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视域 点亮传统文化长明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类型多样，其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开展难度较大。因此，需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传统文化，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以及应用数字化展示手段，让人们体验传统文化，将更多的“活态”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现对文化生态视域下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路径进行阐述，希望对传统文化保护管理工作的转型升级起到一定的参照作用。

文化生态学概述

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于1955年出版了《文化变迁理论》，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且互为因果。随后，托马斯·哈定、塞维斯、拉帕波特等学者在研究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时，对文化生态学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20世纪50年代，林耀华先生从苏联引入了文化生态学，随后崔延虎、麻国庆等学者围绕文化生态学理论，对我国的民族区域文化发展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杨庭硕等学者于1992年出版了《民族·文化与生境》，对文化生态学做出了系统化与条理化的阐述，并提出了极具生态系统特色及鲜明文化属性的“文化生态共同体”等概念，强调文化与生态之间可实现发展共荣。

文化生态学认为，某种文化类型是自然环境的产物，文化创造活动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社会制度以及当下社会发展的形态、组织形式等均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并且为其提供了不同的发展基础和社会环境。因此，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化是在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多个不同变量相互交互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探索文化产生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面貌以及形式。

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人天并立，互有其位。其是指天、地、人三者并立共存，各有其生态位。如《庄子•齐物论》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中的“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等，阐述了人受惠于天地，就应当回馈于天地的道理。二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其是指和谐相处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国语•郑语》中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庄子•在宥》中的“我守其一，以处其和”等。三是负阴抱阳，刚柔得适。其是指阴阳相谐、平衡调达的生态思想。如《周易辨画》中的“两美相和为嘉”，《新书•道术》中的“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等。四是执两用中，中正平衡。其是指在事物的两端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的中和平衡。如孔子的“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朱熹加注的“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等。在当今这个注重生态质量和生态实效的时代，人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应以绿色生态为最高追求和最大目标。

文化生态视域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路径

增强传统文化保护意识

我国是拥有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且传统文化类型多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同时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新时代下的文化和娱乐形式更加丰富，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处于边缘化的诸多传统文化，如何对其进行传承与发展俨然成为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力度迫在眉睫。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不仅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还需要面向未来。一是要对处于濒危状态的文化遗产采取“抢救性保存”的措施。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或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对滞后的地区，要尽可能收集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能够为后人研究中国文化遗产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对于随时有可能消失的文化遗产，需要开展“记忆工程”，拍摄相关文化遗产的影音资料，使其得到更好的保存。二是根据各地区独特的区域文化开展区域性的文化建设，使该地区的区域文化能够更好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推动区域文化的发展。三是开展“广普性文明传播”工作，利用现代媒体展现文化内容，也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等一系列手段，将我国独特的文化遗产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国不同地区所独有的文化遗产，以此更好地开展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使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接触并了解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全社会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良好意识形态氛围，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保护，以包容和理性的态度看待西方文化思潮，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的侵蚀。同时，加大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通过《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优秀文化类节目，用符合现代人喜好的表达方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快速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改变传统文化以往刻板的表现形式，使传统文化真正实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广大群众要坚持学习、传播和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用优秀传统文化规范自己的言行，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四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速，应进一步提升传统文化产品的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延长传统文化产业链，做好传统文化产品的精细加工，提高其市场份额。在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坚持发展创新和与时俱进。

发挥各文化机构的作用

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全体人民的珍贵财富。让文物“活”起来，能够增强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认同和热爱，使其坚定文化自信，汇聚发展力量。作为保存、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主体，文化机构需积极承担时代责任，“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首先，博物馆需要激发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通过文物的陈列展览来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促使人们深入了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对当时社会发展的意义。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古籍中的内容进行可视化处理及展示，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展现文化发展的脉络。还可以大力宣传文物保护的成果，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文物保护给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彰显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博物馆需要分门别类地保存和展示文物，使人们在博物馆中能够了解到不同时期的历史变革以及人类生活所遗留下的痕迹，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最大限度地传递给参观者。博物馆还需要对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突出文物亮点，让游客能够深入了解文物，使博物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其次，文化机构需将传统文化要素融入工艺美术品或文创产品中，注重传统文化与艺术设计等领域的融合，提高产品的艺术价值，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最后，学校应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中，让学生系统地了解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

走数字化发展之路

首先，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与高效利用，解决“信息孤岛”问题。依托数字化技术，打破各机构及传统文化资源保存地之间的信息壁垒，解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整合各部门的数据库等系统，避免资源浪费，统筹推进数据库和系统平台建设等工程。一是在微观层面，社会各界需利用各种渠道打破资源壁垒，注重文化与科技的整合。博物馆可以整合区块链和三维建模、数字孪生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数字藏品，解决数字艺术的版权保护与交易难以追溯的问题，如与三星堆文物相关的数字藏品。二是在宏观层面，共享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成果。根据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的政策要求，在中国文化遗产标本库和文化基因库、文化素材库、文化专网建设等方面下功夫，实现国家文化专网的全面覆盖，搭建底层关联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建设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盘活传统文化资源。

其次，多模态化内容全景呈现。通过多模态展示的方式，为大众带来多维度的文化体验，提高大众的文化感知力，以便博物馆更好地开展信息交流。将传统文化体验置于全景视野中，打造能够实现线上虚拟漫游、传统文化交互共享的空间。一是加强文化体验场景化、文化数据资产化、文化新基建建设，以立体重构的形式生动再现传统文化。二是依托数字化技术进行虚拟空间建设，拓展传统文化传承空间，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赋予生机活力。如博物馆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通过直播或短视频等形式介绍文物。在当前的数字化语境下，应让多模态化体验成为文化传承的新常态，以此满足大众的文化审美需求。如敦煌研究院依托数字化技术，推出了“点亮莫高窟”线上创意活动，打破了时空等因素的限制，让大众能够在线上沉浸式感悟敦煌之美。

再次，打造多维沉浸式体验。依托以多维互动为主体的沉浸式体验模式，通过有效叙事的方式，彰显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依托虚拟现实技术等数字技术搭建传统文化数字化展示场景，将文化生产虚拟空间具象化，拉近体验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

最后，加强交流互鉴，积极参与全球重构。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撑，能够全方位展示我国传统文化的底蕴特色，赋予其新的形象和寓意，使其昂扬阔步地走向国际舞台。当前，文化竞争越发激烈，要想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提高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就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在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同时，让世界各国人民转变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刻板印象，打破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主流的局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因此，要聚焦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色，助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置于世界文化发展框架内，促进文化多元发展。

提供政策保障

传统文化在文化生态视域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完整的法律政策等方面的支撑。一是要全面保护与合理开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法和相关行政法规的支撑，二者能够相互补充，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二是完善保护机制，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力度，促进其现代化发展。完善传统文化传承机制，保障传统文化能够长期传承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困境，需要建立相应的传统文化传承机制，保障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生态视域下，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从传统文化的传承、共生、再生和创新等方面入手，通过采取数字化手段，提高民众的文化保护意识等措施，避免破坏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