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言看文化——以诸城方言中的名词义类为例

山东省诸城市的方言属于胶辽官话片区，在普通话日渐普遍的今天，诸城方言展现出其独有的地方魅力，以某种变化适应着社会发展。现以诸城方言中的名词义类为例，以例证的方式浅析诸城方言的特色，以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潜在原因和文化意义。

诸城方言是北方方言区胶辽官话下东潍片区的一个重要分支[1]，其方言特色十分明显，无论是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方面，还是在叹词、副词和语气助词方面，都带有不同于山东中西部地区的“胶州味儿”，其既与普通话的发音和意义大不相同，又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山东方言的特征。但同时，由于诸城市地处潍坊、青岛、日照三市的交界处，并不是纯正的胶辽官话，所以这种特征又与潍坊市和青岛市的方言有所区别，呈现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如在名词义类中，以“辣丝子”为代表的地方特色食物名称，不仅展现出了当地人对事物命名的思想逻辑，更以一个“子”为结尾体现了诸城方言的语言习惯；再比如，以“上某地”“家去”等为代表的动宾形式的动词短语，体现出当地人民说话简洁流畅的语言习惯；在形容词的表达上，诸城方言往往会用叠词的方式[2]，来增强形容词的表现力，如形容价格高昂用“大贵贵”来表达，形容路途遥远用“大远远”来表达，形容人的性格文静则用“稳住住”来表达；而诸城方言中的副词一般为“奇”，意为挺，表一般程度的修饰；“刚”，意为非常；“血”，意为极其，表强烈语气；一般在这些副词后面加上形容词来增强形容的程度。本文将视角聚焦于山东省诸城方言的名词义类的解析，对不同类型的名词进行示例分析，并以此来探究隐藏在这种语言使用习惯背后的原因[3]。

称谓名词

诸城方言中，与山东许多地方的方言和全国普通话不同的，首先是部分亲属称谓的变形。如许多诸城当地人将普通话中的“姐夫”叫作“哥哥”，这个语用现象并未均匀地体现在诸城市的某个镇或者街道，成为诸城方言的显著特色，而是集中在以桃林镇、辛兴镇、龙都街道、舜王街道等几个与市区相近，受市区辐射影响较快、较明显的几个乡镇和街道上，或者出现在某些家中后代人数较少的家庭中。究其原因，山东诸城东临青岛，北邻潍坊，南临日照，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容易受到沿海经济的影响，而经济发展往往能带动当地文化的快速转变，诸城城区则更加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经济带动文化所产生的剧烈变动。所以，用“哥哥”来代替“姐夫”这一语用现象，一方面符合当下人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希望自己不落伍、不希望被“叫老了”的心态，展现出了一种自我的年轻心态，是对传统文化的轻度背离；另一方面，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亲属关系，将不是本姓氏的“姐夫”当作自己的“哥哥”，不仅使传统父权主导下的亲属关系超越了血缘限制，也在更大程度上将两个不同的家庭结合得更加紧密，这对于两个家庭来说有着互帮互助的现实意义。除了这种现象之外，很多连襟之间，也会将“姐夫”与“妹夫”等称谓改为“兄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父权社会的冲击，表现出当地文化向以女性家族关系为核心的方向转变；而姑姨的子女之间的表亲关系，也渐渐地由“表兄弟姐妹”转变为“兄弟姐妹”。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80后”“90后”和“00后”多为独生子女。随着独生子女家庭或双女家庭的增多，女方家庭便会将更多的期望和对后代的关注放在女婿身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哥哥”显然比“姐夫”更有“人情味儿”，且女方家庭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女婿作为女方家庭中的男性成员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样一来，两个不同的家庭也会通过这种更加亲密的称谓方式，淡化山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宗法观念”，更有助于提升两代人的生活福祉。

其次，除“姐夫”变形为“哥哥”的例子之外，诸城方言中还有一些语用残留现象。例如，在诸城方言中，“青年”和“嫚儿”有着特殊的文化意味。在当前社会，人们常用“帅哥”和“美女”来指称陌生的男女，以此作为引出话题或向陌生人打招呼的开头语，如“帅哥，打车吗”或“美女，借过一下”等句式。然而在诸城方言中，虽然“帅哥”和“美女”在一定程度上与全国的用法一致，但是这两个词却在大多数时候被“青年”和“嫚儿”这两个词所代替。“青年”在诸城方言中一般是指青春期到未婚之间的年轻男子，或指面相较为年轻的男子；“嫚儿”是指青春期到未婚之间的年轻女子。在当地，用这组词语来称呼年轻人时，在词意的褒贬上往往倾向于褒义或中性。虽然诸城方言中也会用济南话中的“老师儿”来指代陌生人，但是诸城方言会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身份的人采取单独称谓，这种特殊称谓也是诸城方言的特色之一。

