基因库和共悟交互式红色社区圈。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为了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高地，也是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承担着“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重要使命[1]。高校党史育人工作既是党史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用好红色资源，对高校党史育人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问题的提出

高校在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方面，应“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深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2]。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和资源的有机整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后形成的可被人民群众开发利用的物质形态、信息形态、精神形态的历史遗存[3]。区域红色资源除了具备红色资源的各种教育价值外，还在“融入在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4]。但教育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红色资源转化为优质教育资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路径加以转变”[5]。在现实中，“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其功能价值也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更没有取得很好的育人效果，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传播、认同、内化三个环节”[6]。其中，“传播环节是认同和内化环节的前提与基础”[7]。在当前的党史教育中，将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中，并破解其传播困境，已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关于红色资源传播的研究逐渐增多。在大众媒体时代，有学者从受众角度提出红色文化的“营销传播”，即根据受众的特征进行传播策划，从而使传播契合受众的习惯，得到更高的“触达率”[8]。因为“受众是文化传播的归宿，他们决定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所以在传播过程中也要重视“重建受众意识”，通过媒介以及内容引导受众“提升媒介素养”[9]。关于红色资源传播内容，有学者提出，在当代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要“将理论变成故事，加速内容传播”[10]。面对新媒体的冲击，学者们加大了对相应传播策略的研究力度，提出根据不同类型进行渠道划分，进而提高受众“触媒”效率的策略[11]。在理论方面，学者们在受众、内容和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传播主体的研究则较少。

归根到底，高校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红色资源在高校党史育人中的传播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M市5所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调查分析

广东省M市地处广东省西部，GDP约和全国平均数持平。M市是广东南路革命的重要活动区域，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了一大批革命烈士，红色资源十分丰富。据不完全统计，M市现有老区面积5120.64平方千米，占全市总面积44.69%；全市有老区的乡镇（街道）103个；革命遗址达500多处，其中经省认定的有269个[12]。此外，M市高等教育资源也十分丰富，截至2023年3月，全市共有6所高校。因此，在该市开展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调查具有代表性。

在M市6所高校中，因为其中1所高校为近年新建，且是其他地区高校的分校，所以不列入本次调查范围。本次调查选取5所高校为调查样本，分别用A、B、C、D、E来表示。调查方式为对5所高校官网报道的高校党史学习教育的信息进行分析。统计时间段从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启动时间2021年2月1日起至2023年1月31日。调查内容根据笔者理解的区域红色资源传播路径预设分为理论学习、参观实践、教学相关、校园文化和其他5类。经调查统计，其他类仅有5个，占比仅为4%。所以传播路径分为理论学习、参观实践、教学相关、校园文化和其他5类是具有较高信度的。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数量总体偏少

M市高校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其间报道的新闻达到359条，如下表所示。其中有2所高校的相关报道都达到100条以上；总体的区域红色资源融入比例为21.7%，相当于每5次党史学习教育中就有1次融入了区域红色资源。有2所高校的融入比例达30%以上，有一所高校的融入比例最低，为2.4%。现阶段M市高校利用区域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比例整体偏低。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及党史学习教育次数统计表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次数

党史学习教育次数

区域红色资源占比

2.4%

129

32.6%

134

16.4%

36%

14.3%

汇总

359

21.7%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频率相对集中

红色资源记录了中国革命活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学习的频率相对较高。如图1所示，首先是在7月1日建党节前的6—7月，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频率高，其中6月18次，7月10次，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三位，远高于平均频率6次/月。其次是9—10月的国庆学习热潮。另外4月和12月也是一个高峰期，原因是随着2021年2月党史学习教育的启动，4月迎来一波学习热潮，而12月是学习教育总结期。其他时间段如2月（寒假期间）、8月（暑假期间）则处于低峰。图1统计的数据集中反映了M市高校在融合红色资源方面还停留在任务驱动阶段，6—7月、9—10月呈现双高峰，4月启动期和12月总结期是另一个双高峰，任务驱动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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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区域红色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播频率统计（作者自制）

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方式以实践参观为主

自2021年2月1日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M市高校的学习积极性普遍较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革命历史学习。但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比较单一，仍然以参观实践为主。如图2所示，根据作者统计，实践参观方式有59次，占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方式总数的76%；排第二位的校园文化仅有7次；此外，与教学相关的有3次。“红色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同时通过红色资源开展教育往往能够获得较好的教育效果，取得较大的‘产出’，而且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的投入都相对较小。”[13]M市高校目前在利用区域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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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的传播路径统计（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M市高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积极性高，但在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方面，目前还存在总体传播数量偏少，传播频率集中，传播方式单一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观方面为高校可能存在任务驱动的动机，客观方面为红色资源传播源解码存在障碍。调查发现，红色资源管理方与高校联动较少，缺乏深入的协同。为破解当前的传播困境，应增强红色资源管理方与高校两个主体的联动，探索建立更适应新时期党史学习教育要求的传播模式。

校馆“共建共享共悟”的传播模式探索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推进和深化，M市在具有教育意义的红色资源点建立了革命纪念馆。据笔者调查，M市大部分革命纪念馆的建设主体和传播主体都是分离的，其按照常规设置了馆长、讲解员，但没有专门的宣传人员。这种依托纪念馆线下传播的模式是一种线性传播模式，“传者”和“受者”都是单向的，双方没有或较少联动。这种传播模式很难适应当前党史学习教育的要求。根据调查情况和对实践探索的思考，笔者提出校馆“共建共享共悟”的传播模式。

理论基础

原纪念馆线下传播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线性传播模式：5W模式。纪念馆方作为“传者”，编辑了红色展陈的“讯息”，通过纪念馆等“媒介”传播给高校“受者”，产生了系列“效果”。在这个模式中，高校很难达到党史学习教育“知、情、信、行”合一的要求。此外，高校作为这种模式的“受者”，也很难将“讯息”再传播给学生。

