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评介

《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是在语言类型学视域下，对现今土家语留存地进行长期实地调研后写成的著作，也是目前土家语方言研究集大成的一部专著。该著作语料翔实，论证方法科学合理，对土家语方言所作“四大类型”分类的结论真实可信，不但适合当前高校研究生学习，而且是我国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类型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重要的参考数据样本。

桥本万太郎曾言：“本属同一语言的集团移向各地而相互孤立地发展时，在各个语言里发生相似的变化，但也一定发生相异的变化，这样，就形成了属于同一语族而各自有异的语言。”可见，语言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民族语也不例外。向亮教授从2002年就开始实地调查研究土家语，迄今已逾二十载，其足迹踏遍了湖南省的古丈断龙、保靖比耳、永顺双凤、龙山靛房坡脚、泸溪潭溪等土家语留存地，这为其研究土家语的类型学积累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近20年以来，关于土家语的研究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且不乏扛鼎之作，例如《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戴庆厦，2004）、《土家语研究》（陈康，2006）等，前者虽对土家语接触规律做了科学的论述，但对南部土家语关注较少，因此在土家语方言的比较研究方面尚有探求的余地；后者虽在《土家语简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土家语南北方言进行了全面描写与比较分析，但该著作所用数据较为陈旧（20世纪80年代以前），未涉及土家语方言的新近变异及类型差异等方面。至于一些方志上短篇的土家语记录更未涉及土家语方言类型差异的比较，如《民族志》（湘西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1999）、《泸溪县志》（湖南泸溪县志编委会，1993）等。另外，目前尚有《土家人和土家语》（罗安源，2001）《仙仁土家语研究》（戴庆厦、田静，2005）等著作，但是这些著作以土家语北部方言为主要描写对象，极少涉及南部方言，难以对土家语形成系统、完整的认识。而《泸溪土家语》（李敬忠，2000）和《南部土家语研究》（向亮，2017）也未能以语言类型学为视角，结合语言接触的因素综合比较土家语的方言差异，因此，《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应时而生。

向亮教授的《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是他西南大学博士后出站成果的修订之作。首先，该著作在语言类型学的视野下全面调查整理土家语各方言数据，并与现有文献资料进行比对，通过语音、构词及句法方面的类型比较分析土家语方言类型的地域特点，从而重新划分土家语的方言类型，再结合语言接触理论进一步探讨方言差异的形成机制。该著作语料翔实可信，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其次，该著作还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土家语各方言的使用情况、濒危状况及社会功能进行综合考察，从而认识土家语的本质及其存在价值，并对其发展前景作出了较为客观的预测。该著作的内容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田野调查的翔实数据为全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笔者对土家语留存地的所在县龙山、保靖、永顺、古丈和泸溪做了全覆盖式调查，具体如下：湖南龙山靛房土家语语料来源于笔者2010年8月的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为彭南清、刘应光。湖南古丈断龙土家语、保靖比耳土家语语料分别来源于笔者2015年4月与10月的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分别为田志培、彭明德。湖南永顺双凤土家语语料来源于笔者2017年8月的田野调查，发音合作人为彭加珍。来凤土家语相关语料来源于1990年版《来凤县志》。“南部地区类型”（泸溪土家语）的四次田野调查，分别于2006年8月、2007年2月、2010年7月及2015年3月进行，所选择的三个调查点先后为泸溪县潭溪镇大陂流村普锄寨、潭溪镇且己村下且己组与潭溪镇潭溪小区婆罗寨，主要发音合作人为向安远、向远应、向民元与向清武。整理之后制成《北部地区、南北过渡区类型比较词汇表》、《南北过渡区、南部地区方言类型比较词汇表》（一、二）、《土家语南北方言斯瓦迪士两阶核心词比较表》（一、二）、《北部土家语句式实例》（保靖、永顺）和《南部土家语句式实例》（且己、婆罗寨）等系列数据表，并对土家语方言做了语音、词法及句法上的类型比较。

笔者认为，从语言结构来说，土家语首先可以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两大地域类型，但是由于土家语方言点众多，受内部演变与不同语言环境的影响，还可以将土家语再次划分为“北部地区类型”“南部地区类型”“南北过渡区类型”“北部边界区类型”四大类型。土家语这四大方言类型既反映了它们在地理上的结构差异，又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演变的序列性。作者对土家语方言做这样的类型分类，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开创了土家语方言类型全面比较的先例

著作包括五章内容，分别对土家语各方言的语音、语义及语法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另附有详尽的田野调查数据表。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土家语概况与历史沿革，明确著作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并梳理了20世纪以来土家语的研究成果与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第二、三章对土家语各方言的语音与词义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发现北部土家语中的“北部地区类型”与“南北过渡区类型”，乃至“北部边界区类型”方言十分接近，因而同属于北部土家语；而属于“南部地区类型”的南部土家语与三类北部土家语的同源词所占比例均不足50％，这是导致南北土家语之间不能互通的重要原因。另外，笔者确实通过对各方言的比较分析发现了“南北过渡区类型”方言在语音与词形上比“北部地区类型”更接近“南部地区类型”的事实，“南北过渡区类型”方言反映了土家语演变的中间状态。 

