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安徽地区的关公信仰

《三国演义》作为通俗小说历史演义的滥觞，在明清数百年间经久不衰。目前，学界关于关羽的研究成果颇丰，对关羽信仰传播、普及状况的研究亦多有填补，但尚未见较多有关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关羽信仰的研究，尤其是对徽州以外的地区。这一研究缺口与《三国演义》盛极一时，以及关羽本人备受推崇、关帝庙宇遍布神州的状况极不相称。安徽地区物产丰富，水运发达，地近江浙，又为徽商之源，文人士子活动频繁。了解明清之际安徽地区关羽事迹的流变情况，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更好地认识关羽所代表的文化信仰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作为小说《三国演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忠义双全”的关羽可以说最为民众、士人，乃至官方所崇奉。“观其败于下邳，宁忍一时之辱，未尝有忘汉之心；胜于白马，宁辞千金之赏，不肯作背刘之事。”关羽事迹的不断改编和创造，无疑影响了明清两代对《三国演义》小说本身的接受。“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三国演义》得以借助各种形式的广泛传播，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接受，并在数百年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中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元代隐士胡琦在其所编的《关王事迹》中描述“庙食玉泉，至今不绝”关公信仰在中国各个角落生发，又反过来影响关羽事迹的流变和《三国演义》小说的接受度。故研究安徽各地关公信仰的基本情况，对研究关羽事迹在不同地区的流变，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关帝信仰概况

关帝庙的建设

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关帝庙的修建首先考虑关帝庙的实用性。既要满足官员祭祀的需求，还要满足民间信仰的需求，故城区及官府衙署附近的关帝庙往往规模大，香火旺盛。据清光绪七年（1881）《重修安徽通志》所载，各县治下皆有关帝庙修建相关记录。大多数地方方志史籍都与通志一样，其中记载的关帝庙大多是承担国家统一祭祀活动。另外，有些香火较盛且规模较大的关帝庙虽为“邑人”所建，但也会详细记载。比如，《颍上县志》中有“（关帝庙）一在卤门外，一在卤关外，一在江口东，一在八里垛河南，一在河北，皆民建”。

亳州地区“关帝庙在城内东北隅，正殿三楹，后楼三楹，殿东西各三楹。前为大门三楹，明正统年，百户怀玉，弘治年指挥石尔修建。嘉靖四十三年修。万历二十四年休。康熙二年，知州何迁率绅士修。嘉庆十五年知州李尧文复修，添设戏楼一座，道光十四年知州龚裕率绅谢宽、汤嵩龄、耿葆元等创建拜殿。同治九年，重修大门戏楼，今废”。这是有证可考的安徽地区现存的最大关帝庙，除正殿后楼等建筑外，还建有戏楼。与上文《颍上县志》所记内容相结合，这体现了关帝庙修建的几种主要方式，即官捐、商捐，或是以一地乡绅为首筹资兴建，抑或是重修。由此可以确定，兴建关帝庙与地方经济状况是密不可分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关帝庙越多，规模越宏伟，香火崇奉也越旺。

记载在册的关帝庙都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其他则“兹不备载”。《凤阳县志》中就明确指出“境内关帝庙数十处”，多为民间自发崇奉香火。因此，关帝庙的数量应当远远大于所记载的数量。但对这些关帝庙的数量进行统计，仍可大致反映出明清时期安徽地区关公信仰的面貌。

关帝祭祀

“大清会典，直省俱设立关帝庙，春秋仲月诹吉，及五月十三日，均致祭。前殿以地方正印官主祭，后殿以丞史将执事以礼牲祭日。陈设牲牢器数，及迎神上香，奠献读祝送神，视燎仪注，均与京师同。”《怀远县志》所记载的这些具体事项在安徽各地方志中都有类似描述，《怀远县志》和《颍上县志》甚至记述了具体祭文，祭文内容随春秋时节变化，细节有所差异。从中可以发现，祭祀关帝在当时统治集团的明文规定下，已经形成一定的规范，各地“均与京师同”，由各省长官执行。再有，《凤阳县志》记载：“关帝庙在府城内西门大街，每岁春秋仲月祭日，由礼部颁行。及五月十三日庐凤道率同城文武官致，祭牲用太牢，每月朔望日上香。”关羽祭祀并不只是民间信仰，而是全国各地地方官员都要参与其中的重要祭祀活动。

