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见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作为兴于唐宋、盛于明清的因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交通要道，茶马古道长期以来发挥着连接西藏和我国其他省份的重要作用，并凭借其交通优势成为藏民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现从明朝初期西藏地方与中原互市的时代背景、互市情况、贸易影响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并阐述明朝初期茶马古道的互市贸易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积极的相辅相成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期西藏地方与中原互市的时代背景

明中央政府的治藏经济政策

朱元璋于1368年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并于同年起兵北伐，迅速攻陷了元大都。《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顺帝在塞外的蒙古草原维系着北元政权，仍保留了较强的军事实力。明朝初期，明蒙两方势力的角逐一直是该时期的主旋律，而在战争态势严峻和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明中央政府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治理西藏地方这一关键问题。

类同于明朝政治上在西藏地方推行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等方略，经过几代统治者的探索和实践，明中央政府在经济上也一脉相承地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的治藏思路，总结出了“优予贡利”和“以茶治藏”两条治藏方法，并在有明一代长期维持了中原和西藏地方稳定、繁荣的贸易局面。

明朝初期基于“多封众建”的原则对西藏的宗教首领进行了大量的授官封号，并以此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朝贡体制。“朝贡制度对于明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通过朝贡机制的建立，明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的来朝人员回赐大量财物，并优予市贡之利，“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 这极大地提高了西藏地方朝贡的积极性，以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迫于财政压力，中央不得不下诏限制朝贡使团的规模和来京频率。

区别于怀柔性质的“优予贡利”，明政府施行的“以茶治藏”有着鲜明的约束意味。顾炎武在曾《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藏区高寒，物产贫瘠，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世代生活在高原之上的藏民以青稞、肉、奶为主食，其饮食结构存在天然的缺陷。在时人看来，“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对于分布在西藏各方的部族而言，茶的引进意味着更多的健康人口，与部族的整体实力直接挂钩。茶自从在唐代传入吐蕃后，在百年间迅速普及开来，到宋徽宗崇宁年间，西藏地区人年均耗茶量已达12斤（一般正常饮茶者年均耗茶量约7斤3两）。面对这种巨大需求，西藏地区茶的来源却仅有中原地区一处，明太祖则抓住了这个要害。这种供需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稳定且持久地将各民族紧紧黏合在一起。

西藏经济的东向性发展

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是影响古代西藏经济发展走向的决定性因素。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的“第三极”，地势西高东低，许多巨大的山脉在该板块碰撞区域次第隆起。青藏高原南北两面被喜马拉雅山和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夹持，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横断山分立其东西两侧，四面皆山，地形封闭。高寒的气候条件并不适宜人类的生活起居，这也就促使生活在西藏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出现了向海拔更低的东面移动的趋势，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始于7世纪的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接触与交流，西藏的经济也随之形成了东向发展的特点。

此外，脆弱的高原游牧经济对中原传统农耕经济有着一定的依赖性。正如“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族际交往的结果”，从整体角度出发，西藏地区不仅需要从我国其他省份购买丝绸、瓷器等高档奢侈品，对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也有着极大的需求。历代中央政府也积极推动中原和西藏地区的互市贸易，以此换取马匹等中原地区较为稀缺的货物。“自然、经济及地理的特点形成的与中原地区的互补关系，使得传统的互市和贡赐关系成为联结藏汉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纽带，促使其必然东向发展。”

明初茶马古道的繁荣发展

明朝建立后，出于自身所产战马无法满足军需以及“以茶治藏”的考量，明朝中央政府极为重视茶马贸易，在其支持和推动下，茶马古道迅速繁荣起来，并为各民族间的互动往来创造了良好条件。

茶马管理制度的建立

鉴于茶马贸易获利之大及马匹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明初中央政府对茶马贸易的管理极为重视。洪武初，明太祖即下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规定了茶税的定额。但由于民间贸易散于边疆地带，非集于一处，茶税收取往往有所遗漏，民间私茶贸易盛行。因此，将茶马贸易置于官方主导之下，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太祖效仿宋代，“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将西北地区的茶马贸易置于官方管理之下。而后洪武十九年（1386）“置雅州、碉门茶马司，秩正九品，设大使副使各一人”，则说明西南地区的茶马贸易也被纳入了明中央政府的管理范畴。除茶马司外，明中央政府还设立了茶课司、茶仓、批验所，涵盖了茶叶生产各环节的征税、存储、质量检验等工作，最终通过茶马司将茶叶交换出去。如此一来，明中央政府便控制住了茶马互市的定价标准。洪武初茶马司设立之时，按规定当时以茶易马的标准为“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洪武中时则降为“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这标志着明中央政府完全掌握了茶马贸易的主导权。

与此同时，明太祖也严厉打击私茶。相较于官茶，私茶因不需要纳税而价格低，而私茶贸易的兴盛必然会对官茶的产销造成巨大冲击。洪武朝多次颁布律令严禁私茶，甚至将贩卖私茶的驸马欧阳伦处死，足见朝廷打击私茶的决心。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降旨“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制金牌信符……与诸番要约”，金牌差马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官方主导下茶马互市的地位。

交通系统的日益完善

明初边疆地区交通不便，驿站相隔较远，致使来往人员旅途困顿，阻碍了茶马贸易。因此，洪武、永乐两朝多次下令新修驿站，从而为沿途人员提供了休息和补充物资的场所，使其进行长途贸易或长期贸易成为可能。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下令自巩昌至甘肃途中“凡百二十里以上者，中增一驿”。永乐七年（1409），朝廷派六十人前往乌思藏等处分置驿站。明初政府在元已有道路的基础上，先后在陕西设立驿站48处，在甘肃、宁夏、青海设立驿站140多处，还主持修建了“碉门路”茶道，即从碉门（今四川天全）到长河西（今四川康定）的道路，加强了藏区与四川的联系，缩短了贸易途中所需的时间。明中央政府还于驿站附近设立军卫以维持地方治安，保障来往人员安全，使其能够放心前往其他地区开展贸易活动。

