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志》的水乡文化书写

南宋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苏州地区的重要方志，相较前志具有深刻的水乡文化印记。现基于《吴郡志》风俗、城郭、园亭、桥梁、川、水利、异闻诸门，意在从方志中所展示的城市样貌、吴人生活、经济文化形态三个方面与水系的关系展开，对《吴郡志》的水乡文化书写进行讨论；同时将《吴郡志》与前志进行比较，挖掘其在水乡环境刻画方面的独特之处。

《吴郡志》介绍

苏州古城地处太湖之滨，河流湖泊众多，自古水系丰富，享有“江南水乡”之美誉。在诸多相关地方志中，南宋范成大所撰的《吴郡志》以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赅”而获尤多赞誉，是记录苏州地区历史、经济、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的地方志之一。《吴郡志》相较前志的一大特点是其具有深刻的水乡文化印记，对今人了解苏州地区的水乡文化有着巨大价值。

城市样貌与水系

苏州城内河道纵横，街道和建筑临河而建，形成了“水陆相邻，河路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吴郡志》中“城郭”一门对以水系为主导形成的城市格局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城郭”一门中描述了伍子胥建阖闾城的方式，“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卦（聪）”。即通过“象天法地”的规划模式建造水陆八城门，同时城内街衢河道过水陆城门出城，形成最初的水网结构。八座城门的分布方式为城墙四周各设水陆城门两对，“城郭”中记载，“门之名皆伍子胥所制。东西娄、匠二门，西面阊、胥二门，南面盘、蛇二门，北面齐、平二门。”八对水陆城门和外城河之间形成了“苏州古城最初的水陆架网”，并以城外的河湖水系为依托，内外相通。而到了南宋，《吴郡志》中记载八对水陆城门“今惟启五门”，结合与《吴郡志》同年（南宋绍定二年，即1229）面世的《平江图》可知，当时城东“娄门”和“葑门”、城西“阊门”、城南“盘门”、城北“齐门”仍在使用。

城市外围的城门与外城河形成最初的水陆架网，填充其中的则是苏州古城内水系。《吴郡志》中“川”一门并未对城内河流作具体记述，但是其特别之处在于方志中设有“桥梁”一门，其中记录了城内与城外的三百多座桥梁。在内水系中，桥梁处于古城门水陆要冲，起着接驳河流的作用。如第二横河从渡子桥起，东行至芮桥，穿过第二直河；又东至乘鱼桥，分流南注，出竹隔桥入第三横河；第一直河自皋桥起，南行经升平桥、歌熏桥直至盘门城桥会流，折东归入内城壕；又东行至顾家桥，会第三直河之水。这样以河道为主体，叠加桥梁、街巷、建筑、绿化等要素，便形成苏州古城“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观风貌。

此外，园林是苏州古城一大特色，而水系对其形态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吴郡志》中“园亭”一门中有多处对园林庭院中水文的描述：“太湖鱼鸟澈池中”“有深林曲沼”“极园池之赏”“或泛舟池中”“圃中有高冈、清池”……在苏州的众多名园中，《吴郡志》中所记载的沧浪亭是水宅园中经典建筑。“沧浪亭在郡学之南，积水弥数十，傍有小山，高下曲折，与水相萦带。”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其造园艺术与众不同，未进园门便设一池绿水绕于园外。“园内以山石为主景，迎面一座土山，沧浪石亭便坐落其上。沧浪亭三面皆水，山下凿有水池，山水之间以一条曲折的复廊相连。”其他苏州园林同样是无水便无景，无水便无园。可以说，水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江南园林之魂。

从《吴郡志》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苏州古城因水而生，建筑因水而建，道路因水而修，桥梁因水而起，城门因水而设，园林因水而成。作为城市的脉络，水系在城市结构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水系具有供水、运输、灌溉、排水、防洪等功能。作为古城的骨架，水系的稳定性留住了苏州古城风貌。

吴人生活与水系

苏州古城的公共活动也建立在水网之上。桥、水埠、滨水茶坊酒楼和集市等水陆交点与河街并行的线型空间，构成了苏州传统的“念珠状公共空间体系”，而城内城外的河流湖泊，也为苏州人的生活增添了水乡特色。

《吴郡志》“土物”一门中有对当时苏州百姓生活的集中描写。“石井”中记载：“东南烹茶之水为七等，以虎丘石井为第三，吴松江为第六”“别为亭于井傍，以为烹茶宴坐之所，自是古迹复出，邦人咸喜”……这都展现了苏州人取水饮茶之俗；而在“炙鱼”中则记录了为辅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专诸乃去从太湖学炙鱼”，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苏州人因河流众多，渔产丰富，对鱼的烹饪格外精通。

