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常熟县学碑刻的考察

常熟县学创始于宋，延续至明。常熟县学碑刻内容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明朝的常熟县学碑刻有四十八种，其中，现存碑石约有二十一种。常熟县学碑刻不胜枚举，包含禁约与题名碑、县学重修碑、像赞图像碑等，此外，还有遗泽碑、阿。碑刻现多存于文庙，也有一部分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常熟县学碑刻的书法、绘图、篆刻、文学等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它对研究常熟历史有着重要作用。

明代常熟县学碑刻情况概述

常熟县学

常熟地处江南，境内水网密布，明沈玄曾言其“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此外，常熟又因当地虞山是我国古代吴国第二代君王仲雍（又称虞仲）的葬地而简称“虞”。夏商时期，常熟地域为古扬州属地；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常熟地域属会稽郡吴县；后常熟经历多次地理属地变迁，宋朝时常熟属两浙路平江府，元代元贞元年（1295）常熟县升为常熟州，至明洪武二年（1369）又复降为县，隶属苏州府。

在《常熟儒学碑刻集》中，吴讷在《常熟县儒学新建尊经阁之记》中有言：常熟县学，首创于宋之至和，重建于端平之初，左庙右学，大成殿后有言公祠，祠右有明伦堂。由此可见，早在宋朝，常熟就有了县学。常熟县学亦可称为庙学、儒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孔庙的常熟文庙，也是南宋年间常熟县学的所在地，在常熟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关于常熟文庙之创立，史书并无记载。南宋著名思想家魏了翁的重建（常熟）县学撰记称：“常熟县学之始，图乘放失，仅有屋梁，书至和纪年，余无所考。”由此可以推断，常熟文庙大约创立于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初时有大成殿、明伦堂等建筑。常熟县学历史悠久，其文庙历经多次修缮，是常熟兴学重教的标志性建筑，在常熟教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明代常熟县学碑刻

关于常熟的县学碑刻，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至明崇祯八年（1635）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常熟儒学碑刻集》中收录的有关明朝的常熟县学碑刻大约有48种，其中，现存碑石者21种，另有一碑仅剩碑首，碑已佚。立碑多处于弘治、嘉靖和万历年间，并以万历年间最为繁多，有15种；弘治和嘉靖年间各有9种。现存的有明宣德九年（1434）的《常熟县重修庙学记》，明正统六年（1441）的《重修常熟县儒学之记》，明正统十三年（1448）的《常熟县儒学新建尊经阁之记》，明成化九年（1473）的《常熟县儒学进士题名记》，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常熟县学重建先圣庙记》，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图并跋》《天文图并跋》，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常熟县重修庙学记》《重修常熟县学记》等。这些碑刻目前大多存于文庙碑廊或文庙学宫门附近，也有部分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这些碑刻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明代常熟尊师重教、礼乐兴盛的历史与风韵。

明代常熟县学碑刻的内容与价值

学者宋佳音言：古代碑刻是我国文物宝库中的一大门类，是中国历史上珍贵的礼俗文化活动遗物，不仅记载着大量文字信息，还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它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汉隋，兴盛于唐宋，宋代以后，刻帖之风渐兴，明清时更是普及。明代常熟县学碑刻在整个常熟的历史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丰富的文字信息和精致的书法、绘画艺术，成为研究古代常熟和常熟地方教育的重要史料。

禁约与题名碑刻

苏州自古人文荟萃，姑苏状元，甲冠天下。清代文学家汪琬曾夸赞苏州特产只两样：一是梨园子弟，一是状元。明朝时期，苏州状元共有九人，常熟作为苏州的下属县市之一，自然也是群英咸集。科举人才辈出，不仅从侧面反映出该地政治与经济的发达，更彰显了一座历史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

明洪武十五年（1382），曾有碑刻《生员禁约十二则》一篇，碑文开头即“礼部钦依出榜，晓示郡邑学校生员，为建言事理。本部照得，学校之设，本欲教民为善”。大概说的是生员出榜的事情，同时该篇在开头阐述了家教品性的重要性，指明将此篇十二则禁约附于榜后以及禁约的重要意义。

