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情怀

朱门、高墙、琉璃瓦……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紫禁城依旧光彩照人，静静等着人们前去欣赏。在这座古老的宫城里，藏着数不胜数的文物，它们见证了明清鼎盛时期的辉煌，也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落寞，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物质遗产。

人们常常驻足于故宫的文物前，被它们豪华精致的外观所震撼。殊不知，在故宫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给这个国家最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用一双巧手默默诠释着中国人的工匠精神。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就记录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工作者的辛勤工作和高超技艺。

印象里，故宫博物院到处都是富丽堂皇，人山人海。却不知，在未开放的西三所里，有一群人正在用自己的巧手让文物“起死回生”。

与故宫已开放的区域相比，西三所显得格外萧条冷清。这里过去是冷宫的所在地，现在成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室。与墙外的人声鼎沸不同，这里十分安静，几百年的古树在这里安静地生长，“御猫”可以在午后慵懒地躺在地上晒太阳，也许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顶级的匠人。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故宫中唯一流传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王津就是掌握钟表修复技艺的一位文物修复工作者。面对构造复杂的钟表，王津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调试，直到尘封近百年的钟表可以再次准确报时。但这并不是他工作的终点，古代帝王收藏的钟表除了可以报时外，还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王津还要让钟表上的花鸟再次“动”起来。面对如此复杂的工作，王津却用一腔热爱和极致的耐心坚持了下来。

清晨，当一扇扇朱红的大门被打开，故宫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又将开始新一天的工作。由于工作室用电十分严格，不允许自己烧水，他们每天早晨上班后需要去开水房打上一天要用的热水。这个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也是文物修复工作者工匠精神的体现，他们绝不允许任何可能损坏文物的因素出现在工作室内。

在故宫，每一件文物都弥足珍贵，它们经历了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这才流传下来，因此，进行文物修复工作时必须保持万分小心。青铜组的王有亮十几岁就出来学习文物修复，然而面对一件百年前的青铜器，他仍然需要仔细斟酌色彩的调配。修复文物最重要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不能让人看出修复的痕迹，这远比打造一件新的物品要困难得多，而制作一个复制品是入行的基础。青铜器经过长时间的氧化，表面会形成铜锈，要想做出一件完美的复制品，文物修复工作者需要根据文物上残留的锈的颜色进行调色，以便在复制品上打造出人工的锈迹。但是调色却并非易事，王有亮回忆，刚入行时，有时甚至一个星期都调不出想要的颜色。如今，几十年过去，王有亮已成为国内知名的青铜器修复大师，经他修复的文物多到数不清，但纪录片中的他，依然会认真地对待一件复制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漆器组的闵俊嵘是这句话的忠实信徒。制作漆器需要用到生漆，而所谓的生漆就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乳白色胶状液体。为了找到修复漆器的最佳材料，闵俊嵘经常和漆农们一起去郊区采漆。夜晚的山路崎岖难行，稍不留神就有坠入悬崖的危险，闵俊嵘一行人忙碌了一个晚上也只采到八两生漆，正如俗语说的那样，“百里千刀一斤漆”。然而，采到生漆只是修复工作刚开始的一小步，后续的调色、上色……每一步都需要匠人们有极大的耐心和极高的艺术修养。

在故宫西三所的一间间小平房里，文物修复工作者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修复着一件又一件文物。与文物收藏家不同，他们并不关注文物的市场价值，每一件文物在他们看来都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宝贝。为了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调色，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合适的修复材料，一行又一行地阅读资料，期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方法……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会被大众熟知，但是当修复的展品被完美地呈现在游客面前时，他们一定倍感欣慰。

关于文物修复这份工作，木器组的屈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很多人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的目的就是要让它传播文化。”

在很多人眼中，文物修复工作就是面对冰冷的文物重复着修补的动作。但是在屈峰看来，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文物的过程也是一个审视自我的过程，修复文物的意义绝不只是将文物以最完美的状态保存并呈现出来，还在于修复过程中对自我的解读，以及自我的提升。他们不仅是文物的医生，还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力量。

为了不被时代抛弃，每个人都在努力向前奔跑，但是却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替我们守住了历史，让我们回头看时，仍能细细品味古人留下的奇珍异宝，而不是只能听见大机器时代发动机的轰鸣声。

他们是在故宫中默默工作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他们认真却并不死板，细心却并不过分胆小。关于文物修复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是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热爱，他们却如出一辙。王津的热爱，是认真检查每一个小部件，使钟表恢复转动；王有亮的热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习调色，最大限度地做到“修旧如旧”；闵俊嵘的热爱，是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半夜跟漆农们一起去郊区采漆。他们的行动不同，但是对文物修复工作的热爱却完全相同。

时代的浪潮裹挟着我们飞速前进，大多数人早已失去了细细打磨一件作品的耐心，而故宫像是一堵墙，将过去与现在分隔开。墙外，是汽车呼啸而过的轰鸣声，墙内，是匠人们修复文物时“铛铛”的敲击声。在故宫这堵墙内，这些顶级的文物修复工作者置身于世俗之上，不被任何外物所影响，专注于自己手中或大或小的文物，用尽一切工艺，让这些文物“活过来”。

《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经播放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华丽的辞藻，纪录片用最真实的镜头和最朴实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大国的工匠精神。他们在这个功利的社会中保持初心，在小小的工作室里用一双巧手修复着破损的文物，让这些沉睡了数百年的文物重新焕发光彩，他们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