最后，诸城方言中对一些约定俗成的称呼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区别。如，“姥姥”在诸城方言中被叫作“姥娘”。“大伯”和“伯母”被称为“大爷”和“大娘”；“二伯”和“二伯母”则被称为“二子爷”和“二子娘”，但是“叔叔”和“婶婶”却被称为“大大”和“娘娘”。姥姥将“外孙”“外孙女”一律统称为“外甥”，舅舅也将“外甥”和“外甥女”统称为“外甥”，这种称呼习惯并不区分“舅舅”与“姥姥”的身份差异。从这种名称的细分和粗略分类上可以简单判断出，诸城称呼方言受父权社会的影响较重，不太关注女方家庭。对应普通话中的“叔叔”和“阿姨”，“叔”这一称呼一般用于称呼陌生男子，或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同理，“姨”这一称呼也用来指代陌生女性，或无法判断出具体年纪的女性长辈，这二者都是随着近几年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独立语言现象。这些称谓名词的转换和变形，无一不展现出亲属关系、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等不同方面对方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生活名词

在日常生活中，名词最能反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往往也是一种方言区别于其他方言的独特标志。诸城方言中对许多常见的事物往往有着独特的称呼。如在普通话或许多地方方言中被称为“簸箕”“撮箕”“垃圾铲”“灰铲”的卫生工具，在诸城方言中被称为“托子”，意思是人们可以用这个器物将垃圾或其他秽物盛起来，放到垃圾桶内，其十分形象地展现了“承托垃圾”这一动作，故以此命名。板凳被称为“杌子”，特指方凳、小方凳，或便于临时就座的家什。“杌子”区别于椅子、沙发等能够长时间休息的家具，一般用于临时会客或短暂使用的场景，这与诸城当地人民乐于串门交往的习俗和热情好客的性格息息相关；同时，由于诸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地人民并没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因此在人们回家休息或就餐的时候，“杌子”这种简单便利的日常小家具能够很好地契合多种多样的使用场景。

除了将方凳称为“杌子”之外，诸城方言还将马扎称为“交叉儿”，其是用马扎可以交叉成形的外观特性来命名的，这体现了诸城方言对物品命名的独特思维模式。“交叉儿”与“杌子”的使用场景类似，都用于临时会客或暂时挪作他用。但是相比于“杌子”放置在家里的堂屋（即客厅），“交叉儿”一般放置在“过道儿”（即大门入口处的一个宽阔走廊）或“饭屋”（即厨房）中，人们的坐姿也多为半蹲姿态或蜷腿坐，所以“交叉儿”的使用场景并没有“杌子”那么正式，这种随意的使用方式，体现了诸城人民接地气、朴实的性格特点。在诸城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交叉儿”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老年人走街串巷时常常会随身携带以随时休息或者进行短时间闲聊；家中的“劳力”（对为家中提供主要经济来源的成年男子的简称）下地干活或出远门坐火车的时候也会准备一个“交叉儿”，以备不时之需；街边的小商小贩、早餐摊、流动食品摊贩都会为顾客准备大量“交叉儿”，以此来代替既笨重又占地方的传统桌椅，很好地契合了地摊经济人流量大、无固定场所的商业特点。可见，传统的休息工具在新时代既能发挥它原有的作用，又能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发挥其余热。

山东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大省，其在传统精工细作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新农业方式，加之引进了一些外来作物，故山东诸城方言中对一些作物或水果的称呼完全不同于普通话。例如，诸城方言中的“土豆”因其根茎生长在地下，外形呈椭圆状，类似鸡蛋，被称为“地蛋”，而非“马铃薯”或“洋芋”等全国统一叫法。同样的，“玉豆”和“地瓜”是对“玉米”和“红薯”的地方性称呼，是根据玉米的颗粒状或豆状外形和红薯的地下生长特性而取名的。“西红柿”被称为“柿子”而非“番茄”，普通话中的“柿子”在诸城方言中则被称为“树柿子”；同样，诸城方言中的“石榴”指的是“山楂”，而非普通意义上的“石榴”，“石榴”则被称为“大石榴”。这种化繁为简的区分，也是当地人民爽朗直率性格的体现。

此外，还有基于当地人不同于其他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而遗留下来的种种器物名词，如“篦子”“盖顶”“笸箩”“笊篱”等。这些竹制或编织的日常使用器物，都是诸城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制造的生活工具，无一不展现出他们的生活情形。如“篦子”是由麦秸编织的，是用来蒸制、馏熟干粮或其他食物的器具；“盖顶”则是用高粱秆制作的轻便锅盖，也能够用于暂时盛放食物；“笸箩”则是用竹子编制的，吃饭时用来放干粮的小器具；“笊篱”是铁制的网状抄网，用来分离汤水和食物。这些看似陌生甚至闻所未闻的器具名称，有些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被取代，或者因用新材料制作导致名称变更，但是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是对当地人民生活的真切体现。