明永乐年间，常熟知县傅玉良于学门西重建先贤祠。邑人鱼侃等人中了乡试归来，即将赶赴京城参加会试，傅玉良等人前去为他们送行，为了激励他们的士气，傅玉良撰写了《科举题名记》，列书“国初迄今”的所有科目进士和他们的出处情况，此举也改变了自宋嘉熙以来明朝没有题名记的状况，且激励了后人继续撰写，将之传承下去。傅玉良该篇题名记中列举了儒生共69位，其中，进士约13位，这些儒生大多来自东南一隅。明天顺四年（1460），又有章表立《儒学进士题名碑》，涉及大约23人，独作进士，此后题名记也大抵如此。其中有一篇成书于明成化九年（1473）的《常熟县儒学进士题名记》，是明代常熟碑刻中唯一现存的一篇，原碑在邑学西碑亭，现存于文庙碑廊。此碑由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人李杰撰写，他是明成化二年（1466）的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该篇记录了明朝“设进士科以取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三年则有司皆合郡邑之士而试之，拔其尤以贡于礼部；又合所贡之士而试之，拔其尤以贡于大廷。上必临轩亲策之，始第为进士”的科举取士规程，并以升进的先后、甲第的等差悉数列举常熟县的进士及其履历。这些题名记、题名碑等都是明代常熟县科举繁盛的直观表现。

县学重修碑刻

明朝时期在苏州下辖的常熟县内，也有许多重修庙学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散佚，如明成化四年（1468）徐有贞撰写的《直隶苏州府常熟县儒学兴修记》；明弘治八年（1495）李杰撰写的《直隶苏州府常熟县重修庙学记》；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许成器撰写的《重建常熟县儒学西舍碑记》；明崇祯年间的《重造常熟县儒学束庑碑记》，等等。

明宣德九年（1434）杨荣所作的《常熟县重修庙学记》，原碑在邑学戟门内东首，现存于文庙戟门北。本篇碑刻中描写了明朝宣德时期因学宫建筑年久受侵蚀，遭到风雨的摧残，于是有西江罗汝宽斥资修葺，县丞李子廉、主簿郭南等县吏感怀罗汝宽的勤劳用心，自发捐俸禄帮助其修葺。经过重新装修，庙学一改先前颓唐废弃的样貌，还配备了圣贤像，设置了章服、帷幕器用等物，使得庙学得以华彩重放。这次修葺所用的经费完全是出自百姓官员私人的口袋，不曾耗费一文官费，这也反映出了常熟县在明朝繁盛时期的崇文之风。

明正统六年（1441），赵永言撰《重修常熟县儒学之记》，此篇碑文原在邑学明伦堂东首，如今常熟市碑刻博物馆仍有此碑，现存于学宫门东首。历朝以来，常熟都十分注重对文庙的修缮，并在历史上先后对文庙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缮，这对于常熟形成崇文重教的历史传统，促进常熟兴学讲学的社会风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常熟历史上人才辈出，自唐朝到清朝出了约485名进士，其中包括状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

明正统七年（1442），县丞陈澄新建尊经阁，后在明正统十三年（1448）有碑刻《尊经阁记》，即《常熟县儒学新建尊经阁之记》，该碑是由吴讷撰文，张绪书写，吕顺镌刻而成，现存于文庙尊经阁西首。尊经阁即藏书楼，该篇讲述了常熟县学的创立与尊经阁诞生的渊源等，传达了崇儒敬道之情。

除此以外，还有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常熟县学重建先圣庙记》，现存于文庙戟门，庙记描述了修缮孔子庙的有关事迹；明嘉靖元年（1522）的《常熟县儒学义田记》，现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常熟县重修庙学记》《重修常熟县学记》，均现存于文庙。

像赞图像碑刻

在明朝常熟的碑刻中，《子游像赞并序》《曾子像赞》《小孔子像赞》这三幅像赞皆已散佚。就《子游像赞并序》一篇而言，从碑刻原文可见，子游画像位于正中间，右侧有清晰的“子游像”三字字样，画像下方便是完整的一篇子游像赞并序。子游是春秋末期吴国常熟人，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一位自南而北跟随他学习的弟子，“志行卓越，豪杰特立”。像赞碑的刻画与撰写，是一种人物突出的类型，歌功颂德，感怀备至。或笔力遒劲，或淡雅秀美，通过像赞碑，人们不仅可以感受撰碑者的书法风采，也可以通过与碑文相配的画像，赏析当时的绘画水平以及碑刻的艺术价值。像赞碑通过对某一具体人物的刻画，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

