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2000—2020年中国音乐史学史之现状

中国音乐史学史是以“反思之反思”为主要特点，以对历代音乐史学遗产和活动进行系统的反思和总结为主要内容的学科。相较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状况，中国音乐史学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专著和相关文章较为匮乏。近年来，学术界对音乐史学史这一学科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现在“中国知网”中以“音乐史学史”“音乐史学”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搜集整理了2000—2020年“中国知网”收录的重要期刊中的相关文章，并选择其中的典型作简要的综述。

对学科属性与基本概念的探索

明确中国音乐史学史学科的概念与内涵、研究方法、独有特点、发展机制、书写范式及其地位等是推动该学科深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近20年来，与音乐史学史相关的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学科基本性质和理念的认识。关于中国音乐史学史学科，学术界大都以中国史学史中“……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与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的学科定位为基础，并进一步指出中国音乐史学史是一门关于各历史阶段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研究。虽然学者们的表述在细处各有不同，但对其内涵的阐释基本一致。例如，郑祖襄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提出：“音乐史学史虽然是音乐史学的一部分，但它却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它是音乐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及以往研究的反思与自省，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洛秦在《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意义——研究属性、观念、范畴和范式的思考》中，从学科基本属性方面强调了音乐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和音乐史学史在史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指出音乐史学史不仅是一门专题史，同时还是一门有关历史学科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学术史性质。

第二，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学科内容与研究内容的认识。关于这一问题，学者多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进行探讨，并结合音乐及音乐历史研究独有的特点提出各自的见解。例如，修海林在《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的学理性思考》中，结合音乐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提出“果、流、变、评”“四象”，即历史上产生的音乐学术成果、音乐学术流派、学术思想的嬗变以及历史上音乐学术成果的评价。洛秦指出，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核心应是对音乐学术进行历史性思考。郑祖襄则认为音乐史学史的研究目的在于研究音乐史学著作是如何写成的，应以音乐史学著述为研究对象，分为对音乐著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音乐史家人物、音乐史著述的把握三方面内容。除上述文章外，郑锦扬在《中国音乐史学发展的四种重要视野》一文中，提出中国音乐史学史的研究内容，指出该学科发展的三个方向：音乐史学体裁、著作撰著与研究、音乐历史文学。

第三，对中国音乐史学史书写范式与研究范式问题的探讨，对“范式”的把握是音乐史学史学科建立并进行研究的必备条件之一。洛秦提出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书写范式应注重“非实证”“重过程”“批判性”三个特征，在把握这三个特征的基础上，追求研究范式的突破，推动该学科发展。刘勇在《论以人物为主线的音乐史学史写作》中，提出了“以人物为主线”的写作方法。他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有利于做到“人学互见”，增加史学著作的亲切感；有利于从人物内心了解人物及其学术；有利于观察学统、学脉、学术之形成和发展。

中国音乐史学史中大小专题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范围早至先秦晚至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研究对象包括对史家及史著的解读、中国音乐史学整体发展趋势与断代音乐史学的研究以及音乐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等。下文将择其中要点作简要论述。

音乐历史观的衍变及认识论、方法论的发展

谢保成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将史法作为史学史研究应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其中“史法”是指“史学得以形成、发展的方法，包括历史编纂法和历史研究法”。在音乐史学史领域的研究中，涉及“史法”的文章多为对音乐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的梳理。例如，田可文在《历史的观念：中国音乐史学与史学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从宏观角度对中国音乐史学对历史学方法的借鉴、中国音乐史学家应有的历史观念、中国音乐史学的适时评价、中国音乐史学家的历史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冯长春在《新时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一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近现代音乐史学中音乐观、音乐史观与音乐史学观的变迁进行了论述。

在对音乐历史研究方法的反思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王志军的《历史发展与反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术方法与研究之关系探赜》，其中总结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音乐史学研究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具有的重要作用，并对其历史贡献进行了分析探讨。还有肖艳发表的《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一文，着重论述了“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流变和运用，对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音乐史观方面，程兴旺的《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史学中唯物史观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将这一时期音乐史学的研究分为“接受尝试、谨慎前行、大胆创见、恢复发展、多元并举、创新推进”六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的发展做了总结。刘鹏帅在《宋代音乐史观流变研究——以近百年来中国音乐史著的考察为中心》一文中，以音乐史著为研究载体，考察了宋代音乐史观由进化史观向多元化史观的流变过程，以及音乐史观影响下史著的撰述特征和国内外宋代音乐史观的关系和互动。此外，徐元勇《谈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陈永《诠释学与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也涉及对该问题的讨论。

对音乐史家、史著的研讨

音乐史家、史著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是“音乐史学遗产”的一部分，对此类专题问题的梳理对总结和传承优秀音乐史学遗产至关重要。在论及这一学科研究的内容和范畴时，多数学者都强调了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音乐史家。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可以使音乐史研究中历史观的衍变轨迹、历史上音乐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情况清晰地展现出来。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可谓是一大“热点”，尤其是针对以王光祈为代表的近代音乐史学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杨荫浏、黄翔鹏等为代表的当代音乐史学家的研讨日益增加。此类文章多述及音乐史家的生平、学术成果、史学观念，并对其成果与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与论述。例如，郑祖襄《黄翔鹏学术研究中的音乐本体思想与实践》、刘再生《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朱国伟《黄翔鹏“断层”分期观之意义》等。

