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四书大全》价值意蕴

《四书大全》作为明代的一部集结宋元诸儒学说的四书集成类官修著作，在国内的科举与学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该书也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广泛流行。但是因该书袭元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故该书历来受到学界诟病，认为其是“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如今，随着当下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该书在内容编纂上对程朱之学的经典诠释与理论建构进行了新的梳理，体现了胡广等人独特的解经特色和思想倾向。因此，现试图从该书的编纂立场、编纂体例、解经方式等方面重新探讨《四书大全》的价值意蕴，以期为《四书大全》的学术价值正名，也为该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家孔孟而户程朱，背戾者不取”：尊“朱”的编纂立场，巩固了程朱理学的主导地位

著作《四书大全》体现了明显的宗朱倾向，凡是与朱子思想相背离的观点都未被纳入编纂之列。关于此，该书在《四书集注大全凡例》中明确阐述了其编辑宗旨：“《四书》大书，《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凡《集成》《辑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现就相关论证如下。

从编纂人员来看：编纂者大都来自闽浙赣三地，

护守朱学之正宗

从参与编纂《四书大全》的人员来看，其籍贯主要集中在闽浙赣三地。编写《四书大全》的编纂者共计42位，其中，15人来自江西，11人来自福建，9人来自浙江，4人来自江苏，其余3人分别来自湖南、广东和湖北。而从分工层面来看，具有决定权的编纂者主要来自江西，如总纂官三人中，胡广、金幼孜都是江西人，而两位实际负责人萧时中和陈循全部来自江西，参修人员中也是江西籍官员居多，共计11位。众所周知，闽浙赣三个区域可谓宋代理学的渊薮，也是朱子后学光大程朱思想的三大主阵地。从42位编纂者大部分来自闽浙赣三地，可以看出该书在编纂之初就已表现出明显的尊朱倾向和严谨的编纂态度。且42位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及地方教官中学识、经验丰富的优异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编纂者具有较高的四书学理论涵养和编纂素养，因此在纂疏选材上对朱子《四书》诠释学及宋元以来的朱子后学思想有相对准确的把握。这也保证了该书的编纂质量，延续了历代较为纯粹的朱子学特征。正如胡广在《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进书表》中所言：“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

从编纂源流来看：取材于“朱门集释”之正宗，

学问旨趣以羽翼朱子为宗

从编纂源流来看，《四书大全》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底本，并重点参考了吴真子的《四书集成》。胡广在《四书集注大全凡例》中也有交代，即“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那么编者为何独选这两本书作为主要选材呢？其实其并非草率之举，而是有其独特的考究。

第一，《四书大全》以元代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取材底本，而《四书辑释》是理学发展到元代的重要成果，其主旨是通过对朱子《四书集注》的辑释，阐明朱子学的本旨，纠正违背朱子本意的异论，以维护朱子学的纯洁性，因此选倪士毅《四书辑释》为取材底本，可以说从源头捍卫了《四书大全》的宗朱立场，延续了朱子学正统。此外，倪士毅是元代新安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倪士毅的老师陈栎还被世人称为“朱子世嫡”，由此可见，胡广等人在取材方面具有较为严谨的学术考究和选材标准。

第二，《四书大全》的取材溯源体现了纯正的朱子学统。关于《四书大全》的编纂源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过详细的论述：自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后……胡氏作《四书通》，而定宇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纂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

从顾炎武的论述可知，《四书大全》取材于倪士毅的《四书辑释》，而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来源于其师陈栎《四书发明》和胡炳文的《四书通》；《四书发明》和《四书通》又参照了吴真子的《四书集成》；吴真子的《四书集成》又积极吸收了蔡模《四书集疏》和赵顺孙《四书纂疏》的成果；而《四书集疏》和《四书纂疏》又来源于祝洙的《四书集注附录》，祝洙所作《四书集注附录》又是模仿真德秀的《大学集义》而成。经研究，笔者发现这几部著作之间除了存在“纂疏体”格式的模仿外，作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师承授受关系。从南宋的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到元代的五传弟子倪士毅都是师承朱熹而来，可谓宋元朱子门人后学的一个缩影，因此，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秉承了朱子四书学的精髓，维护了纯粹的朱子学统。此外，由于《四书集成》成书较早，但是“昔之论者，病其泛滥”，认为它“博而杂”且缺乏采择，相较而言，倪士毅的《四书辑释》却规避了这些缺点，在取材方面又优胜于《四书集成》。对此，清代学者万经曾评价说：“由宋迄元，不下数十家，而义理明备、采择精当，莫如道川倪氏之《辑释》。”可见，《四书大全》的取材并非草率之举，而是具有严谨的学术考量和纯粹的宗朱旨趣。