“儿”和“子”的名词尾缀

在诸城方言中，儿化音和以“儿”或“子”作后缀的词占了很大一部分。以儿化音或“儿”为结尾的词，如“茶碗儿”“小猫儿”“小狗儿”“小孩儿”“老妈儿”“老汉儿”“灯泡儿”“豆芽儿”“面条儿”等，这些组合都是相对固定的，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随意变更，当地人在语用中一般不会把“儿”去掉。在某些情境中，人们需要对描述的东西进行缩小化处理时，会根据使用情况的不同，对某些词语进行儿化音处理，在这一点上，诸城方言和北方大部分方言一样。例如，“脸盆”和“脸盆儿”所指的并不是同一个物件，而是当有两个脸盆的时候，前者指较大的一个，“脸盆儿”则指小巧的那个。再如，人们在与小孩对话时，会明显增加对儿化音的使用，以便小孩理解或接受大人所说的话。比如，成年人所说的“车子”和对小孩说的“小车子儿”，前者指的就是一般的自行车，后者则指适合小孩骑行的儿童自行车。此外，儿话音还能用于表达喜爱的情感，如“哎呀，看看这个小被儿，真好！”这句话表明说话者十分喜欢这床被子，而非这床被子真的很小；再如，“这小酒儿哈的，真愉怍（意为快活）！”该句话是指说话者称赞酒好喝，包含称赞之情，而非强调酒量之少。

除了“儿”之外，诸城方言中还有以“子”结尾的词语[4]。诸城方言中，“子”的运用不像“儿”的使用有一定的变化性，其用法往往比较固定，基本没有在某个器物名词之后加上“子”来表示特殊含义的现象。如“托子”即“撮箕”，用“子”来辅助“托”，组成一个双音节词语，既简单易懂，又生动形象；“车子”指“脚踏车”，由此可见，自行车在诸城人民的生活中曾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抹脸布子”即“手巾”或“毛巾”，说明毛巾在诸城当地一般是用来擦脸的，这种特定的指向性用途也与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有重要联系。类似的，“搭杆子”即“晾衣杆”；“树枝子”即“树枝”；“交叉子”即“马扎”；“衣服撑子”即“衣服撑”；“杌子”即“凳子”，等等，从中既能看出这些名词的命名方式和命名规则，又能通过对“子”的运用对事物的大小作出大概判断。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现象，即“儿”和“子”的同义互换情况。比如，“手指甲盖子”可以称作“手指甲盖儿”，“盒子”可以称作“盒儿”，“玻璃碴子”可以称作“玻璃碴儿”，形容某个小孩子调皮捣蛋不服管教时，既可以说“小死孩子”，又可以说“小死孩儿”，等等。

总的来看，“儿”和“子”在描述意义上都有表示物体“小”的作用，这也是它们能在某些情况下互通的原因，二者有些时候甚至能够连用，但在某些情况下，“儿”也能表达一些其他的情感，如表示喜爱和赞叹之情等。当然，除了在尾缀上增加“儿”或“子”的情况之外，还有去掉“儿”和“子”，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事物的语用情况，如“锤”“桃”“盘”等，这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语言现象。

总结

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说：“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从对诸城方言名词义类的简要分类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当地人民将自己的生活智慧和真切生活体验体现在日常名词中，如称谓的流变反映了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对当地人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日常器具名称则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形，名词后缀的细微区别能够表达出普通话所表达不出来的具体情感，并且能够结合语境产生额外的表达效果；另一方面，这种简化式、具有形象思维模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必然与北方中原官话以及当地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和经济模式关系密切。同时，诸城方言的使用能够体现出当地人民直爽、通达的性格特点，这与诸城方言的简练、直观的特点密切相关。诸城方言在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语言的今天，仍具有十分旺盛的生命力，与诸城方言自身的包容性和创新性有着重要关系，也与诸城方言更符合当地人民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关系密切。

参考文献：

[1]张晋龙.山东方言词汇地理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9.

[2]张崇琛.谈方言的文化价值——以诸城方言为例[J].职大学报,2013(03):35-39+82.

[3]王玉娇.安丘方言特殊语法现象探究[J].潍坊学院学报,2020,20(03):34-39.

[4]解直委.沂水方言“子”尾的语法特征与语法作用[J].临沂大学学报,2013,35(04):9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