渔人与农人的生产生活与水系息息相关。《吴郡志》“土物”一门记录了苏州特产的水禽与水产。水禽有绿头鸭（“水禽，村人皆养食之”）、鹤媒（“吴人射鸟”）等，水产有鲈鱼（“生松江，尤宜鲙。洁白松软，又不腥”“秋出，鱼出吴中，好事者竞买之”）、白鱼（“吴人以芒种日谓之入梅，梅后十五日谓之入时，白鱼于是时盛出，谓之‘时里白’”）、蟹（“盖吴人所嗜也”）、菰叶羹（“晋张翰所思者”）、芰（“即菱也”）等。“土物”中还介绍了产于苏州的两种水稻：红莲稻（“米粒肥而香”）和再熟稻（“一岁两熟”）。“风俗”一门中提到，“吴中水国，夫鱼之具尤多”。“风俗”门中还有对吴人所用渔具的详细介绍，包括各种渔网、鱼竿、鱼篓、鱼叉、渔船以及计量单位“鱼斗”。

苏州的士人生活也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在水与城市、人紧密相融的生活空间中，《吴郡志》中收录的诗文很多都是为苏州之水而作的。《吴郡志》结尾“杂咏”一门，对艺文做了主题上的总结，“一曰纪咏，二曰游览，三曰书事，四曰怀古，五曰题赠，六曰寄赠，七曰留别，八曰赠别”。而每个主题所列诗文中，多有池、泉、溪、江、湖、浦、洲、桥、舟、艇、鱼等意象。

这些与水相关的意象进入诗歌，表现出了文人与苏州水系的密切关系。文人渡江、游湖、泊船等个人活动在《吴郡志》“川”一门所附诗歌中有大量体现，如皮日休《太湖诗·初入太湖》、苏舜钦《望太湖》、程俱《松江赋》、杜牧《渡吴江》、薛据《泊震泽口》等。

依靠太湖及其周边绵密的水网，文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交友圈得以扩大，游船成为彼此往来以及其游山玩水的主要交通工具。“杂咏”一门中在留别、赠别主题中常见在水边送别的场景，如贾岛《赴南巴留别苏台知己》、李白《送客归吴》。其中，“落日孤舟去青山”“酒尽一帆飞”的送别画面因水而更添意蕴。“川”一门中亦附有文人之间与水有关的酬唱应和之诗。如白居易《泛太湖书事，寄微之》、苏舜钦《九月五日夜出盘门泊于湖间偶成密会坐上书吴黄尉》与《邂逅刘公尤于平望之西联舟夜语走笔叙意》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皮日休和陆龟蒙关于太湖的唱和组诗。以“明月湾”为例，《吴郡志》首先对其地理位置进行叙述，“在太湖洞庭山下”，其次引皮日休、陆龟蒙所作之诗具体展现“明月湾”之景。而士人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对《吴郡志》起到了反向塑造的作用。有学者发现，《吴郡志》新变之处在于“太湖”条目之后新列了很多子条目：“明月湾”“练渎”“消夏湾”“投龙潭”等，且各条目所陈列材料几乎都包含《太湖》组诗的部分。由此反推，《吴郡志》独立条目的关键很可能在于皮、陆《太湖》组诗的篇章以若干小景点为题，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型的太湖地景。

从农人、渔人到士人，《吴郡志》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吴人生存层面的用水情况，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其精神层面的赏水境界。

经济文化形态与水系

《吴郡志》“城郭”一门中评价蛇门，“此邦（蛇门）水势，自东南贪狼，……其耒去无一不合金局之法”。而胥门则是“胥塘之水尚由阊、盘二门委曲而入城，……径由葑门之外以出，于城中了不相关，此尤可叹惜。故自顷以耒城市萧条，人物衰歇，富室无几，且无三世能保其居安土宦达者，比承平时寝少，至建炎之祸，一切扫地，至举城无区宅能存，数百千年未之有也”。之后，作者从风水方面分析了两门相关水系的优劣，得出人物兴衰之道理。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风水与时运并无关联，但是水系的情况的确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很大影响。

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苏州成为商品集散中心，当地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人口也日益增加，成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城市。大运河对苏州的经济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吴郡志》“川”一门则表现出当时更注重太湖与若干小湖，以及太湖沿岸的销夏湾胥口、木渎、越来溪等小河，提到大运河时只描述了其“在城内东南隅，“运河之阳也”，忽略了其是通航要道。

