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与建构：电影《高兴》中的农民工形象

根据贾平凹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兴》以喜剧的方式，向大众展示了以刘高兴、五富为首的一群勤劳朴实、坚韧不拔、努力奋斗、面对困难始终积极乐观的劳动者形象。现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以《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题材电影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提炼出影片所呈现的农民工形象，并从叙事方式、视听语言角度分析其形象建构的手法。研究发现，导演阿甘在《高兴》中以巧妙的表现手法向观众展现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问题，由此引发了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注。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视角已不能展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新时代的农民工不再受出生的限制，他们的身份已经从“傻根”变为“城市的筑造者”，从被同情的“平民”变为融入时代洪流的“创业英雄”，从离乡背井的“城市流浪者”变为走向世界的“精英”，从“打工者”转变为“技术人员”“企业家”。从空间上看，农民工的阵地已经从“乡村”走向“城市”，在城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形象不断被刷新。

由阿甘导演的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兴》，一方面以喜剧的形式讲述了刘高兴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与农民工兄弟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另一方面又以同情和关注的姿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叙事，表现了农民工长期远离乡土，在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作为处于产业边缘、城乡边缘、体制边缘的弱势群体所遭遇的种种尴尬。

电影《高兴》内容简介

电影《高兴》主要讲述了进城打工的“破烂王”刘高兴的故事。陕西农村清风镇农民刘高兴有一个很大的梦想，他想亲手做一架飞机，自由自在地徜徉在西安城区上空，做一会“人上人”。怀揣着这个梦想，刘高兴和自己的好兄弟五富一起来到省城西安打工。二人来投靠同乡的韩大宝，韩大宝原本只是一个在乡下混不下去的小混混，到了城里却小有所成，成了一个体面人，所以到城里的清风镇乡亲们总要先来投奔韩大宝。韩大宝安排刘高兴和五富去捡破烂。在捡破烂的过程中，刘高兴结识了一群朋友——杏胡、种猪、黄八，同时还收获了一段爱情——与按摩小姐孟夷纯相识相知。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刘高兴用自己平时收破烂收来的钢材，造出了一架简易飞机，还载着五富腾空而起，圆了他的梦。

电影《高兴》中所呈现的农民工形象

“城市筑造者”形象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城市筑造者”，农民工在城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来自农村地区，为了生计和发展来到城市参与建设，是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可以快速适应城市生活和工作环境。

影片中刘高兴和五富每天走街串巷、风吹日晒，捡破烂一方面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也是维护市容市貌的一种方式。杏胡、种猪夫妇常在工闲时到工地搬运水泥，这样不仅能维持生计，还能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他们是一群勤劳朴实、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普通劳动者。他们远离家乡到城市打拼，面对城市生活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始终保持顽强进取的精神，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坚定地前行。他们身上闪烁的吃苦耐劳、尽职尽责的光彩，理应为城市居民所敬重、所认同。

总之，农民工作为“城市筑造者”，是一个勤劳、朴实、团结、坚韧、进取的形象，他们的贡献不仅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奋发向前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

质朴善良的老实人形象

刘高兴是来自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外表朴实无华，穿着简单，口音浓重，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干劲和精神状态，反而更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善良和真诚。他脚踏实地，从不轻易放弃，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坚定地走向前方，当然也正是这种稳重沉着的态度，才让他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保持镇定和从容。

杏胡和种猪这对夫妻，一个热心肠，一个习惯把“你的话多得很”挂在嘴边，黄八、五富都是普普通通、朴实纯正的农民工，他们不追求大富大贵，只想尽自己的力量，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杏胡和刘高兴都是实在人，刘高兴造的飞机坠落下来，把她家的屋顶砸了个大洞，但是在刘高兴主动承担责任时，杏胡完全没有计较的意思。在得知孟夷纯的事情后，杏胡又组织了一场大型慈善夜舞会，号召大家捐钱，总之，她是一个乐于助人、善良的人。五富的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善良的人，看到刘高兴为孟夷纯的事情到处奔波，五富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还帮助刘高兴捡破烂，收集材料造飞机，从无怨言。五富还是个重情重义的人，看到刘高兴为孟夷纯受苦受累时，便将家当全部取出赠予刘高兴。

其实大多数农民工都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他们对待别人都很友善，不会轻易给别人制造麻烦，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刘高兴给观众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当孟夷纯崴了脚时，刘高兴给她买红花油载她回家；在她被关进看守所时，刘高兴东奔西走地为她凑赎金。刘高兴在捡破烂途中见到一位残障老人在阳光下暴晒，便推着轮椅将老人送到树荫下，此后每遇老人，他总会送上一束嫩嫩的小黄花，以示牵挂。

总之，作为一个久经世故，却依然保持着纯真的群体，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和劳动，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边缘化”的弱者形象

作为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在社会上往往被视为弱势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因为家庭困难或者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市打工。由于缺乏专业技能，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选择比较有限，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或简单的加工工作。这些工作的收入较低，而且往往不够稳定，工作环境也比较艰苦。

此外，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不少农民工孤身一人进城，缺少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心理状态也容易受到影响，容易出现焦躁、寂寞、失落等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是被边缘化的弱者形象。

城市居民往往不会在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很多农民工往往生病了却得不到救治，电影《高兴》里的五富得了脑疝，除了坐以待毙别无他选，而他的好兄弟刘高兴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当然世事无绝对，五富死而复生，说明人间自有真情在。孟夷纯的弟弟被送进看守所时，老板娘的冷漠、同伴的无情，都让人看到了农民工作为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一种无奈和悲哀。

总之，农民工作为被边缘化的弱者，需要人们的关注和帮助。政府和社会应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出台更多法律和政策；同时，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价值，消除歧视和偏见。