宋代以来，苏州一地科举之盛，执天下人文之牛耳。常熟有着丰富的贤者文化之传统，香火绵延，圣心不断。从唐朝至清朝，常熟县诞生了八位状元，这其中就包含清朝末年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翁同龢。翁同龢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其是状元，曾担任同治帝、光绪帝两位皇帝的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见证者之一，这是以小人物看大历史的重要例证。

除了像赞碑以外，还有一类图像碑刻，其中，明朝相关的有三幅，即明弘治年间的《冠婚丧祭图》，现存于文庙学宫礼门西；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图并跋》，现存于文庙学宫礼门；明正德元年（1506）的《天文图并跋》，现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这三幅图像碑刻在《常熟儒学碑刻集》中均有收录。

其中，《冠婚丧祭图》包含《冠礼图》《婚礼图》《丧礼图》《祭礼图》，内容丰富，列举了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中应遵循的礼仪等，包括如冠礼前三日应邀请有贤有德的亲友、冠礼的行进流程、婚礼从迎亲到送宾的各项流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重礼的文化传统。

明正德元年（1506）的《地理图并跋》碑高177cm，宽86cm，最初是由杨子器撰写，后来邑令计宗道因前令杨子器所刻的此图日渐磨损，于是手书重刻。前文提到的《冠婚丧祭图》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刻在此碑的背面。图像正上方刻有“地理图”三个大字，描绘了一幅内容繁杂的地理一统图，包括各级各层地理建制。

明代的《天文图并跋》碑也是由邑令计宗道手书重刻于明正德元年（1506），此碑高201cm，宽30cm，分为星图和图说两个部分，列二十八宿，介绍了经纬星的含义，更正了先前宋刻天文图的一些不足。与《地理图》一样，图像正上方刻有“天文图”三个字。《中国恒星观测史》指出：“图上从内规至外规，垂直于赤道圆的，亦绘有二十八条宿度线。线末端注有二十八宿宿名及宿度。宿度录自苏州府学天文图，为元丰观测值。这以外的一圈，仿苏州天文图，注有十二次、十二辰及十二州国分野，仅写法略有改变。”这版《天文图》与北宋年间的苏州天文图有着密切关联，潘鼐认为：“此图因苏州天文图碑有误讹而刻。星图按传抄本吴晋太史令陈卓订定的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图镌刻，除极个别多刻外，图上星官名数齐全，符合敦煌《玄象诗》所述，是一份现仅见的中国古典三家古星图。”

明代常熟县的这篇《天文图并跋》碑虽然是临摹作品，但在常熟碑刻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张晓旭《苏州碑刻》言：“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研究，此图是继敦煌《星图》《新仪法要星图》和苏州《天文图》之后又一重要星图，在我国天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宋代苏州《天文图》不同的是，该图跋语部分又增加了《史记·天官书》内容。另外，它按照《宋史·天文志》、甘石巫氏《星经》和《新仪法要》提出了一些与宋刻天文图跋语不同的见解。”

除以上内容外，明代常熟县学碑刻还有书院记、遗泽碑、志序、明细碑等。常熟一地历史悠久，文教昌明，底蕴深厚。明宣德九年（1434）的《学道书院记》记载了常熟文学书院的建立与修缮，同时也阐述了碑文作者张洪对旧文学书院改名为学道的理解，探索了“学道”的意义。此外，还有明万历九年（1581）的《文学书院记》等。明万历元年（1573）的《常熟县学三先生遗泽碑》仍现存于文庙礼门；万历末年（1620）的《本石李先生遗泽碑》现存于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笔者根据《常熟儒学碑刻集》的记载发现，三篇志序均完成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原存于邑学明伦堂，现均已散佚。

综上所述，明代常熟县学碑刻主要包括禁约与题名碑、县学重修碑和像赞图像碑，也有一些遗泽碑、志序碑等。明朝的常熟县学碑刻有48种，其中现存碑石者约21种，大多分布在弘治、嘉靖和万历年间，以万历年间尤为繁多。通过对明代常熟县学碑刻的研究，可以了解历史上常熟教育的发展情况，如县学学规、学宫修缮、科举题名等，它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十分丰富，对研究常熟历史有着重要作用。

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成果（编号202210304001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