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保南路壮剧韦艳芬演员口述史

中国地大物博，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56个民族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南路壮剧便是其中之一。但是目前受到政府重视度低、现代文化浪潮的冲击，以及表演模式陈旧、观念滞后等因素的影响，南路壮剧在剧本创作、表演、传承等方面都面临着危机。南路壮剧老演员韦艳芬是现今少数健在且仍保存着古壮字剧本《宝葫芦》的第一批到北京参加演出的演员，现通过访谈、口述的形式，收集其当时前往北京演出的口述资料，并由此对口述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必要性进行思考。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有壮、汉、瑶、苗、侗等12个世居民族。其中，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壮剧就是在壮族民间文学、歌舞和说唱技艺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融合了当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广西壮剧根据方言、唱腔、表演风格、伴奏乐器及地域环境可以分为北路壮剧、南路壮剧和壮族师公戏等。

南路壮剧主要流行于广西南部壮语方言区，如德保、那坡、大新、天等、靖西等县以及越南北部一带。因德保和靖西是南路壮剧的两大发源地，且南路壮剧使用当地方言配合民间曲调演唱，故名“南路壮剧”，也被称为“德靖壮剧”。一直以来，南路壮剧一方面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满足了当地壮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壮族人民的人文风貌和审美追求。

因此，笔者决定前往德保县对南路壮剧进行田野调查。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带着壮剧《宝葫芦》的获奖纪念照，采访了东安街业余壮剧团现今健在的老演员——韦艳芬。如今她已将近90岁，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她依然能清晰辨认出照片里的人物，说出这些人物的关系，并且向我们讲述剧团前往北京参加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的故事。此次采访引起了笔者关于口述史对南路壮剧研究的必要性的思考。

德保南路壮剧现状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地域环境会对当地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德保是南路壮剧的发源地之一，所以到目前为止，壮剧仍然是当地人非常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德保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东连田东县，西南接靖西市，北邻田阳区、百色市，下辖7个镇、6个乡，县内壮族人口占比最大，是地地道道的壮族之乡。德保除了南路壮剧外，还有末伦、壮族歌圩等传统民间艺术，并且都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南路壮剧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这些优秀民间艺术。例如，德保南路壮剧中的“山歌调”是在山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德保壮剧的主要唱腔来自祭祀活动中的“末伦”曲调；德保南路壮剧的主要演奏乐器为马骨胡。可见，德保丰富的壮族文化滋养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德保南路壮剧，孕育出了一朵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之花。遗憾的是，德保南路壮剧虽然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但仍然面临着衰亡的风险。

由于各种原因，德保南路壮剧现在面临着重重危机。首先，政府的重视程度不高。虽然德保县政府一直都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每年都会划拨相应的资金用于德保南路壮剧的传承，但是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度不够。其次，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更加多样，南路壮剧因此面临着传承困境。

但是导致德保南路壮剧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戏曲本身。首先，与时俱进的剧目不够，表演的一直是《田螺姑娘》等传统剧目，这在当今时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需要加大剧目的创新力度。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剧目《宝葫芦》之所以能被选为当时参加自治区和全国文艺会的剧目，是因为它的剧情贴近人民的生活，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因此，剧目题材的选择应该与时俱进。其次，创编人员和演员思想观念落后，无法编排出符合当代观众需求的作品，进而使其产生情感共鸣。

目前，德保南路壮剧发展面临着多重困难。第一，创作人才短缺，无法创作出优秀的剧目，从而吸引当代观众。第二，缺乏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每个剧团都处于停滞的状态，演员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以至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壮剧，壮剧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因此，采访韦艳芬刻不容缓，应该把老一辈对南路壮剧的热情记录下来，并告之社会，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和传承南路壮剧。

韦艳芬口述内容

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之前阅读了2020年出版的由农威言、黄柳色、农颖编著的《德保南路壮剧》。书中提到，德保全县当时共有53个业余剧团。其中，城关镇的东安街业余壮剧团于1956年6月改名为德保县壮剧歌舞团，成为第一个县级专业剧团。可以说，该剧团是德保南路壮剧辉煌的见证，也是德保业余壮剧团的骄傲。该剧团的核心人物有林中鹤、吴志隆、卢山、农正丰、黄炳兴以及赵孟伯。其中，林中鹤的艺术技能是最全面的。他不仅是演员，还是剧团的编剧和导演，因此有相当高的威望，也深受同行的尊敬。此外，剧团的其他人员也有着非常高的表演技能，他们既能演戏，也能跳舞。出演壮戏《宝葫芦》和舞蹈《捞虾舞》两个节目的演员于1954年12月参加了在南宁举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民间文艺会演，又于1955年3月代表广西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业余音乐舞蹈观摩会演，并获得了当时的最高奖项——优秀节目奖。周恩来总理与张云逸将军现场观看了北京的会演，中国戏剧艺术家欧阳于倩也会见了演员们并给予了鼓励。前往北京参加会演的演员中有8名男演员、4名女演员。8名男演员分别为农正丰、黄炳兴、高庆和、吴志隆、许耀南、凌奇军、沈虎邦、赵孟伯；4名女演员分别是张琴音、韦艳芬、黄桂月、唐秀英。在这12名演员中，张琴音与赵孟伯在北京参加全国会演时还荣获了优秀演员奖。书中提到，当年参加会演的演员大都已故，如今还健在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国家级南路壮剧传承人张琴音，另一位是笔者所采访的老演员韦艳芬。笔者前往德保时，张琴音已作古，只剩下韦艳芬仍在世，由此，韦艳芬成为此次田野调查的主要采访对象。

