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与汉字形体的嬗变

人类是先有了语言才有文字的，文字诞生以后就被拿来记录语言了，这也是它的主要职责。正因如此，字写得好坏，也是根据其能否更好地担负起“记言”这一任务来判断的。写得规范，能默写的字多，书写技术熟练的人就算好的写手，所以，字迹规范、匀称、清晰、熟练，是那个时代对书写者的要求。汉字与书写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汉字诞生之初是因大量的书写训练才逐步定型的，可以说，没有书写就没有汉字。但过程总是会消失在结果中，而且书写过程往往会被书写结果所掩盖。不只如此，汉字的规范性要求也一直规定着书写的方向。  

汉字形体发展中的书写

在古人眼里，字与书是无法分开讨论的，因为在他们眼里，字必须通过书写才能被生产出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可行的办法。《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张怀瓘的《文字论》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谓之曰文；母子相生，孽乳浸多，因名之为字。题于竹帛，则目之曰书……字之与书，理亦归一。”汉字与书写曾经是相互配合、不分彼此的，它们是“理亦归一”的，但就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汉字与书写早已不再是许慎、张怀瓘所说的那样，想必，“初造书契”的古人怎么也不会料到汉字与书写竟然会在数千年以后分裂得彻彻底底。

依类象形

受文字发展阶段的影响，尽管书写者已经相当努力，但汉字的笔法依旧无法高度统一，汉字的形体也无法高度整饬。现存的比较早且有说服力的手书墨迹是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仔细研究这两件墨迹，可以发现其笔法并没有严格统一的模式，并不像我们所了解的金文那样笔笔藏锋、笔画匀一，而是因势立形，位置不同，起笔的斜角也不一样，呈现出的起笔形状、笔画态势也各异。这并不是有意为之，书写者也想把字打磨得更简洁一律，只是当时的文字发展阶段不允许罢了。书写作为“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技能，但这终究是基础技能教育，只要掌握了这种能力就行，写得好也不会被奉为“书法家”。甚至一些写手在完成一件得意之作后，自己的名字都不被允许出现在作品中。查阅这一阶段的文献可以知道，很少有“某某人擅书”的说法，更没有因字写得好而标榜青史、名垂后世的例子。但书写的结果——“汉字”却备受重视，强调汉字功能的言辞屡见于文献记载，整理汉字形体的工作从未间断，而且历代为形体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都会被铭记，即使当时此人做的只是整理工作，也要将其夸大成创造，即使是来源于群众的造字活动，也得归到神灵般的仓颉那里。这样一来，本属于普通书写者的促进文字诞生与发展的功劳看起来就都与他们无关了，在书写中走向完善的汉字也几乎被看作是由脱离了书写过程的英雄创造的。

汉字“怎么写”要受“写什么”的限制，即书写要受汉字形体规范的限制。秦朝“书同文”制度的落实就反映了这种倾向。从《云梦睡虎地秦简》和《里耶秦简》中可以看出，秦朝时的手写体已经开始向隶书过渡了，而官方推行的“小篆”相较而言属于落后的字形模式，但为了强化汉字的统一性、流通性，当时依然使用落后的字形去约束已经进步的书写习惯。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汉字的统一性、精确性诉求一直很强烈，在它的制约下，书写不能肆意。但先进的书写方式毕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它代表着全新的、对汉字书写效率的需求。