随着驿站系统和道路的完善，多条道路交汇处逐渐汇聚了来自边疆与中原地区的各民族人民，并慢慢发展成为该地区较大的商业中心，河州即代表之一。早在唐朝时期，河州即唐蕃古道上的重镇。宋元时期，因其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故河州虽不产茶，但却汇聚了来自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人和使者等于此以茶易马。加之明初于此地设立河州茶马司，专管茶马贸易，因此河州成为明初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中心之一。各少数民族人民常常汇聚于此进行茶马贸易，换取茶叶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般而言，春季与秋季是贸易的旺季，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秋季互市更为有利。夏季水草丰茂，经过一个夏季的喂养后，秋季马匹膘肥体壮，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可以换取更多的茶叶及其他生活用品。这就导致在实际互市的过程中，秋季的规模往往更大，各少数民族获利颇多，因此他们也乐于定时参与到茶马贸易的活动中来。金石文献《重修河州茶马司记》中提到，到明代时，河州“茶之储库，每岁出入盈缩不下数十万”。《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年间，每年由河州、碉门“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足见河州茶马贸易之繁盛。

茶马古道中藏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互动往来

明初出于“以茶治藏”的考量，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茶马贸易，在靠近藏区的地方新建驿站，设立军卫，并开辟了许多新的茶马道，极大地方便了藏族与其他民族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藏人向中原地区的流动，比之于元代，不仅流向中原地区的藏人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成分进一步复杂，藏人向中原地区流动的数量和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这也对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促进作用。

西北地区本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随着明朝中央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的繁荣，西北成为茶马古道的重要地带，其重镇如西宁，自洪武三十年（1397）“改设秦州茶马司于西宁”，掌管茶马贸易后，藏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民常聚于此从事茶马及其他贸易活动。西宁城内还有许多汉族商人、工匠，如木工、铁工、石工、油漆彩绘工、雕塑工等，许多人直接定居于此，开设店铺，娶妻生子，且其妻子也常有其他民族之人。汉藏通婚不时有之，许多汉族人为了更好地与藏族人做生意，还自学藏语以便直接与其沟通交流。与此同时，大量的汉族居民沿着“茶马古道”移居到了康藏高原，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他们“和藏族人民一道从事各种生产，促进了康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

除汉族外，西北地区还有撒拉族、东乡族等民族长期与藏族保持交流。明朝在甘青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其中就有撒拉族土司。洪武六年（1373）册封的积石州千户所“昭信校尉管军百户”，即撒拉族土司韩宝。撒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藏语借词，且撒拉族与藏族的一些文化习俗具有相似性，许多撒拉族人还精通藏语，撒拉族与藏族通婚的例子也并不少见，充分说明了撒拉族与藏族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元代蒙古人统治河州地区后，蒙古人、色目人进入该地区后与当地世居的藏族和汉族人杂居交融，并慢慢形成了东乡族，因此一些东乡族人宣称自己的祖先是藏族人。明初设立河州茶马司后，河州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吸引了大批藏族人来此易马，东乡族人多从事农业生产，双方常常进行贸易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或马匹。

明洪武十五年（1382），阿得归顺明朝，明朝中央政府设立丽江军民土知府。阿得入朝贡马后被赐姓木，并成为明初西南地区的土司之一，此即丽江木氏土司府的由来。明代纳西族地区的商业贸易很活跃，“千年茶马古道通过茶马贸易，促进了这一地区许多城镇的形成，大大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木氏土司治下的丽江府聚集了大批藏族赶马人以及中原地区的茶叶商人，丽江作为一个贸易中转站的同时也成了民族交流的桥梁。伴随贸易往来的还有文化交流与交融，藏传佛教在纳西族地区的传播使得该地区寺庙的建筑风格既有纳西族特色，又兼具汉地与藏地特色。随着茶马贸易的繁盛，当地还出现了精通藏语的纳西人，他们常年往来于丽江与西藏地区之间，出发前还会换上藏族服饰，将茶叶及其他生活物品运送到西藏地区后，再将于西藏地区换取的马匹、毛皮以及珠宝等物品带回丽江。

依托茶马古道，明初西北与西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囊括藏族、汉族、纳西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以及东乡族等民族的庞大贸易网络，在这个贸易网之下，藏族与各民族互通有无，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际和谐局面。

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应该在“识异”的基础上“求同”。“这个‘同’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性、根本与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共同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与凝聚力……而不是人们主观上的虚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必然不是完全孤立的，随着发展而来的，往往是与周边其他文明、民族或主动或被动的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这是推动不同民族共同发展的强劲驱动力。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在历史中延续了一千多年，发挥着联系西藏地区内外重要作用的茶马古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正如明初茶马古道的经贸繁荣为藏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又拉动了茶马贸易的发展，不断完善着茶马古道沿途的基础设施，为西藏和我国其他省份维持长期良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早已告诉我们，建立平等且相互尊重的民族关系才是谋求共同发展的最优解，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唯有美美与共，方能天下大同，这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实践，交给时代的唯一答卷。

2023年全国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明成祖时期藏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及其特点研究——以《藏族史料集》为例，项目编号：20231069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