另外，就关帝祭祀日期而言，常见的有春秋祭、五月十三日祭（诞辰祭）两种，有些地方也有每月朔望日祭。祭祀的主要方式有送祭品、办庙会、唱关公戏。《中国地方志风俗资料汇编》记载：“五月十三，做醮社祠关侯。”根据亳州关帝庙花戏楼建造时间可以推测，这种祭祀方式应当最先出现在华东地区，后逐渐被安徽北部所接受。

关帝庙的广泛建设以及祭祀体制的完善，无疑体现了关羽在清朝时期的崇高地位。

明清时期关羽事迹在皖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原因

“在任何时代，文学接受都不仅仅仰仗于朝廷的文教政策，亦不仅仅依赖文人的思想宣传，它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于各种社会传播方式。”所以真正推动关羽事迹传播的还有明清时期的统治阶级、士大夫、各大书坊以及各路商人。明清时期，《三国演义》极为流行和畅销，一时间洛阳纸贵，甚至有如武林杨衙夷白堂刊本般专供文人外出旅行携带的版本。由此可见，当时小说《三国演义》在文人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关羽事迹流传原因的分析，显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发展状况。

商人的活动

《三国志》记载，“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众徒”。正如前文提及商捐是关帝庙建设资金来源的一大源头，商人的活动对关羽事迹传播和关羽信仰的推广无疑十分重要。关羽与晋商同乡是关羽事迹不断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安徽地区，关帝信仰风气较为浓厚的地方，也是经济发达和商人活动频繁的地区。

明清时期，安徽省境内淮河流域大部属凤阳府所辖，《宋史·地理志》记载，凤阳府“土壤膏沃，有丝帛之利”；《凤阳县志》载“禹贡淮夷蚌珠暨鱼”，其中“珠鱼”“粟稻黍稷”为当地特产，稍北的亳州地区盛产中药材。物产既丰，又地处淮畔，水运发达，加之自明代洪武之后，淮河流域、江浙地区的盐产量逐年上升。以盐业为重要营生的晋商以及地利人和皆备的徽商在安徽地区特别是安徽北部地区的活动日益频繁。

《扬州志》有此记载，“一在北门内，一在监院东，惟在小东门瓮城内者，香火最盛”。扬州城设五门，“东南曰小东，各门有瓮城”“门东南即运河，为濠北”。当涂与扬州汉时为一大县，在明清时期虽已分为两地，但风俗差异不明显。濠河同当时凤阳府所辖淮河地区、亳州市的涡河地区类似，在明清时期帆船相接，商贾云集。而安徽地区最大的关帝庙就建造在涡河南端，是山陕药商在亳州经营药材的聚会联络之地。同为晋商活动频繁的扬州地区也是靠近运河东南门附近关帝庙香火最盛的地区。

另外，《亳州志》中还有关于火神庙重修碑记的记载，落款为“乾隆十四年仲秋月朔，山陕信商镌”。“山陕会馆”在各地方志中多次出现，可见当时晋商在安徽地区十分活跃。而徽商对推动关羽信仰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比如，徽商曾联同北京商人捐资兴建洛阳关帝庙石栏；再如，《万历嘉定县志》记载，“汉前将军壮缪侯庙，在澄江门内，徽商孙镇建”。徽商倚仗自身雄厚的财力，在万历年间独立完成苏州府嘉定县澄江门关帝庙的修建。

由此可见，商人的活动对关羽事迹的流传与演变影响极大。同时，因为关帝作为商人重要的保护神，所以关帝庙常常用作商品集散地，有关帝庙的地方必定会反向促进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国家正祀及士大夫的推动

唐初之时已有武庙，但关羽仅是作为从祀，主祀是周朝名将姜子牙。宋时，关羽的地位随着历代统治者飘摇不定的态度几经浮沉，最终在北宋末年被宋徽宗敲定。此时，民间供奉关帝的庙宇已是“郡国州县，乡邑间井皆有”。在此之后，明清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明代嘉靖年间出现了关羽地位演进的两大重要转折。其一是嘉靖元年（1522），小说《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出现，在此影响之下，关羽事迹成为热潮；其二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阶任内阁首辅，位高权重，亲自作《重修当阳庙碑铭》；在此碑文中，他首次将关羽和孔子相提并论，可见当时关羽在庙堂祭祀中的地位得到了绝对的提升，已经成为与“文圣”齐名的“武圣”。嘉靖三十五年（1556）之后的“武庙”几乎已经成为祭祀“关帝”的庙宇的代名词。《三国演义》的刊刻也在此时迎来了高峰，风靡一时。仅流传至今的海内外《三国演义》明朝版本就有四十多种。