第四章对土家语各方言的句法结构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证实了北部土家语动词的体范畴、助词的种类都要多于南部土家语，所以前者的语法形式更为复杂。另外，我们也发现北部土家语中的“南北过渡区类型（永顺、保靖和古丈县）”方言的语法形式正趋于简化，但其所保留的语法形式仍比南部土家语丰富。可以说，“南北过渡区类型”方言的存在不仅见证了土家语演变的中间状态，还表明了土家语语法正逐渐趋同于汉语的事实。另外，笔者通过研究北部方言区的“梯玛歌”的唱词后发现，由于长期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梯玛歌”的一些固有语法结构开始瓦解，汉语特色已渗入土家族“梯玛歌”的句式之中，这其中包括土家语对汉语虚词及其语序模式的引入，将语言接触与认知理论用于土家语方言的类型比较研究，为著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第五章为全书的结论部分。附录部分为作者田野调查的第一手数据，翔实且及时，共附有《北部地区、南北过渡区类型比较词汇表》《南北过渡区、南部地区方言类型比较词汇表》《北部土家语句式实例》《南部土家语句式实例》等十大数据表格，是著作立论的坚实基础。

证实了土家语方言之间存在类型差异的重要结论

首先，从对比语音、词汇的结果来看，“北部地区类型”“南北过渡区类型”与“北部边界区类型”方言应同属于北部土家语，这三种土家语方言之间可以顺畅地交流。南部土家语就只有“南部地区类型”，而且与北部土家语的同源词数量不到一半，相互之间不能交流。此外，笔者认为，从类型特征来看，“南北过渡区类型”方言是处于类型演变中间状态的方言。同时，在北部土家语类型内部，其语法特点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北部土家语各方言点的助词之间具有较为严密的互补分布关系。

其次，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北部地区方言的动词有多达十余种表示动作、情貌的“体标记”，土家语助词之间的语法分布存在严密的互补性，否定词之间也有同源关系，自成体系，而且能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不断自我调整以达到新的平衡。而南北过渡区方言这方面的特征已开始弱化，南部地区方言则无。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来看，虽然南北土家语总体上均表现出以语序与虚词作为主要手段的分析语特征，但是从二者动词体范畴具体形式的差异中可以发现，北部土家语的黏着性明显比南部土家语强，甚至可以说具备一定的黏着语特征，比如通过动词与“-i”“-u”“-au”三个元音后缀结合来展示“情貌”的变化。相比较而言，南部土家语由于使用人口少、分布范围窄且呈孤岛态势等原因，在汉语的持续影响下逐渐与之趋同。笔者认为这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内因与外因所决定的。

最后，笔者认为土家语各方言在语音、构词及语法层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类型差异，例如在声调屈折方式、动词后缀形态及语法范畴的表达方面，北部地区方言总体上比南部地区方言更加丰富，土家语各方言的黏着性由南至北逐渐增强，在地域上依次表现为“泸溪（南部地区类型）→保靖、古丈、永顺（南北过渡区类型）→龙山（北部地区类型）”的走势。这不仅是土家语在时间上发展序列的规律性反映，还是其在与邻近语言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产生变异的反映。从语言类型比较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是近些年的热点，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展现了土家语各方言的类型特征，开启了土家语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在语法范畴的表达、声调屈折方式和动词后缀形态等方面，土家语各方言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类型差异，特别是南部土家语在语法形式上最为简约。总体来看，南部土家语助词的种类及动词的体范畴都要明显少于北部土家语。另外，作者还指出，“南北过渡区类型”方言虽然属于北部土家语，但其语法形式正趋于简化，尽管如此，其所保留的语法形式仍比南部土家语丰富，因而认定其为土家语演变的中间状态。

由此观之，“北部地区类型”方言、“南北过渡地区类型”方言与“南部地区类型”方言之间已经形成一条语法演变链，土家语语法的演变逐渐趋同于汉语分析性特点，这不仅是土家语发展序列规律性的反映，还是土家语语言接触差异性的反映。因此，作者推定土家语可能经历过“黏着→分析”的类型转变，且有继续分析化的趋势。

体现了汉语借词在考察土家语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指出，不同的汉语借词是考察土家语演变过程的重要参照物，由于这些借词在时间层次、结构形式、种类及数量上都有差别，所以恰好印证了语言外部因素对土家语方言类型差异的影响。土家语各方言中的不同借词（主要是汉语借词）是观察土家语演变过程的窗口，各方言的借词在种类、数量、时间层次及结构形式上都有区别，这些区别印证了土家语方言类型差异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作用。我们结合语言接触的理论，从语法及语义入手去研究土家语各方言区使用者心理、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的差异，从而对土家语今后的发展走向进行科学预测。例如该书在研究“梯玛歌”的土家语唱词后发现，“梯玛歌”在汉语长期的影响之下，不但一些固有语序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引入了大量汉语虚词。该书在语言接触的视角下运用汉语借词形式和文献资料，从构词、句法及语义入手研究土家语各方言区使用者心理、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的差异，并对土家语今后的发展走向进行了科学预测，也为我国民族聚居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土家族“梯玛歌”的语言研究成果对当今土家族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因为“梯玛歌”保存着丰富的土家族神话传说、古土家语和土家族风土民情资料，堪称土家族的口碑经典，只有深入研究其中的语法现象，才能更好地解读土家族文化，促进民族聚居区人民的团结与发展。

总之，作者践行了知行合一的学术理念，多年来一直坚守语言富矿，获取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数据，并运用语言类型学的方法对土家语各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进行了深入地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土家语类型差异，使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土家语分化演变的原因与趋势。《土家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不仅为土家语研究开拓了新局面，还为我国土家语地区地方志的编纂以及濒危少数民族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接触与湘西土家语苗语的汉借词研究”（18BYY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