由于韦艳芬结婚生育后需要照顾家庭，从1956年起其便不再参与剧团演出，所以本次采访的内容主要是询问当时剧团在北京参加会演时的经历。通过此次采访，笔者得知韦艳芬参加会演时仅22岁，当时她嗓音清亮、能歌善舞，并且有一定的文凭，在东安街的女性群体中算是比较有文化的，因而她被剧团选中，张琴音也是如此。她们进入剧团后，便吸引了另外两位女演员加入，起到了带头作用。同时，通过韦艳芬老人的口述，我们还得知了剧团在北京会演时的活动安排，基本为上午表演，下午排练。剧团在会演获奖后，还到桂林、百色等地巡回演出。除此之外，她还讲述了演员之间的关系。

在采访中我们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南路壮剧是非常辉煌的。从1954年12月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届民间文艺会演到1955年3月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业余音乐舞蹈观摩会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德保壮剧从家乡的小舞台唱到南宁、北京。这一发展在广西文艺界激起了千层浪，为广西，甚至是全壮族人民赢得了荣誉。同时，我们还感受到当时南路壮剧的导演、编剧和演员对南路壮剧的热爱，正是因为他们的热爱，才能创作出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常演不衰的剧目《宝葫芦》。2010年，在南路壮剧会演中，马隘业余壮剧团和都安业余壮剧团都表演了这一剧目，虽然这两个剧团的演出都是经过改编的，但都非常受观众欢迎。这一段口述内容是《德保南路壮剧》中没有的，对东安街业余剧团前往北京会演经历的空白进行了填补，这也是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价值。

口述史对南路壮剧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民间艺术是劳动者的创造、集体的财富。要想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置身于非遗所在的具体环境中，进而体会其所蕴含的智慧、文化逻辑以及思想观念。对此，口述史研究的方法论可以为非遗研究带来不少便利。

首先，非遗研究与口述史研究都有对过去的人类文明进行重述的作用，都在不断叙述过去的文化、传统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事件、人物等，两者在这一方面是相通的。口述史重述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包括非遗所蕴含的人们的情感、精神、思想和观念。所以通过对某位非遗传承人进行采访，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技艺、技术记录下来，还可以将非遗所蕴含的深刻内涵表现出来，因此，对群众的口述史进行研究是非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口述史研究中，具有规范性的访谈过程要求访谈者与受访者一起创造一个表达、学习和回忆的场景。笔者在采访前向韦艳芬提供了1955年剧团参加中央业余艺术会演时全体代表的合影，帮助其回忆当时的画面，在采访时通过录音、录像等音像采集方式，记录传承人口述的内容，从而收集口述史料。

其次，田野调查是非遗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步骤，但是不同个体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往往存在巨大差异。同时，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民众的住所经常发生变动，这也给访谈增加了难度。当人口流动频繁时，每个人对同一件事的记忆就会出现偏差，因此，研究者需要关注被访谈者的个人生活，理性分析群众的口述内容，将口述史研究与非遗研究完美结合起来。笔者在了解到韦艳芬于1956年便不再参加剧团的表演工作时，决然将采访的主题确定为剧团前往北京参加会演的这段过程。将口述史研究与非遗研究相结合，可以帮助学者通过整理、分析民间文化的创作者和持有者的口述资料，进一步完了解非遗的发展。

从韦艳芬的口述资料中可以得知德保南路壮剧在北京参加会演时的情景，以及东安街业余剧团内部成员的基本情况，再结合其所在区域的环境、历史背景、风土人情、道德思想以及德保南路壮剧的传承方式、行业行规、发展现状等方面的资料，可以对德保南路壮剧的基本情况有一个了解。现在德保南路壮剧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大部分中青年壮剧演员出于生存生计方面的考虑，相继退出了演员的队伍，外出寻找其他的工作。目前，德保南路壮剧演员出现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而通过田野调查对这些演员进行采访，并将访谈内容保存下来，对于非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口述史在非遗保护和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期，只能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信息，虽然后来出现了文字，但是受教育条件的限制，许多人依然无法识文断字，传递信息仍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因此在现阶段的非遗研究中，口述史研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提高非遗传承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还可以加深人们对非遗的了解。

要想让非遗传承人在社会上真正地站稳脚跟，就需要不断提高非遗传承人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研究人员必须意识到传承人口述内容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一，在对传承人进行采访后，需要用田野调查的内容对传承人的叙述加以鉴别，因为人会受社会环境、生活变化影响而产生记忆错乱。由此，笔者为了提高口述内容的准确性，依据《德保南路壮剧》这一专著整理口述内容。第二，受访者可能会因为自身知识水平不高而隐瞒或夸大某部分内容，对此，访谈者需要主动将口述内容与受访者的有关资料进行对比，韦艳芬老人在当时属于有着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这也有利于口述材料的甄别。第三，对于一些濒临消亡的非遗，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完整地记录相关信息，并收集相关实物，对其进行拍摄以保留相关信息，以便证明阐述内容的真实性。

现在德保南路壮剧的生存危机已是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不少研究者从剧目创作的题材、传承人的培养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探讨了南路壮剧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传承策略。剧团成员是德保南路壮剧的表演者和传播者，只有提高他们的地位，才能促进南路壮剧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收集韦艳芬的口述资料不仅可以丰富德保南路壮剧发展史的内容，还能提高东安街业余剧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提高民间壮剧团在德保的社会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承与发展南路壮剧，让南路壮剧得以活态生存与发展，同时保护好现在仍在世的演员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