电影《高兴》中建构农民工荧幕形象的方法

影视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有很多，本文主要从叙事情节设置和视听语言两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叙事方式

1.歌舞剧形式

电影《高兴》通过歌舞剧的形式，呈现出戏仿、恶搞、狂欢式的后现代游戏化叙事风格。导演阿甘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印度歌舞片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创作方式既能烘托气氛，又能让观众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

影片开头有一段Rap说唱，刘高兴、五富和他们的同乡从陕北农村开着电动三轮车去西安，路上遇到警察盘问，刘高兴冷不丁来了一段Rap，五富等人则是伴舞，山坡大地是舞台，电动三轮车是道具。这一段Rap既引人发笑又令人唏嘘，而刘高兴被抛弃的悲苦和不甘，也通过劲歌热舞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影片的第二段歌舞是刘高兴在一栋民宅里，把收破烂的“本事”传授给五富，这段充满活力的街舞，激情洋溢，简练流畅。一边是刘高兴和五富以及居民们热情的群舞，一边是石热闹和他的痞子哥们儿混在一起讨论着收酒瓶的价钱，音乐声渐渐大了起来，两队人马又唱又跳，好不热闹。

《高兴》并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歌舞片，其将电影表演和歌舞表演相结合，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阿甘导演在影片创作上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用脍炙人口的歌曲和精彩的舞蹈来表达主题、渲染情感，是电影制作上的一种创新。

2.悬念的设置

设置悬念在剧情叙述和节奏把控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兴》这部电影一开始就设置悬念，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刘高兴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工，却有着一个大志向——造飞机飞翔于西安城的上空。身份与梦想的巨大反差让观众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十分好奇，进而逐渐了解影片《高兴》中所塑造的农民工形象。刘高兴的形象“起点很高”，观众对他的期望也很高。一个敢把造飞机作为梦想的农民工成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肯定了刘高兴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之后，观众会不断地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刘高兴的形象也变得更加丰满。

视听语言

1.场面调度

场面调度包括镜头调度和演职人员调度。镜头调度是摄影师在不同的拍摄方向、拍摄角度，采用不同的运镜方式获取的不同视点的画面。摇镜头和移动镜头在电影《高兴》中被多次使用。影片的镜头调度行云流水，观众的视线会随着镜头的移动而不断移动，镜头调度在影片的歌舞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影片的镜头调度往往能够反映人物的心理，而人物的心理、情绪往往需要不同的场景进行烘托。在刘高兴进居民楼收破烂时，影片先以一个旋转加特写镜头，接居民楼的大全景，再接刘高兴的面部表情特写。导演把刘高兴从忐忑到愉悦的心理变化，通过场景的大跳跃表现了出来。特写镜头在电影中的运用较多，在刘高兴把钱送到孟夷纯的手上，孟夷纯把窗帘拉上时，影片通过特写镜头放大了刘高兴的紧张不安和茫然无措，展现了刘高兴的老实人形象；而在特写镜头下，孟夷纯微微上扬的嘴角却透着几分苦涩。这一方面体现了孟夷纯心中对刘高兴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孟夷纯内心深处的自卑感。特写镜头的运用向观众呈现出强烈而清晰的视觉影像，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

2.影调色彩

影片中的色彩往往能够体现影片的主题，营造气氛，将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塑造出来。影片《高兴》中，孟夷纯一出场就穿着一双鲜艳的大红高跟皮鞋，配上一件紫色露骨连衣短裙，将按摩小姐俗不可耐的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而居家时，蓝色的衬衣又把孟夷纯清纯可人的一面衬托得很完美；最后，孟夷纯从拘留所里走出来，素净的白色上衣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清纯无瑕的女主形象。刘高兴与石热闹的两次相遇都是一人穿红色背心，一人穿蓝色背心。红色是一种推崇色，蓝色则代表沉郁、消极，红色背心反映了刘高兴明媚开朗的性格，蓝色背心则反映了石热闹阴郁、不求进取的性格特征。

此外，片中还多次出现泛黄的野菊花。刘高兴第一次、第二次为残疾老人敬献黄花，第三次为孟夷纯庆贺都有野菊花的出现。明黄色不仅点缀了灰暗的画面，还展现了刘高兴乐于助人、淳朴善良的人物形象。

3.剪辑技巧

电影《高兴》运用对比蒙太奇与平行蒙太奇的剪接手法，表现出刘高兴与五富不同的形象。影片开场，韩大宝让刘高兴和五富在不同的地方做着同一件事——收破烂，一个是风风火火骑着三轮车就上路，一个是哭丧着脸心不甘情不愿。导演以平行、交叉剪辑的手法，不断切换两人收破烂的镜头画面，以平行蒙太奇和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将刘高兴乐观、积极、自信的形象和五福悲观、懦弱、无奈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还通过积累式蒙太奇手法，表达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美好祝愿，希望他们能够被城市接纳，成为共同创造城市美好未来的一分子。这种剪辑手法将若干相关或有内在联系的镜头组接到一起，可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如刘高兴载着五富飞上了西安城的上空这一幕，巷道上的过客、公交车上的乘客、菜场上的商贩、采油的矿工……一系列类似的镜头，伴随着音乐《欢乐颂》的响起被串联在一起，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气氛，展现了农民奋发向上、乐观积极的形象。

电影《高兴》将农民工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内心情感呈现在大众面前，成功地塑造了“城市筑造者”的农民工形象，淳朴善良的老实人形象，以及“边缘化”的弱者形象。本文主要从刘高兴、五富、杏胡、黄八等农民工身上寻找共性，归纳总结了农民工的荧幕形象，同时从叙事方式和视听语言两方面分析了构建农民工荧幕形象的方法。

201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影视镜像中农民工媒介形象新变研究”（编号：18YJC86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