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僧弘秀集》编刻流传脞论

《明僧弘秀集》是明代后期毛晋编刻的一部明代僧诗总集，选有明代171年间190余位诗僧的1700余首诗。《明僧弘秀集》的编刻受到明代佛教、僧诗的发展状况以及苏州地区藏书刻书风尚的影响。编者毛晋四处征采材料，经严谨的校对审订后，于崇祯十六年（1643）在汲古阁刻成是集。《明僧弘秀集》刊刻成书后，数百年间，几经流转，终得见于今日。考察《明僧弘秀集》的编刻流传过程有助于明代僧诗文集的整理和研究。

明代僧诗研究是历代僧诗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明代诗僧文献卷帙浩繁，难以整理。迄今为止，明代究竟有多少诗僧、僧诗仍是谜团。于此用力最著者，前有李舜臣先生，大致勾勒出明代僧诗的发展态势、特征，并提及了明代僧诗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后有李玉栓先生，对明代僧诗别集、诗僧数量等进行了大致的摸排。尽管诸学者勤谨如此，明代诗僧、僧诗的具体规模、质量、特征等问题仍未有定论，明代僧诗文献的整理仍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明僧弘秀集》是目前收录明代僧诗最完备的诗歌总集。胡玉缙先生在《续四库提要三种》中提及《明僧弘秀集》说：“欲考有明一代僧人之诗，殆不能外是矣。”故知《明僧弘秀集》对于明代僧诗研究的重要性。但《明僧弘秀集》存世数量少，目前仅见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有崇祯十六年汲古阁刻本，其编刻流传的情况更是少有人知，甚至有声音质疑《明僧弘秀集》并未刊刻。有鉴于此，笔者以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为底本，参与别本，对其编刻流传情况加以考察。

《明僧弘秀集》的辑选刊刻

毛晋在《明僧弘秀集》诗末僧人小传中描述了自己收集、校勘材料的过程，故而，我们可以大致将他网罗、校勘材料的情形勾勒出来。

《明僧弘秀集》的辑选审定

1.材料收集

毛晋在《明僧弘秀集》诗末僧人小传中描述了自己收集材料的过程，虽不尽全，却也值得推敲考究。

其一，从其他诗文集中得来。如毛晋在诗末小传中写道：“余读见心和尚澹游集，得其诗五篇，复从玉山唱和集得三十余篇。”“良圭以下十有一人，皆与元璞同时，唱和诸篇悉见玉山草堂集中。”“偶读东皋录，始详衍公始末。”从这些描述来看，《明僧弘秀集》中不少诗僧、僧诗文献是从其他诗文集中辑来的，有《玉山唱和集》《玉山草堂集》《东皋录》《鹤林类集》等。

其二，从塔铭石刻辑来。如：“据宋文宪作文明海慧法师塔铭云：‘善继世寿七十有二，僧腊六十，卒于丁酉岁七月二十二日。’此至正十七年也。”毛晋不只关注相关的诗文集，塔铭也是他用以考察诗僧生卒年的重要材料。如他写道：“惜其文罕传，余仅见石屋珙公塔铭。”

其三，从序语题跋、山庵对联中得来。如“余曾见萧翼赚兰亭图后有鄱阳释庭俊一跋云……”“青斋诠部刘公珝序云：‘本初嘉上人……’”从僧人所作题跋、序语中挖掘所需要的信息，也是毛晋收集材料的重要方式。此外，他在《明僧弘秀集》诗末小传中写道：“余尝在一山庵中见楣间一联云：‘山色宜茅屋，松花满饭盂。’叹赏不已，知是师句，编觅其诗，仅得数首。”庵院寺庙的对联也是他收集诗僧、僧诗文献的重要途径。

其四，坊间传诵、友人存藏的诗文也被毛晋所网罗收集。如：“其登吴山诗云：‘荒林鸟雀声如怨，故国风云气未平’吴中人多传诵。” 吴中人所传诵的僧人诗歌，也被毛晋辑选在集。从中可以看出，毛晋在材料收集上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几乎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文献。

