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特曼符号圈理论视域下“寻”地方性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之路

引入苏联文艺学家尤里·洛特曼的符号圈理论，以六朝时期的章安文化为研究对象，将其置入“符号—文本—文化—符号圈”的符号圈逻辑中，通过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章安文化符号系统的范畴、构建、组成以及优势进行研究与讨论，梳理章安文化从散落的日常活动向秩序化符号的转变过程，及其逐渐形成地方性文化符号系统的完整建构过程。

在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情境下，地方性文化及其所隐含的文化符号逐渐被人们所忽略，面临传承断代和发展不利的处境。笔者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学者致力于从宏大的总体理论研究出发，而缺少对地方性实践的探讨，导致许多文化因缺乏具体的实施策略而失去了支撑动力。章安文化因其特殊性与地域性被归为形式化与凝聚化的章安文化符号，为台州这片土地增添了独有的文化底色，也为诸多地方性文化提供了现实性参考。因此，如何做好地方性文化符号的挖掘、构建成为亟待厘清的课题。

章安文化符号系统的范畴

章安秦属闽中郡，汉初为会稽郡鄞县南境，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初设回浦县于此，继之又设会稽东部都尉，其在政治和军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回浦县更名为章安县；东吴太平二年（257），分会稽东部置临海郡，郡治临海，不久移治章安。六朝时期，孙吴政区、西晋政区、东晋政区、南朝政区均设立临海郡，郡治章安，下辖县。隋开皇九年（589）平陈，郡废，章安故城作为郡治约330年。唐代以后，临海郡治搬到临海，章安逐渐走向衰落。

刘建安的《浙江汉六朝考古》中记录着章安故城遗址考古研究的近况：在遗址内清理灰坑38个，出土器物完好者较多，且有部分品质较高，年代涵盖东汉、孙吴、西晋、南朝、晚唐、北宋初期。所发现的遗迹与文献记载的章安故城兴废年代基本一致，这证明章安街道回浦村长嘉屿山南面区域为临海郡郡治章安故城所在地。根据章安的发展情况以及目前章安故城出土的相关文物分析，笔者对章安文化符号的探索与研究将集中在六朝时期。

六朝是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汉末以来，朝代更迭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嬗变。六朝时期，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受到质疑与冲击，各家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儒学式微的态势下，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百家争鸣”。章安地处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多种思潮的融合更加迅速，逐渐衍生出了独一无二的章安文化。正如《台州府志》主纂喻长霖所云：“台郡地僻东南弹丸之地，然常异才突起，群贤都能立光明俊伟之业以惊动人世，他郡莫之若先。”

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是对文化整体的抽丝剥茧。章安文化符号是章安文化中使用最频繁、最日常的核心部分，是对章安文化的符号化加工；而章安文化符号系统则是对一系列章安文化符号进行再次梳理与整合，使其能够妥善保存和长久流传。

章安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

在符号圈理论中，洛特曼构想了一个文化空间概念。符号形成文本，文本形成文化，文化形成符号圈，符号圈中的各种符号相互独立，却并不是孤立的。形形色色的符号在时间与空间上相互联系，又与其他文化共融共生，形成动态、联系的文化符号圈。洛特曼认为，符号圈的基本特征是不匀质性、不对称性以及界限性，这意味着符号圈中的各种文化不是一个僵硬封闭的文化空间，而是一个由“中心”“中间区域”“边缘区域”和“界限”所构成的动态联系的符号空间。章安故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承载着六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化符号与社会印记。这些文化符号形成的各种文化意义，汇聚形成了洛特曼所谓的文化空间——符号圈是文化的文化。以章安故城为例对其文化符号进行分类探讨，分析其文化符号所承载与传递的文本意义，能清晰地反映出章安文化中局域与整体的相互作用，形成章安故城地方文化空间独特的符号圈。

根据章安故城现有的文化符号，可以将其分为视觉文本、行为文本与精神文本，以此来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章安故城文化符号系统。在视觉文本方面，章安故城遗址是城市与文明的视觉符号，是古章安社会文明的精神延续；古砖瓦、陶器等作为生活价值的承载者，其所包含的符号阐释了章安故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章安文化符号的主体部分。在行为文本方面，器物的形制与功能诉求，纹样雕刻所展现的工艺技术水平，以及传达人类智慧的符号刻画，都体现了章安文化符号的功能诉求与行为意义。在精神文本方面，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礼仪与礼制社会，表现并维系着章安故城文化符号的精神文本和意义。对章安文化符号进行系统分类与体系构建，能够更好地把握各种符号对章安文化空间的影响，将对章安故城文化符号的继承与创新产生深远的指导意义。

章安文化符号系统的组成

章安文化符号圈的“中心”

洛特曼认为，最发达的、结构上最有组织的、最强势的语言构成了符号圈的“中心”。在章安故城文化这一地方性文化中，“中心”应是由最能体现章安地域特色的符号所建构的。在出土的文物中，六朝神面纹瓦当和神面纹砖引起了广泛关注。瓦当上的纹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图案形状多样，有诸如“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的“四神”图案，也有动物纹、云纹以及文字等。章安故城的六朝神面纹瓦当上有浅浮雕的神面、类人面图案，有眼、眉、鼻、嘴、胡须等人面特征，是在饕餮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神面纹样作为一种视觉符号，融合了神、道等元素。在出土的砖块上，神面纹同样可见，这种神面纹的符号功能与瓦当上的神面类似。神面纹形态各异，表情丰富，但其传递的符号意义却是相似的。神面纹符号所流露出来的神秘与诡异之感，承载并构建出六朝时期章安地区的习俗信仰与文化特征，是章安故城文化高度抽象的精神特质与精髓，构成了章安故城文化空间的“中心”。