简易之道

汉代是汉字形体剧烈演化的时代，也是书写发挥巨大作用的时代。许慎编的《说文解字》是一部篆字字典，目的是防止古今文字脱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字形体演变迅速，古今文字之间的差异很快被拉开。汉末赵壹在《非草书》中批评当时竞相习草的风气：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苍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赵壹的这篇文章所反映的观点其实就是在此之前社会普遍对汉字书写的主流看法，认为书写要被关进规范汉字的笼子里，不能随意写。但正像他说的那样，社会对汉字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总有“趋急速”的时候，于是，草书就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草书无疑是书写效率最高的字体，但也是形体最难固定的字体，是书写自由探索的最大尺度。按理说，隶书已经是相对规整的字体了，它既能照顾到书写的规范性，又能照顾到书写的效率。基于这些优点，隶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标准范式颁行天下，让后代子孙都这么写。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它的笔法与篆书极其类似，简洁而朴实。在社会稳定的时候，书写尚能守住基本规范，但在社会动乱的时候，简洁的笔法会给书写者更大的发挥空间，字形就容易被写乱。这也是隶书没有被长期颁行天下的原因。在规范书写方面，隶书所能达到的效果还不够，换句话说，它尚处在汉字发展的中间阶段，还保留着汉字的诸多原始特征，只有进一步完善才能保证形体的稳定性。从这里可以看出，书写仍在适应社会的各种需求，积极探索很多类型的写法，这种探索有得有失，但只要还会对汉字形体的稳定性造成干扰，就仍需要改进。

楷法齐备

魏晋时期是个过渡阶段，一方面，更高一级的实用规整字体正在酝酿，另一方面，更私人化的书写开始探索书写本身的乐趣，而相对轻视汉字形体规矩，这被称为“翰墨之道生焉”。楷书的萌芽是在汉末，兴盛是在唐代，相较于之前的字体，楷书是笔法最复杂、形体最稳定的字体。唐楷以前，从来没有一种字体会使用如此多类型的笔画，且对笔画的书写有如此严格的要求。对比唐楷与魏晋楷书的墨迹，能明显感觉到唐楷的笔画顿挫多，不如魏晋楷书的笔画利落、清新。现存的魏晋时期书者练字的纸片，书写技法还不纯熟，说明是出自初学者之手，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初学者并不是从训练笔画开始的，一开始就是在学写字，这也说明当时的基本笔画笔法还相对简洁，不足以构成书写难度，不用刻意去训练笔画。到了唐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开始有了训练笔画的意识，我们所熟悉的“永字八法”就是用来专门训练笔画的，传说为王羲之所创，实则是唐人的发明，目的就是训练繁难的基础笔画。从唐代开始，楷书领域就有了以某位书家的字为范式的现象，像欧体、颜体、柳体等，而其他字体却不存在这种现象，李阳冰篆书写得好、怀素草书写得好都没有被称为“李体”或“怀素体”，这说明当时作为官方实用字体的楷书，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而楷书的典范性书家，也备受推崇、追慕。楷书被确立为官方实用字体后，就再也没有产生其他新的字体，一方面是这种模式限制了书写的其他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印刷术的发明及应用填补了一部分社会需求，不需要通过书写再去改造汉字来提高效率。楷书可以说是规范汉字的极则，它的笔法烦琐，使汉字形体达到了空前稳定的状态。我们在写字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魏晋楷书有捭阖之气、行云流水之感；而唐代楷书端庄文雅，法度森严，看着也很美，但要想拿起笔学着书写就比较难，而且书写的节奏也是频繁提按顿挫的，很难运笔如飞、自由挥洒，书写的体验感较差，这种楷书比较适合官方场合，在非正式场合写字，像自作笔记、自书诗、朋友之间传信等一般不会用楷书，而是用行书，行书比楷书更有书写效率和书写乐趣。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奠定了官方场合多用楷书，非官方场合多用行书的书写格局，后世一直沿用，这也是汉字的规范性与书写的效率、乐趣所达成的妥协。

以后的宋元明清都沿袭了唐代的思路，官方字体越来越规整严谨，而非官方字体越来越自由烂漫。明清时期有“台阁体”和“馆阁体”的说法，这种字体以“乌、光、方”为标准，这个标准怎么看都更像是印字的标准，而不像是写字的标准。官方用字的形体规定开始逐渐忽视书写时的自然生理习惯和书写体验感，反而把汉字的一套烦琐的笔法规则强加于书写。现存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在当时就是由一些从全国抽调的优秀写手写成的，他们写的字体和现在我们字体库里面的楷体已经很接近了。这种字的形体整饬、光滑、刻板，尽管看起来很规矩、齐整，但写起来却束手束脚，这是对书写的禁锢，也令书写者感到拘束和压抑。文字的本质属性是符号，到了明清时期，它的进化算是进入高级阶段，能够更准确高效地承载信息；而非官方的书写也更好地甩开了枷锁，开始尽情展现，自由探索。

