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民族构建与中国电影创作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近代以来，民族构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并在重大历史节点中发生了阶段化的内涵升级。中国电影与民族构建相伴而行，其创作受到各时期民族构建先进思想影响。现主要从民族构建过程中产生内涵转换的三个节点入手，探究各时期民族构建的先进思想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对中国既存的族类群体和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促成了中国的民族构建。基于各时期社会背景与现实需要，民族构建的目标与内涵发生了三次较为重大的转变。梁启超于1903年重新确立了民族划分的标准依据，为中国的民族构建奠定了基础；孙中山于1912年又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赋予民族构建以“国族”内涵，其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时代，国家领导人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创性论断。

中国电影于20世纪初起步，与民族构建相伴而行，对民族构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意义载体”，中国电影积极整合中国社会各时期的先进理念，并将其转变为一种影像化的集体记忆。在此基础上，民族构建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思潮、民族精神、民族诉求对中国电影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呈现出历时性的特征。因此，探究近代以来民族构建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影响，对未来中国电影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工作中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此与彼”——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模式

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主义”概念，在伯氏学说的基础上界定了“民族”，认为语言、文字、风俗为民族最重要的特征，而非血统，主张中国应合诸族成一大中华民族。梁启超又指出，民族成立的必要条件是“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即“‘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成员也”，从而形成了建立在文化差异之上的“自我”与“他者”的民族划分。在这种划分依据下，民族边界、文化边界开始产生，民族集体的概念也逐渐形成。当民族个体以本民族集体作为参照并与外民族进行交流时，作为民族集体上层建筑的民族认同感也应运而生。这种在“自我”与“他者”区分之下产生的民族认同感对中国电影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虽然相较于国外电影的制作形式还略显稚嫩，但却通过民族化的地域空间、地域文化、地域形象与彼时的“西洋片”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化区分，为受众提供了一个与“西洋片”进行横向对比的文本。“民族认同反映的是民族个体成员或群体之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表现，民族间的接触、交往则是驱动这一民族认同从内在体验到外在行为发生的力量。”《定军山》的出现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同西方电影进行接触、交往的机会，同时其民族化的内容与作品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满足了民族认同“原生论”讲求的文化特质、生物性特征与“工具论”所讲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增强了观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由此，中国电影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并将民族构建进程中的进步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电影与国外电影相区别的本质差异。

中国电影行业对民族构建阶段性成果带来的进步思想进行整合，电影创作者相继创作了《难夫难妻》《黑籍冤魂》等一系列批判封建制度的影片。这些影片将儒家美学思想作为电影创作的美学观，以“礼乐相济”为影片创作的底层逻辑，把对旧社会落后制度与封建思想的批判寓于颇具趣味的场面设计与剧情编排之中，为中国电影“言志”与“抒情”的有机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爱国情怀、民族气节对民族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电影创作者开始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融入电影创作中，相继诞生了《联华交响曲》《青年进行曲》等国防电影，不仅激发了文人志士的民族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还鼓舞民族个体积极投身于保卫家园的斗争中。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本民族不同时期的进步思想，不断挖掘民族文化内核，在激发个体民族认同感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模式。

在新时代，中国电影行业在采用民族化创作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将新时代精神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作出大量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故事片与纪录片，这些影片以我国在体育、科研、国家建设等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为题材，将时代精神作为影片的文化内核，以电影叙事传承中华文化，以更好地增强民众的民族认同感。

“国族一体”——中国电影的民族胜利

20世纪初，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与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的概念逐渐融为一体，“卫族”与“卫国”有机串联起来，“国族一体”概念成为这一时期民族构建的主要内容，并在全民捍卫国家主权、追求民族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国族一体”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电影中。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首先，对全民族进步思想的整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对“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认为“大众化问题”是“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电影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民族平等为基石，对被压迫民族个体进行整合，创作了《压迫》《脂粉市场》《盐潮》《塞上风云》《花莲港》等影片，真正打造了全民一体电影阵线。