“并非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援引门人后学之说，梳理了宋元以来的“四书学”发展脉络

《四书大全》问世之后，世人对其褒贬不一，而其“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的负面评价也成为世人对《四书大全》的总体印象。但是其内容实际上反映了编纂者求真务实、严谨认真的编纂态度，尤其是甄选、援引的百余家学说，集结了宋元以来的四书学成果，完成了继南宋至元以来对《四书》学成果的整合。

集成先儒之说，求之以“全”

《四书大全》诚如其名，以“全”为编纂特色。“全”主要表现为集成众说，形成了一部资料丰富的集成类四书学著作。根据《四书大全集注凡例》可知，书中援引了自东汉至元106家先儒的注解，这一百多名儒者除了东汉的郑玄和唐代的孔颖达外，大多与朱熹具有师承关系，比如朱熹的亲传弟子黄榦、辅广、陈淳、陈孔硕、蔡渊、蔡沈、叶味道、胡泳、陈埴、潘柄、黄士毅、蔡模等皆在其列；同时朱熹的再传甚至三传、四传、五传弟子也在援引之列，比如朱熹的三传弟子赵顺孙、四传弟子陈栎和胡炳文以及五传弟子倪士毅等的论述都在引文有所展现，总之，他们存在亲密的师承授受关系，在地理、学理上的联系甚密，形成了系列气派的朱子后学，如以程若庸、陈栎、胡炳文、倪士毅等为代表的新安理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等为代表的北山学派，他们结成理学群体来羽翼朱子，并采择符合朱熹注释本意的宋元儒者疏解汇聚成书，进一步传播和扩大了朱子学影响。

参考《四书集成》，增益辅广之说

《四书大全》一书以《四书辑释》为底本进行增删，增删的内容重点参考了吴真子的《四书集成》，通过梳理各家注解发现，新增的注解中以辅广的注解最多，其中《孟子集注大全》中辅广的注解就有近200条。我们知道，《四书集成》是承袭赵顺孙的《四书纂疏》而来，笔者在梳理吴真子的《四书集成》残卷时发现，《四书集成》多采赵顺孙《四书纂疏》，而《四书纂疏》的撰写特点之一就是“重点采辑辅广之说”，辅广注解在《四书纂疏》中总计达1750条，占所有注释的51％。因此，《四书大全》补充如此之多辅广之说，极有可能便是从吴真子《四书集成》中而来。为什么会增益如此之多的辅广之说，笔者认为除了受吴真子的《四书集成》影响外，还可能与辅广为人及其与朱子的关系有关。辅广被认为是朱熹最忠实的门徒之一，此外，辅广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特的“四书”见解，也是《四书大全》多采辅广之说的重要原因。

承继朱子学统，新增“北山学派”许谦之说

《四书大全》在《四书辑释》的基础上全新增加了“北山学派”代表人物许谦的大量论述。《四书大全》共计征引106家注解，其中征引了《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中的6家注解，分别是王柏、金履祥、许谦、欧阳玄、何梦贵、方逢辰，共计注解154条，其中征引许谦注解最多，多达118条，占北山学派总注解的76.6%，内容主要选自许谦著作《读四书丛说》。综观《四书大全》所征引的许谦注解，发现其论述具有言简意赅、善于举例、善于提炼概括等特点，也正因这一疏解特色，《读四书丛说》在元明时期得到了较高的社会评价。此外，许谦在学术上历来享有盛名，与北儒许衡并称“南北二许”。许谦作为北山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对光大朱学有重大影响，历来被视为朱熹的正传；许谦完成了对北山学派“何、王、金、许”传承谱系的建构，这对朱子道统的整体发展具有关键作用。