书写的角色之变

回看文化的产生过程，便知道书写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人与动物相比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人类有着灿烂的文化，而人类的先进文化最早是从“纹”化开始的，就是将万事万物浓缩在笔下，随后对之进行传播、研究、分析。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这是个超能力，他们通过这种创造符号并利用符号的能力来开启“征服世界”的道路，从此就有人具备了“提笔安天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能力。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不管是这种经验、能力的产生还是其代代接续，都离不开书写。汉字与书写是相伴出现的，汉字离不开书写，书写也离不开汉字。在二者最初的关系中，书写是占据主动地位的。如果说汉字是在书写中产生的，应该不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汉字这种高级符号就是人类书写能力的体现。而且汉字的发展、进化也是书写推动的，如果不是反复的书写实践，汉字就不会进化得如此简洁、多姿多彩，因此可以说，是书写孕育了汉字并推动了汉字的发展。

虽然如此，但历史上汉字与书写受到的待遇却有差异。古代文献分类把汉字的学问归到了“经”部，将其作为通经、解经的手段。古人非常重视主流思想建设，而汉字就是为这种思想服务的。文字一度被当作打开思想的门户，正所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这也是汉字之学被纳入“经”部的内在逻辑。汉字的学问包括很多方面，书写便属于汉字“形学”之下的学问，它是通过生产汉字将原本无形的思想转化为肉眼可见的形象传播出去的，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上不断进行汉字形体的整理与改造工作，然后让书写不断去适应新的经过改造的字形。前面说过，书写受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发展规律并不是时刻与汉字的形体要求相吻合的，相反，汉字书写的效率性与汉字形体精确性的矛盾常常被激化。

从以上层面来看，汉字书写与其他文字书写有着相同的任务、相似的角色，但汉字书写又有其独特之处。汉字书写紧紧跟随中华文明的发展脚步，中华文明绵延久远，书写也从未间断。在人们眼中，汉字承载着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它频频越过“记录语言的符号”的围栏，也就是说，写手书写出的汉字不以承载语义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其本身的字体风格、文化含义来表达某种思想。老牌大学的校名是请著名学者、书家题写，一般不会用打印体直接印刷出来，从传达信息的层面来讲，二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甚至打印出来的校名更容易被看懂，但书家题写的校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背后的信誉力量是打印体远远不能企及的。这种书写就未屈从于语义之下，而是以文字形象为手段的另一种形式的主动表达。

在当今时代，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场合需要拿起笔写字，更不要说是拿起毛笔写字。现实需求的退潮，压缩了书写的生存空间，使得书写正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这是个不可扭转的残酷现实。且不说古今人们书写水平的差异，就是当下爷、父、孙三代书写水平的差异都是肉眼可见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大众书写能力退化已经进入快车道。但汉字却并没有因为书写的衰落而颓废，现代技术的运用让汉字找到了更好的展现方式，它的规范性、效率性空前发达，时常“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继续塑造人的意识形态。汉字与书写曾经是相互配合、不分彼此、“理亦归一”的，现在却分裂得如此彻底。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人提起毛笔写字，但这种书写已经被奉为艺术行为了。不过，起码我们能够确定，它们会仅仅成为审美沉思的对象——也许是珍贵的宝藏，但已经降级到人类经验的边缘了。现如今，书写俨然已经成了一种古老的活动，在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中，它的位置摆放已经颇为尴尬，到底是继续延续、传承这种能力，还是让它随着社会发展的浪潮自然来去，是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当下，书写已经被奉为一种艺术行为，这种转变其实在书写发展的历史中早已露出端倪。汉字是在书写中产生并被书写实践一步步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同时，汉字日益增长的实用性逐渐对书写提出了许多要求，这对书写实践来说也是一种制约。书写一旦有了严格、一律的范式、楷则，其表现力就会大打折扣。随着科技的进步，书写这种文字显现方式已经变得相当落后，在现代社会中它的实用意义已经几近不再，几乎都是以艺术的身份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