其次，对民族胜利的追求，主要体现在内部胜利与外部胜利两个方面。内部胜利的诉求与这一时期电影对民族进步思想的整合密切相关，即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向民众传播先进思想，如《狂流》《姊妹花》等影片主要围绕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及社会时局的动荡，旨在团结全国被压迫的群众来反抗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压迫。受到国防文学的影响，中国电影在外部胜利方面的诉求逐渐凸显，诞生了如《狼山喋血记》《壮志凌云》等一大批号召全民团结的影片，它们都以团结一心、保家卫国为创作的核心诉求。在和平年代，中国电影站在人类文明高度，不忘初心，回首过去，实现了从“表现对胜利的诉求”向“总结过往成功事迹”的转变，近年来的“春节档”“国庆档”涌现出一系列“献礼影片”，将档期属性与电影价值诉求相结合，以共鸣、共情与风格化叙事打造新情感实践“场域”，将民族构建取得的成果与新时代主流精神相结合，有效加强民族个体之间的信念纽带，这既是中国电影的历史传承，也是中国电影对民族构建作出贡献的现实需要。

“民族共同体”——中国电影的新时代表达

近代中国不仅是一段脱离传统王朝和封建帝国的历史进程，也是寻找近代民族国家，并进一步构建中华民族社会的过程。近代中国社会话语结构的形成是以“政治一体”与“精神统一”为目标的共同体发展进程，换言之，“国家是一种民族社会从政治上统一起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联合体的特殊结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将“共同体”定义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统一体。共同体内成员通过共同生活而具有的相互一致的、结合到一起的信念，是一个共同体特有的意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背景下，中国电影自觉地承担起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使命担当。从最早的《难夫难妻》《黑籍冤魂》到《狂流》《中国海的怒潮》等，这些影片都体现出中国电影关照现实与指导现实的特征。立足于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中国电影不断推进民族构建，进一步彰显出电影在民族构建过程中的价值。

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体现出“边缘化”的特征，传承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成为中国电影助力民族构建的首要任务。

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张艺谋执导的电影《影》通过汲取水墨美学元素，在彰显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电影摄制领域的特有价值。此外，我国电影行业在动画领域的探索也略有成效，通过对名著角色、神话故事IP的运用，对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故事文本进行改编，深挖民族叙事原型。这些尝试不仅有利于民族文化为新时代电影的守正创新作出贡献，还重新确立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电影创作中的主体地位。

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中国电影主要有两种实践路径。第一种实践路径是从民族构建中的重大历史节点入手，选择其中突显民族精神的群体和事件作为创作依据展开叙述，实现一种从宏观集体到民族个体的、自上而下的普适性传播。相关影片往往以新主流大片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其优势是能够强化民族集体记忆，实现民族精神的广泛传播，促使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之间产生共鸣。第二种实践路径则是从微观民族个体入手，进行微观叙事，这类影片着重表现民族个体普遍具有的生活经历与个人情感，突出民族精神在民族个体层面的生活化表现，以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居多，着重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伦理以及各行各业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通过角色的生活经历与情感状态传递出新时代民族个体的生命气息与人性温度，体现出民族精神的“草根化”。

相较于第一种实践路径，从微观民族个体入手更有利于引导民族个体通过电影对自身进行思考，更容易引发个体的情感共鸣，更能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03年，梁启超首次提出的“大民族主义”概念在确立民族边界的同时也成为中国电影区别于海外电影的文化边界。1912年，孙中山主张的“国族”概念将国家与民族进行了有机统筹，并在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影创作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主张等先进思想的影响，逐渐体现出统筹民族大众和追求民族胜利诉求的创作理念，承担起推进民族构建的重要责任。这些来源于历史的创作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需要相结合，为当前的电影创作带来了时代性的指示，使中国电影成为民族构建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中国电影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和表现时代精神的内涵，在不断推动中国电影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书写民族复兴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