符号圈“中间区域”构成文化生活的主体

符号圈的“中间区域”是由章安故城的代表性主流文化构成的，它代表了章安地区文化中最稳定、最成体系的文化部分。章安故城的六朝古砖中有大量的人物画像，包括佛像、仙人、仕女、官宦等形象。其中，七仕女纹砖以七位仕女为图样进行雕绘，线条流畅分明，人物的衣裙清晰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当时章安地区的社会风俗与人们的生活状态。还有一系列图砖上的纹饰尤为珍贵，其上刻画着农耕稻作、车马出行、宴会活动等日常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的农耕与生产状况。另外，部分图砖上的图案描绘了庄园的生产场面，折射出当时北方庄园经济对南方的影响及其逐渐融合的态势。章安故城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生活器具，包括各种陶器与瓷器，如陶罐、青瓷碗盏、青瓷粉盒等日常生活用具，无论是形状特征、装饰手法，还是工艺色泽，都构成了体现当时手工业乃至整体社会状况的文化符号。

这些符号从各个维度描述了当时章安故城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状况，不仅是展现当时章安文化的卷轴，还体现着这些文化符号对章安文化精神的建构与社会意义的维系。这些文化符号在空间上维系着章安文化的整体空间，承载着章安文化中最稳定的主体部分，而且在时间上穿越古今，延续至今，到现在仍然能在当地文化中看到章安文化的影子。蕴含着章安文化实质的符号以一砖一瓦、一碗一盏为较长远的物质载体，“不死不灭”，一直积极地参与章安文化符号圈的运动与发展，构成了章安故城文化的“中间区域”与主体精神。“中间区域”代表了章安故城社会文化中最主要的部分，以符号圈“中心”建构的语法规则为遵循，反映并代表着章安文化中最丰富积极的一面。

“边缘性符号”与主体符号的矛盾运动构建章安故城文化

空间的动态平衡

在洛特曼的理论中，符号圈的不匀质性使得符号圈的结构不是平均与对等的。符号圈的“边缘”区域不同于“中心”所占的主导地位，它是一种不系统、无组织或不够有组织性的相对弱势的符号。由于远离中心，边缘区域的符号能更多地与外部符号接触并交流，所以边缘性符号处于更加活跃的状态。章安故城遗址出土的六朝古砖中有部分文字砖，铭刻着诸如“临海”“章安”等地名，涵盖州、郡、县等行政机构以及乡、里、亭等地方基层组织。其中，六朝北地砖反映了当时因中原动荡而造成北方人口南迁的社会现象。其中一部分南迁居民迁移至章安地区，由于思念故土，便在墓砖上铭刻了故乡北地的地名，因此成为“北地砖”。北地砖所传达的符号文本意义，是当时社会大量的人口流动，是北方文化符号与南方文化符号的交织。在这个人口持续迁移的过程中，章安展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因此可以说，文化符号的碰撞推动了章安社会发展的进程。

章安文化符号圈界限对外部空间的过滤作用

符号圈的界限将外部文化与内部空间分隔开来，使每个符号圈都在与外部接触并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类似于地域概念中的“国界”“边界”等词，文化圈也有着高度抽象的“文化边界”。边界的“过滤器”作用使外部文化在进入内部时需要受到变形、融合等作用机制的影响，内部符号的观念与精神同样也会影响人们对外部文化的看法。在章安故城文化符号的建构中，界限是章安文化所凝聚的社会共识，是一道抽象的精神防线，能够对内凝聚章安人民的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对外防护、规范外部文化符号的侵入与扰乱。通过穿越界限，可以将外部文化符号转译为具有章安特色的文化符号，使多种文化更好地为己所用。

章安文化符号的优势

传承优势

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历来就有“文物之邦”“人文渊薮”之称。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浙江地区频繁活动。南岸地区着重耕作文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在世界稻作起源的历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北岸地区则着重人伦发展，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构建起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礼仪制度。在符号学观念中，世界就是由众多符号聚集而成的，而人是劳动的产物，章安文化符号也是基于劳动而产生的文化遗存。

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空间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具有特殊意义，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所有的人类生活背景的同时，给予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和身份感。因此，城市文化遗址的开发与利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相较于其他城市，章安故城遗址文物的出土说明台州不是一座“古今重叠型”城市，而是少有的“旷野型”城市。因此，章安故城文物的出土以及章安文化符号体系的建立，都有助于后人厘清六朝郡城的形态，也有助于台州未来的城市规划与布局，彰显出台州独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发展优势

傅谨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以台州的越剧戏班为研究对象，通过七年多的调查揭秘了戏班蕴藏蓬勃生命力的文化本源。从各种学术研究和调查中，我们得以窥见传统文化再一次被推上时代浪潮之巅，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在这样的语境下，章安文化符号系统中的行为文本和精神文本也开始被愈发强调。

台州窑是浙江青瓷窑系的分支。作为章安文化符号之一，台州窑的传承与衍生最能体现章安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发展优势。章安故城遗址2020年出土的青瓷盘口壶、青瓷双系罐、青瓷盏，以及2021年出土的青瓷虎子和青瓷粉盒等都体现了六朝时期台州陶瓷烧造业的发展水平，展现了章安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积极主动向外拓展与发展传播的历程，使得我们可以在诸多文化符号体系中窥见章安文化符号的缩影。

综上所述，整理汇总章安文化符号系统的形成过程，其实是在回溯六朝时期章安地区文化实践者的生活图景。在横向的社会发展和纵向的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下，章安文化从散落的日常活动向秩序化符号系统转变，呈现出地方性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