2.校勘审定

对于集来的材料，毛晋多进行了考证校对、辨误辨伪。例如他在《明僧弘秀集》道元小传中写道：“因携别本考之，果是陈氏寄夫诗也。……不知何时混入，今已削去。”通过不同版本书籍的对比，他把不是僧人所写的诗歌进行了剔除。又如他在《明僧弘秀集》楚材小传中写道：“此乃耶律楚材作，今删去。”“此是宋绍兴间桃花庵主妙普禅师作也，亦号性空，后人混入，录此辩伪。”由于选录的诗僧数量较多，多有重名之人，但他并不因此避重就轻，而是进行了详细考察。他在竺庵小传中写道：“大同字一云，号别峰，化于洪武三年，赐号佛心慈济妙辩大师，安得与修永乐大典？”对于僧人是否参与了《永乐大典》的修撰，毛晋也作了详细的考察。又如他在绝宗小传中写道：“余因检宋文宪集中，二文具在，殆同名而非一僧也。”此为毛晋考辨僧人生卒年、行迹之辞，僧人不存于国朝者不录，事迹不符者必考，未有定论者存疑，足见其选材之审慎。以上种种，虽不能尽概毛晋校勘之全貌，然于只言片语的叙述中，仍能见到毛晋抄录求索、校对考辨《明僧弘秀集》材料之一角。

《明僧弘秀集》的版本特征

《明僧弘秀集》是崇祯十六年（1643）汲古阁刊刻的明代僧诗总集，目前仅见崇祯十六年毛晋汲古阁一个版本。在中国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进行检索，得知《明僧弘秀集》目前存世共四个刻本，分别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查询时显示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也有（清）手抄本（尚有待证实）。此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有李玉栓先生的《明僧弘秀集》点校本。笔者以国家图书馆藏本《明僧弘秀集》为底本，从装帧、版式、字体、讳字、前人著录等方面描述其版本信息。

1.装帧特征

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善本书号为11487，共六册，一十三卷，每册前后有护纸，均为四针眼线装书。据蒋元卿先生的叙述，线装书的出现当在万历年间，后成为明中叶以后图书装帧的主流形式。线装包括折页、分书、齐线、添副页、草订、加书面、截书、打磨、包角、钉眼、穿线、帖签等工序，各家用的材料、装订的方式不一，故可借此来鉴定版本。汲古阁装订书面多用宋笺藏经纸、宣德纸。藏经纸具有“厚重，纹理稍粗，精细莹滑，久存不休，书写效果绝佳”的特点，多为装潢之用。检视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从其装帧来看，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为四针眼线装书，符合线装书出现的时间。

2.版式特征

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为左右双边、上下单边；行款为每半页九行十九字；双鱼尾；书口为白口；版心上刻“明僧弘秀集”五字；天头高于地脚；每卷卷首、卷尾版心中刻“汲古阁”三字（第二、五、七、八、九卷卷尾未见，疑已脱去；第十一、十二卷卷首卷尾亦未见，疑为后人补刻）；版心上刻卷数、下刻页码；总目页首页、第一卷卷首、第十三卷卷首和卷末刻有“汲古阁 毛氏正本”字样；首页和尾页有“北京图书馆藏”藏印；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页右下方钤有“歙吴兰根所藏”“小石山房所藏”藏印；全书有墨钉十五处，分别在总目卷第七页、卷三第五页、卷五三十七页和五十四页、卷六第二页和六三十页、卷八的第二页、卷十第二十四页、卷十一第二十五页（共计四处）、卷十二第十三页和十六页、卷十三的第十页。墨钉是用来表示雕版中阙文待补的标记，同一个版本墨钉的数量相同，故可借此来鉴定其版本。从版式上看，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也符合汲古阁刻书规范。据学者考察，毛晋天启前刻本版心所镌为“绿君亭”，其后多刻“汲古阁”（当在汲古阁建成之后），有刻本会在每卷首尾页版心中央标出“汲古阁 毛氏正本”，如《十七史》《史记索隐》等皆如此。据此考察，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的版式符合汲古阁刻书规范。拿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和汲古阁所刻《史记索隐》对比，其刻印所在位置、天头地脚、鱼尾、栏线均相同。据此判断，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当为汲古阁刻本。

3.前人著录

前人对《明僧弘秀集》的著录是鉴定其版本以及真伪的重要方式。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陈瑚所撰《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陈瑚在小传中写道：“（毛晋）所著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人诗、野外诗若干卷，题跋若干卷，《虞乡杂记》若干卷，《隐湖小识若干卷》。所辑有《方舆胜览》若干卷，《明诗纪事》若干卷，《国秀》《隐秀》《弘秀》《闺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若干卷。”陈瑚是毛晋晚年好友，其所言“《国秀》《隐秀》《弘秀》《闺秀》”中的《弘秀》即《明僧弘秀集》。另毛晋在道衍小传中写道“余选其诗，拟入国秀集”，后因钱谦益的建议，仍旧放在《弘秀集》中。由此推知，《明僧弘秀集》实有其书，并且和《国秀》《闺秀》《隐秀》同为一个系列。另又见清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明确著录有明刊本《明僧弘秀集》；有学者发现民国藏书家陶湘《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后所辑“知而未得者目录”中同样辑有《明僧弘秀集》；又在《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中见《明僧弘秀集》。从诸家著录中，笔者判断《明僧弘秀集》确有其书。结合其装帧以及前人著录的情况，笔者断定《明僧弘秀集》确为毛晋所辑，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于汲古阁刻成。所遗憾者，未见《明僧弘秀集》中刻工姓名，不能确证《明僧弘秀集》为何人所刻。

