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与创新：让中华典籍文化活力再现

现分析中华典籍文化的本质与历史价值，提出中华典籍文化的继承、推广与创新策略。通过正确解读与良好开发，实现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以典籍翻译、跨学科和跨国界合作、创新推广模式扩大中华典籍文化的影响范围，以追求古典真义、赋予时代价值、推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华典籍文化创新，使中华典籍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社会，推动我国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的时代化发展。

中华典籍文化蕴含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时代发展中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收藏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使命感，需要通过整理中华典籍来实现文化命脉延续，从而加强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推广与创新。在全球化时代与信息环境下，我们更应重视中华典籍文化的现代价值，提升对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认知，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学科建设发展注入原动力。

中华典籍文化的转化利用   

中华典籍文化指的是中华古代纸质文献典籍所蕴含的历史特征与时代价值。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是全世界最为绵长悠久、庞杂浩大的文化传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我国产生并保存了大量的纸质典籍。这些典籍不仅反映了当时人民的价值观与思想感情，同时也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凝聚力，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精神支柱与理论基础之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梦溪笔谈》《天工开物》《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传世经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力，是代表中华历史文化的经典符号。

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记录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基于古籍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作用，需对其进行有效的整理来实现古籍的保护传承与转化利用。我国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强调古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推动古籍事业的良好发展。关于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方法，主要体现在解读与开发两大方面。

首先是解读，要想发挥古籍传承中华文化的价值，必须对其进行正确解读与研究，结合古籍的时代特征与作者的思想倾向，挖掘古籍文字的正确含义，以此作为构建现代中华文化体系的基础。古籍文献的文字以文言文为主，语句晦涩难解，为最大程度上保证古籍文献的文字含义与思想价值，关于古籍文献的解读，一般遵循“先总后分，渐次深入”的原则，在把握其整体方向的基础上逐句逐字进行翻译理解。具体流程如下。第一，了解古籍产生的时代环境与作者，明确古籍的总体思想。古籍文献具有一般典籍服务社会、传承思想的特征，其所传达的理念价值必定与时代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二，结合内容开展提名式分类，方便系统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一般具有字数多、汇集图书多等特征。以《永乐大典》为例，这部古典文献是明永乐年间由明成祖朱棣先后命解缙、姚广孝等主持编纂的百科类典籍，宗旨为“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全书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占卜、戏剧、工艺、农艺等知识内容，旨在记录时代知识，服务社会发展。因此，在系统分类的过程中，应按照不同图书所包含的知识方向来进行整理解读，以取得最佳成效。第三，辨析字词含义，准确解读语意。古代文言文不同于现代白话文，除了字词本义之外，还有词的引申义等其他解读方式，词义的引申方式与类型都影响着词义的正确解读。以词义的直接引申为例，“朝”的本义是“早上”，可以引申为“朝见”。因此，选择正确的方式对古典词义进行解读，是传承中华典籍文化的重点。

其次是开发。古籍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古籍并不是能直接拿来就用的现成品，也不是随意搬用的点缀品，其中部分文化知识、价值理念都与现代价值观相悖，因此要想实现中华典籍文化的现代化传承，需要基于现代文化价值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开发，提炼古籍精华，回应现实需求，结合当前中国实际，在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好地阐释中华文化，并将其作为解决现代实践问题的基本参考素材。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变

古籍作为中华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与作用，能够引导文明、启发思想，进而实现传承与发展。

比如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其依靠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新科技手段，利用电视荧幕将古典文献化作历史场景与故事讲述，在翔实史料的支持下，采用通俗唯美的语言讲述了中华典籍的发展历程与现代价值，将艰涩的古籍化作有温度的想象、情真意切的场景。以新媒体技术为支持的《典籍里的中国》文化节目一经播出，便吸引了众多受众的大量关注。《典籍里的中国》借助虚拟现实场景，实现了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形成了非常奇妙的历史架空感，引发年轻人自主推荐，成为中学语文老师在开学第一课的推荐。微博上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3.2亿次；在抖音平台，正片的播放量已超1.1亿次。其不仅扩大了中华典籍文化的影响范围，也加大了中华典籍文化的推广力度。

挖掘古籍时代价值

一方面，深入挖掘中华典籍的价值理念，结合现代人们的认知与时代发展趋势，将典籍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价值追求转化为现代人们的行为准则与精神追求，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变。以《道德经》为例，其核心思想为“道法自然”，也就是顺应事物发展的自然本性，不强作妄为，这个思想结合了老子对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深切洞察，在现代社会中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引导人们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遵循自然环境发展规律，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另一方面，回应时代需求，中华典籍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性特征，是结合典籍所处时代所形成的文化理念，回应古代社会的时代需求，与当前社会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结合当前的时代特征与现实需求，深入探索中华典籍的历史发展轨迹，有效实现历史与现实的需求转化，从而更好地阐述中华文明，回应时代需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基本素材与理论支持。