《吴郡志》对水系与生产的记录，主要集中在“水利”一门。苏州水系丰富，水患也较为频繁。水灾会给生产生活带来危害，对经济产生影响，因此兴修水利成为一项保障生产生活的重要举措。“水利”一门中记录了修治成塘的过程；以及昆山人所奏的全郡的地形与水流分布，洪水蓄泄和分治低田、高田的方法；还收录了苏属与邻郡的水利形势言论。“水利”一门中记载“某闻江南有万春圩，吴有陈满塘，皆积水之地今悉治为良田，坐收苗赋，以助国用”。可以看出，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利于充分利用水资源，同时也使田产有了保障，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独特的生产环境为人们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文化也有了得以在此繁荣发展的空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水土对该地区的人文精神养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类长期生活在同一条河畔、同一个流域，就会形成相同的生活方式、协调的生产方式与和谐的生存方式，也会形成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进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心态”。《吴郡志》“风俗”一门中详细介绍了“吴之土风习俗”，大体上是从之前的“火耕水耨”“信鬼神，好淫祀”“有斗力之戏”至宋代“文教渐摩之久”。水系孕育了文化，人类也与水系有着紧密联系。受水的滋润熏陶，苏州人养成了温和的性格，也形成了重文教的风俗。

苏州的水系还在市井文化发展方面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吴郡志》中的体现便是其中志怪文学的独特取向。《吴郡志》“异闻”一门主要记录了发生在吴地的一些奇闻逸事。这些故事皆摘自前朝的志怪故事、传奇小说等，然而在故事的选取中则体现了苏州水乡对其的塑造。

《吴郡志》中的异闻故事中有很多与水有关的元素。如卷四十五中第三个故事是描写一个在姑苏行乞之人替龙子传信，第五个故事是写渔人捕鱼发现一面能照见人骨骼腑脏的镜子，第六个故事是写李公佐寻到一本记录水文的奇书。在“异闻”三卷记载的故事中，渔人、舟、桥、江海湖泊这些与水相关的现实元素常常作为故事背景出现，而故事的“异”处在很多情况下也与水有关。《吴郡志》中摘录了唐《树萱录》中李处士遇龙女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亦有相似之处，然而其因在世外桃源中所遇之人为龙宫女子，且获得了龙须所织之绡而更超脱现实，更具神秘色彩。人们对尚未探知的水底世界充满好奇，而水系在这个层面上孕育了一种更为神秘的文化。

《吴郡志》的水乡环境刻画特点

《吴郡志》从多个维度对苏州古城的水乡环境进行了刻画。它并非第一部记录苏州古城的地方志，对之前的苏州地方志《吴地记》《吴郡图经续记》皆有一定的承袭，然而它对水乡环境的刻画多有创新之处，也在叙述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首先，《吴郡志》对太湖的价值尤为重视。太湖位于江南水网中心，富灌溉、航运、水产之利。与前志不同，《吴郡志》在结尾单设“考据”一门，考证“勾吴”“泰伯三让”“三江”“五湖”等专题。在“川”一门中对太湖做了详细介绍，又将太湖底下的若干地景各自独立为条目，更加丰富了关于太湖的描述。

其次，《吴郡志》的记述细致翔实。《吴郡志》体例采用平目体，平铺门目，无纲同属，其中“桥梁”“川”“水利”三门相邻，相较《吴郡图经续记》增“川”“水利”两门；而与《吴地记》相比，则将“川”从“山川”中独立出来，增“桥梁”“水利”两门。由此可见，《吴郡志》已具有对水乡地理环境集中刻画的意识。而在具体门目中，《吴郡志》也进行了更为细致翔实的记录。如“桥梁”一类，《吴地记》记桥梁48座，而《吴郡志》“桥梁”一门，所记桥梁数量则增至仅城内桥就约有278座，且关于一些桥梁的相对位置还有所描述，或是有相关诗文注释。

最后，《吴郡志》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吴郡志》艺文未列专门，而是将有关内容分附各门之下。在“桥梁”“川”“考据”等门中，都能见到条目下附有相关诗文，这大大增添了该地方志的文化气息，也使得水乡环境的刻画更具诗情画意。值得注意的是，《吴郡志》中并非对某个条目相关的诗文一概而取，诗歌材料的选择以描绘景象为主，条目主体对地理景象的叙述也与诗歌材料互相搭配，以展示出更为完整的水乡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