根据奥斯古德—施拉姆控制论传播模式，传播是双向性、循环性的。每一个传播单位都兼有两重身份：“传者”和“受者”。传播单位具有四种功能：传送、接受、编码和译码。每个主体都是编码者、释码者和译码者综合体。编码和译码通过符号进行传播[14]。从目前情况来看，高校具备红色资源译码的基础能力。一旦编码同步，高校将释放出强大的红色资源传播力。奥斯古德—施拉姆控制论传播模式适合目前校馆双主体模式，可以通过加强联动促进区域红色资源在高校的传播。

校馆共建案例式红色资源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5]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受众运用红色资源进行学习的方式也在变化。笔者团队曾经对22所高校4746名大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在党史学习途径偏好方面，大学生最喜爱的途径是纪录片、电影、电视剧等影视作品；在新媒体方面，短视频最受大学生喜爱[16]。受内容、技术门槛和专业团队等因素限制，高校和区域红色资源供给方都无法单方面持续提供这些内容。校馆共建则可以较好地配置内容素材和作品输出。基于此，校馆双方可以共建起符合时代和受众需要的资源库，融通“编码”和“译码”的传播门槛，从而使得红色资源传播有统一的依据，“释码者”的圈层扩大到学生群体，进一步增强红色资源的传播效能。根据教学学习的需要，该资源库适宜以案例式数字资源存在。案例式红色资源既可以直接用于课堂教学和理论学习，也可以由师生加工成主题视频再进行传播。笔者曾和学生一起参加M市党员教育视频比赛，学生借助纪念馆资源完成作品的效率和质量较高，传播自身作品的积极性也很高。校馆共建案例式红色资源库可以推动传播红色文化成为高校党史育人中自觉的主流传播。

校馆共享沉浸式红色基因库

党史学习是一个“知、情、信、行”合一的过程，“要想方设法调动受教育者的情感”[17]。“目前利用红色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的主要模式仍然还是停留在认知教育的层面上，对情感环节的关注度远远不够。”[18]参观体验是激发情感的重要途径。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推进，各地革命纪念馆数量不断增加，基础建设不断完善。同时VR资源也在不断增加。如截至2023年2月，“打卡广东红”小程序中192个实地打卡的纪念地，其中110个已实现VR打卡。如何利用现有的红色资源充分调动学习者的情感？从目前情况来看，除增强展陈感染力外，还可以举行公祭人民英烈、瞻仰教育基地等群体感化活动。“感化教育效果是深刻的、稳定的，通过群体感化教育，能够使优良作风等深入广大受教育者的心中。”[19]群体感化需要“直观形象的感染”，实施过程中需要参与者沉浸在其中。高校可以在当地筛选一批沉浸力强，具有实施线上线下群体感化活动条件的红色资源，逐步建立起能够激发师生爱国爱党情感的红色基因库。

校馆共悟交互式红色社区圈

“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尽管优质的内容对于受众的吸引力有着较强的决定作用，但受众的喜好更直接地体现在对相关内容的认可、讨论和参与等效果层面。”[20]革命纪念馆如果被动地等待受众前来参观，而没有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则很难起到长期教育的效果。根据笔者调查，受众对线下传播内容较为认可，但受众认为革命纪念馆在媒体上的出现频率偏低，周围群众分享的意愿也偏低[21]。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31亿[22]。高校师生是互联网的生力军，如果校馆双方打通线上线下的传播渠道，那么红色资源就能打破原传播圈层。例如上海推行校馆共建模式，与一大会址等红色资源点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并且组建红色文化传播学生志愿服务队，共同推动上海的红色资源在高校乃至全社会的传播。校馆双方应立足于现有资源，协作合作，通过统筹策划，构建互动性强的红色资源传播矩阵。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广东省M市5所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调查，通过分析其目前存在的传播困境，提出了以“奥斯古德—施拉姆控制论传播模式”为理论基础的校馆“共建共享共悟”传播模式。通过调查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红色资源融入M市5所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数量总体偏少，传播频率相对集中，传播方式以实践参观为主，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的传播模式主要为依托纪念馆线下传播的线性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融通“传者”和“受者”双主体的校馆“共建共享共悟”的传播模式：共建案例式红色资源库，共享沉浸式红色基因库，共悟交互式红色社区圈。本文可以为进一步探索区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党史育人的传播路径提供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方法，为欠发达地区利用区域红色资源提高党史育人效果提供参考。

由于研究资料等条件的限制，本文通过几所高校官网资料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其科学性和推广性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验证。另外，在实际中可能存在教师课堂融入区域红色资源教学和师生到区域红色资源点参观等事件没有在学校官网进行报道的情况，因此，本文提出的校馆“共建共享共悟”的传播模式论证还不够深入。

注释

[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4-18.

[2]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Z/OL].(2017-02-27)[2023-03-20].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7/content_5182502.htm.

[3]渠长根,闻洁璐.红色文化资源研究综述[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02):179-187.

[4]杨现勇.区域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在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与策略——以江苏红色文化资源为例[J].文化学刊,2020(11):111-116.

[5][6][7][13][17][18][19]朱小理. 红色资源转化为教育教学资源的方式及路径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1.

[8]曾振华.红色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传播策略[J].当代传播,2008(06):97-99.

[9]洪芳,王政,褚凰羽.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受众研究[J].新闻界,2011(02):19-21.

[10]王宇龙.红色文化传播的时代价值——以“广州红色文化讲习所”为例[J].传媒,2020(01):61-62.

[11]李斌.新时代赣南红色文化传播价值和路径思考[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41(02):27-31.

[1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第21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