注重经典真义

中华典籍文化的创新应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上，也就是还原典籍文献真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发展。以《道德经》的开发创新为例，众多学者通过努力，经过历史考证还原其原貌，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道德经五步童谣》的少儿简译读本。《道德经》著于春秋战国时期，以纸张为载体，由于历史久远，其真迹难以考察，加上传世抄本众多，译文复杂且不一致。尽管历史上众多著名文人对其进行注释解读，但仍存在一定错误。比如晋代王弼所注的《道德经》一直被奉为传世经典，但根据专家的历史解读与考究，公元前194—180年间的抄本《道德经》基本维持原貌，专家在此基础上纠正了王弼注本《道德经》的错误，也就是其中“大器晚成”与“大器免成”的分别。由此可见，对中华典籍经典真义的挖掘是对其进行开发创新的基础。除了上述关于中华典籍出土真本的考究之外，还要辅以对应的翻译方法，这要求工作人员应本着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华典籍翻译，最大程度上维持典籍真义。

中华典籍文化的推广与创新

传统的典籍推广一直采用拓展古典文字符号、理解文字含义的方式，以培养受众的抽象领悟能力与严肃精神，这种局限于研究、考据学者圈子的文化推广方式显然不适合现代人们的文化观念与理解能力。互联网背景下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典籍文化推广提供了新的渠道与载体，也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古典文献“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观念，加快了中华典籍文化的推广与传播。

建立典籍翻译机制

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理解中华典籍词义，挖掘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并将其转化成社会公众都能读懂的通俗语言，是推广中华典籍文化的基础。因此，建立完善的典籍翻译机制非常关键。首先，注重专题文献通俗化，在对古典文献进行翻译时，采用白话式的翻译方式，使这些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转为通俗语言，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加快古典文献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其次，发挥中华典籍文化助力新时代话语建构的作用，为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词汇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挖掘其蕴含的话语资源。比如《诗经》中的“小康”概念，“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原义与“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等对文，本义即稍稍能安居，意在规劝统治者不要荼毒百姓，使民众休养生息。在此词义基础上赋予其民本特质，作为支持现代话语建构的理论基础，传统“小康”理念被现代时代语境激活，能够再次发挥理论色彩，转化为全民意志，从而实现在新社会的有效传播。最后，推动中华典籍外译。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往也更加深入，中华典籍也被更多外国友人认可。基于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需建立中华典籍外译机制，将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纵深发展。中华典籍外译应以归化为主，注重传达思想性。为进一步加大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播力度，中华典籍外译的出版形式需多面化，从而扩大受众范围，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加强跨学科和跨国界合作

中华古典文献主要用于传播思想、服务社会，比如《四库全书》《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中华古典文献涵盖了文、史、哲、理、工、农、医等众多学科。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几乎所有学科都是在中华古典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学术体系，是推动中华古籍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建设形成古籍学科理论体系，按照我国相关政策文件的任务安排与精神指引，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布局，在深挖古籍学科内容的基础上强化现代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加强古籍文献的编辑出版与数字化，发挥古籍文献在现代学科课程体系中的支持作用，实现古代学科专业知识理论与现代学科知识体系的紧密融合，从而有效推动中华典籍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推广应用。此外，中华典籍的“走出去”也是加快中华典籍文化推广的重要路径，是文化强国战略下文化跨国界传播的生动案例。中华典籍于16世纪末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传播出去，随着典籍对外译介活动的快速发展，中华典籍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通过打造国际化的译介团队，打破中华典籍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面临的困境，采取中外合作的翻译模式，使中华典籍在核心理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符合国外受众的文化背景与理解习惯，达到中华典籍文化跨国界推广的目的。

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

中国现代学科体系本质上就是中华古典文化中的经、史、子、集。中华典籍经历了长久的发展，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最终形成了现代学科体系。从孔子“删述”六经开始，众多古代文人与历史学家对古籍书目进行分类，并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对其进行革新。以现代中医学科体系建设为例，古人将医籍单独归纳到“方技略”中，随着医学典籍的不断增多，医方类二级类目数量的持续增加，郑樵后续将医籍单独列为一大类，奠定了中医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可见，现代学科体系建设形成于古籍学科体系，并经过吸收外来、自主发展后，演变为当前的专业学科体系。因此，中华典籍文化的创新应关注古籍文献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一方面，推进古籍学科专业建设，包括现代教育课程体系、教材体系等，支持高校完善古籍保护、整理、开发与数字化转化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古籍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古籍学科与现代新型技术的融合，包括材料学、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设置古籍专业本科课程，推动现代学科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引导中华典籍文化的现代学科化创新。

总的来说，加强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开发，多途径实现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推广与创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人类知识命脉延续的重点。我国的中华典籍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历经众多艰难，目的是保存民族文化精神标识，发挥中华典籍文化在现代精神文化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基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实际目标，未来关于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推广与创新，应更加注重中华典籍“走出去”，探索新型的优秀文化典籍译介与传播模式，使社会公众自觉承担起传承文化命脉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