乾隆年间，“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从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祐二字，用示尊崇……当今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此段记载在安徽各地方志中多有引录。乾隆对关羽“忠义两全”的赞许和有意宣扬，逐渐渗透到各个地方的官方制度和民风民俗中。关公形象深入人心，显然是国家社会治理手段的结果。关公信仰作为当时民众生活的支撑，具有社会教化的作用，有利于良好社会公德的形成。

同时，自毛宗岗强调“读《三国》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之后，“拥刘反曹”风尚流行，使读者建立了先入为主的概念，视关羽为忠义“武圣”，也便有了许多类似亳州民间关帝庙中楹联上所书“一曲阳春唤醒古今梦，两班面目演尽忠奸情”这样观点鲜明，且通俗文学色彩浓厚的语句。这是关帝信仰自上而下传递的过程。

文学艺术的社会传播与再创作

如果说关帝庙的广泛建设使得关公信仰推广开来，那么关羽作为一位极具历史性和故事性的人物，他的相关事迹则是靠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逐步走向繁荣的。徽州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刻书中心，官刻、私刻、坊刻俱全。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言：“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刻书既有利可图，便获盐商资助，加之当时《三国演义》在民间广泛传播，需求量极大，刻书多用竹纸，虽质量不高，但可以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同时还能降低刊刻成本。徽州地区原料丰富，又可联通苏杭，《明清时期徽州府刻书业》中记载，“凡经、史、古文，诗，赋，试艺，无所不刻”，由此推测，小说应当也在“无所不刻”的范围内，《三国通俗演义》就是其中一种。当时很多小说就是用这种方式走进千家万户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人曲家对《三国志》故事进行再创作。例如，安徽歙县有清乾隆时期著名戏曲作家吴震生创作的《玉勾十三种》，其中一种名为《世外欢》。吴震生以史传为蓝本叙述三国故事，虽然并不是围绕关羽事迹展开，而且具有非常强的虚构性，但是依然可见三国故事确实为戏曲家的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这不能不说其没有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除吴震生外，还有众多曲家活跃在明清时期的安徽江浙等地，他们创作的“三国戏”不可胜数。戏台上的关羽极受热捧，“帘布一掀，横刀而出……观者千百人，见其威严持重，神采奕奕，不期同声一好。采声不绝于耳……”

戏曲家的创作把《三国演义》故事带入寻常百姓家，一些剧目在宫廷中也极受喜爱，此类戏码的不断上演吸引了更多读者阅读小说，而作为其中特色鲜明，又备受推崇的“武圣”关羽的事迹，自然也随之流传愈广。

安徽地区关公信仰的特殊性

皖北地区广泛信仰的本是大禹，但平原地带孕育出的开阔心胸使他们可以接受各种外来信仰，加之各地方志中多见“风俗清美，天性忠义”等描述，于是关羽信仰便在皖北地区生根发芽。徽州地区与安徽其他地区的信仰风俗差距大，自古以来这里各种信仰繁盛，而关公信仰在徽州地区的传播之广远胜于安徽其他地区。

徽商信仰的是朱熹，与晋商信奉关羽的原因相同，即有同乡之谊。徽州地区作为徽商的发源地，关帝信仰十分浓厚，且如前文所述，不乏徽商投资所建关帝庙。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自唐宋来数百年，皆是重忠义，讲世好”。徽州地区山岭崎岖，气候潮湿，不宜发展农业；当地人多世代从商，而团体经商最看重的就是忠义。其次，徽商与晋商虽信仰不同，但都被称为儒商。明清时期，儒家称关羽为“山西关夫子”，关羽文韬武略，以忠义待人、侍君、束己，可以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代表，而徽商信仰的朱熹又是儒家代表人物。其实不论信仰关羽还是朱熹，其目的都是增强团体的凝聚力。故对于徽商而言，关公信仰是容易接受且符合他们的价值观的。最后，徽商和晋商最为重要的产业都是盐业，盐铁专卖自古有之，因此，与朝廷保持良好的关系极为重要，其中方式之一就是接受并跟从清朝统治者对关羽的认可。

明清时期，从官方到学者、大儒、文人、书坊主、曲艺创作者，以及不同商人集团的推动，共同造就了安徽地区“无处不焚香”的盛况，关公庙宇栉风沐雨，至今恢宏，关帝事迹也不断流传。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到了清末，随着上海和江浙地区商人的崛起，晋商逐渐落幕，但依靠晋商而兴起的关羽信仰却未消失，依然在中国乃至海外有华人活动的地方蓬勃生长。关羽信仰的背后是多方因素影响下又历经多代最终养成的文化性格，值得我们不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