第二，音乐史专著。学术界将中国音乐史学学科的起点定在20世纪初，并将叶伯和于1922年所著的《中国音乐史》作为中国音乐通史的开山之作。而对于我国古代有无音乐史学、有无音乐史著这一问题，田可文在《百年历程：中国音乐史著作的撰写史》中有所论述，该文章对现存的中国音乐史著作的撰写史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中国古代对音乐的记述“并非属于‘音乐史学’的范畴，而是属于‘音乐史料学’关注的内容。我国真正开始对音乐史学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初”。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论述，王小盾、金溪在《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经历了从断代史到通史、从分类史到综合史、从别录到总录等演进过程……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史学书写的组成部分”。

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挖掘和认知一直是中国音乐史学史领域关注的重点，但是论及研究倾向，多致力于已出版的如叶伯和《中国音乐史》、郑觐文《中国音乐史》、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等音乐史著作，并将其视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典型’文献”，以此总结同一时期音乐史书的共同特征。例如，郑祖襄在《“明道救世”与近代中国音乐史学》中指出，近代音乐史学的几部重要著作（叶伯和《中国音乐史》、郑觐文《中国音乐史》、王光祈《中国音乐史》、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在西方音乐大量传入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音乐的新理念，建立起中国音乐史学新的“道”，同时又在现实社会中发挥了文化救国的意义。虽然这四部著作的内容、体例各不相同，但“明道救世”却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修海林《近代中国音乐史学科起步阶段的探索性成果——叶伯和<中国音乐史>述评》、刘真《郑觐文音乐著述研究》、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完成现代学术转型的第一本著作——从音乐学术史角度看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孔培培《杨荫浏著<中国音乐史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比较研究》、郑祖襄《中西音乐比较之下的寻根之作——重读萧友梅的三部“中国古代音乐史”》、田可文《百年历程：中国音乐史著作的撰写史》、杨善武《20世纪中国音乐史学的著述特征及学术遗产》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并不是由出版机构正式排版印行的“隐形”史著也被部分学者重视，尤以陈荃有等的研究为代表。例如，丁纪园《沉渊之珠 开山之作——顾梅羹〈中国音乐史〉的发现经过及内容介绍》、陈荃有《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的发掘与认知》等。学者对此类专著挖掘整理的兴起标志着音乐史学遗产的清理研究前进了一大步，这对逐步摸清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中国音乐史学整体发展趋势与断代音乐史学的研究

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整体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将某一朝代或时期的史学发展作为研究选题也非常有必要。如果要做到系统、条理的论述，则需要学者对音乐史的发展进行整体把控。其中，陈永的《中国音乐史学的近代转型》一文极具代表性，文章将中国近代音乐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音乐史观、音乐史著书写范式、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性的论述。此外，冯长春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史巡礼》一文中，以“在‘大跃进’中奠基”“教科书编写”“专题史研究”“史料建设”“重写音乐史”和“音乐史学观念更新”6个关键词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60年的发展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作出巡礼式论述与概括式总结，简要梳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发展的主要面貌与基本特征。

在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梳理方面，李琳倩在《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掠影》一文中，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分为20世纪20年代—1949年、1949—1977年、1978—1999年、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史学研究及发展特点做了论述。此外，罗原的《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一文也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史诞生以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

梳理中国音乐史学产生、发展以及新生的历程及相关的各种现象对清理音乐史学遗产、阐明音乐史学演进过程与揭示史学发展规律有着举重若轻的作用，但相较于对音乐史家与史著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还极为薄弱，期待学术界的进一步重视。

自中国音乐史学诞生以来，其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要想将这些研究成果继承下来，并将之转化为推动音乐史学研究前进的“养料”，就必须研究中国音乐史学。

近年来，中国音乐史学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2017年10月，浙江温州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史实、史观及书写范式等议题展开了集中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然而相较于至今已有百余年研究历史的中国史学史，以“音乐史学史”为题，或对之进行专题式的研究并不多见，其更多是在相关研究中有意或无意的涉及。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与中国音乐史学史相关的理论认识逐步明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文章依旧较少；同时由于音乐的特点，相关研究对“音乐史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等的认识仍较为含糊。

第二，对音乐史著的研究持续向前推进。学术界对未见刊的“隐形史著”的重视体现出总结优秀音乐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同时，研究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各类音乐史著置于时代的音乐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审视，并试图揭示史学观乃至音乐史学的发展规律。

第三，从音乐历史视野对中国音乐史学史的整体发展趋势的研究仍显薄弱。音乐史学史是从发展角度研究音乐史学，其中针对音乐历史研究中历史意识、历史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情况可以被认为是研究的主线，但是针对该部分的研究较少，期待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优秀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