“并非抄誊一过、草率成书”：独特的解经方式，完善了朱子“四书”诠释体系的建构

《四书大全》对《四书辑释》并非完全不假思索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尊朱的基础下进行了有选择、有立场的修改，特别是在注疏风格、解经方式上，胡广等独特的思想旨趣进一步完善了朱子“四书”诠释体系的建构，也为明清“四书”诠释范式提供了借鉴。

延续南宋奉“朱子四书”为“经”的诠释路径：大书《集注》《或问》，以“经”解经

《四书大全》在行文格式中，将朱子所作的“注”上升为“经”，这与南宋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做法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四书大全》将经文与朱子《集注》同样作大字，而众人说解一律以小字注附于其后。为了区分经与注的层次，胡广等又把《四书集注》中朱子所作的注释缩小了一个字号，同时在位置排版上将《集注》中朱子所作的注释比“四书”经文降一格以作区分。此外，《大学中庸或问》也采用了同样的排版格式，大字书写但比经文小一个字号、比经文低一格以示区别。

众所周知，古人注经通常都是大书正文在前，注以小字形式跟随其后。而《四书大全》将经与注同为大书的做法，表明胡广等已将朱子《集注》同样视为“经”，这样的处理也表明该书带有明显的尊朱倾向，这也是该书的编纂宗旨，即传承与羽翼朱子学说，力图使“朱学”获得“正宗”地位，从而达到利用儒家主流意识形态使民众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政治文化认同的社会效应。

调整“四书”布局，回归朱子本意：先《大学》《论语》，

后《孟子》《中庸》

《四书大全》虽然以《四书辑释》为编写蓝本，但在四部经典的排版顺序上做了颠覆性修改。如《四书辑释》的编写格局是典型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四书大全》的整体编写格局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从南宋朱子后学所编纂的四书学著作体系来看，从朱子私淑弟子真德秀的《四书集编》到朱子三传弟子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其编排体例都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格局，一般认为这样的编排是考虑到《大学》《中庸》篇幅太少，出于排版的方便，一般把篇幅短小的《大学》《中庸》章置于前面，而把《四书》当中字数最多的孟子放在最后面。针对这种排版惯例，倪士毅也沿用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格局，以至于到清代，甚至当下的大部分四书类书籍都沿用了这种编排模式。至于哪种编排顺序更好，当然见仁见智，但是从朱子的本意来看，胡广等对《四书大全》的编排格局的安排，实际上贴合了朱熹关于治学先后的初衷，具有规整的学统性和纯粹的尊朱倾向。据《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记载：“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

前置《大学章句序》，凸显官修教本地位：将《大学章句序》置于卷首，并将《凡例》置于其后

胡广等所撰《四书大全》将《大学章句序》置于卷首，并将《凡例》置于其后，而《四书辑释》的顺序是卷首放《凡例》，其后放《读大学法》，再其后才放《大学章句序》，即胡广把原本位列第三的《大学章句序》放到了卷首。这便彰显了《大学章句序》的独特地位，那胡广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大学章句序》的独特地位呢？

笔者以为，胡广等将《大学章句序》置于卷首，首先是因为《大学》作为“四书五经”之首，有独特的经学地位和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正如程子（程颐）所言：“《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这一独特的地位与《四书大全》的官方教本身份具有一致性，因此将其序言放在卷首，以凸显《四书大全》御修之书的独特身份。其次，是因为《大学章句序》的内容要旨与《四书大全》的编纂初衷相契合，即通过实现政统、道统、学统合一，使天下百姓在政治强化的状态下实现基于文化认同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大学章句序》开篇即指出：“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这恰与朱棣在《四书大全御制序》中所说的“恒虑任君师治教之重”相呼应。此外，《大学章句序言》是朱子在编写《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为方便读者深入领悟《大学》所作的一篇导言，这篇序言可以看作朱熹总结南宋以前的中国教育史纲，而《四书大全》作为一部官方编纂的御修之书，其编纂的动机之一就是“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这与《大学章句序》有关教育的目的、初衷等相关论述高度吻合，因此，将《大学章句序》置于卷首有其深层考虑，也从侧面反映了胡广等编纂者较为严谨的编写思路和对朱子学理的考究和尊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