《明僧弘秀集》的流传庋藏

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页和尾页钤有“北京图书馆藏”藏印；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页右下方亦钤有“歙吴兰根家藏”和“小石山房所藏”两个藏印。又见《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中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绍中说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钤有“歙吴兰根家藏”藏书印，可知国图藏本和萧氏所藏为同一本。据此，可大致将其流传庋藏的过程勾勒出来。

明清时期

崇祯十六年（1643），毛晋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辑选，并于是年春天付诸汲古阁版刻。按毛晋汲古阁在江苏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今常熟昆承湖），故知在1643年后的一段时间内，《明僧弘秀集》藏置于此。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均未见到有关《明僧弘秀集》流传存藏的信息。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明僧弘秀集》存藏的信息才再次出现。检视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发现卷一、三、五、七、九、十一的首页右下方均钤有“小石山房所藏”和“歙吴兰根家藏”两个藏印。“小石山房”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顾湘的藏书楼。顾湘是江苏常熟人（1829—1880），故而推知，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在这段时间内被私人藏书家顾湘藏置于江苏常熟。在“小石山房所藏”藏印左上方，钤有“歙吴兰根家藏”藏印。按照古代藏书钤印的习惯，“通常是先拥有者把自己的藏书印钤于正文卷端最下方，而后得之者再往上钤盖，这样便可知晓该书流传的原委”。“歙吴兰根家藏”藏印既位于顾湘藏印的左上方，故其大概率在顾湘之后所得，故笔者判断这次存藏的时间当在1880年以后。检视其藏印，为反映籍贯和姓名的私家里居印。“歙吴兰根家藏”中的“歙”，笔者判断是安徽歙县。安徽歙县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地区，从宋代开始就出现过很多著名的藏书家。有学者统计，仅安徽歙县，著名的藏书家就有七十八位之多，其中吴姓藏书家就有十七位。此外，此地藏书家藏印的篆刻样式也颇为符合《明僧弘秀集》中的藏书印，如“歙许志古家藏”“歙吴束三藏书”等，均是地名在前，名字在后。但搜寻歙县相关藏书家，均未找到与吴兰根相关的信息，故只知其名，不知其行迹。据此推知，在顾湘之后，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当由安徽歙县一位名叫吴兰根的私人藏书家收藏。

民国之后

《萧山朱氏六唐人斋藏书录》中著录有《明僧弘秀集》，其介绍中说所藏《明僧弘秀集》亦钤有“歙吴兰根家藏”藏书印。“六唐人斋”为浙江萧山收藏家朱文钧的藏书室，故而推知在歙县吴兰根之后，国图本《明僧弘秀集》为朱文均先生所得，并藏置于“六唐人斋”中。按朱文均先生生于1882年，逝世于1937年可推知，在这段时间内，国图本《明僧弘秀集》被朱文均藏置于浙江萧山“六唐人斋”中。1952年，朱文均的后代遵照其遗愿，将所藏全数碑帖无偿捐献给国家，后又将其遗藏的两万余册明清善本古籍捐赠给国家，分别馆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图书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笔者推测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正在其所捐赠的两万余册明清善本古籍中。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首页和尾页钤有“北京图书馆藏”藏印。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是筹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49）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直至现今其名称均未改变。由此推知，1949—1998年这段时间内，国图藏本《明僧弘秀集》藏于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后，《明僧弘秀集》直至今日仍藏置其中，其流传存藏的过程大致如此。

在明代末期佛教中兴的背景之下，僧诗的创作也呈现出繁盛的景象。毛晋受当时苏州藏书刻书风尚的影响，自小好刻版藏书，其时佛教僧诗的兴盛又为其编选《明僧弘秀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毛晋以“以诗存人，弘明君子”为旨归，四处征采诗僧、僧诗文献，详加考校，于崇祯十六年在汲古阁完成了《明僧弘秀集》的刊刻。刊刻完成后，《明僧弘秀集》流传数百年，存藏于“汲古阁”“小石山房”“歙县”“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地，终得见于今日。《明僧弘秀集》编选有明一代190余位僧人的1700余首诗作，是迄今为止收录明代僧诗最为完备的明代僧诗总集，考察其编刻流传，一则可为明代僧诗的研究奠定重要的文献基础，二则为消除《明僧弘秀集》真伪版本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