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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76年至1757年期间，我国今日版图的西部存在过一个强悍的内陆国——准噶尔汗国，其在列强环伺的年代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最终仍然融入了中华民族版图中。这个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现从两个和民生相关的角度对融合的必然趋势进行梳理与回顾。
我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强悍的内陆汗国——准噶尔汗国，虽然它未得到当时清政府的正式认可，最终被清政府统一纳入版图中，但其在俄罗斯、清政府等一众强敌环伺的环境中，以一方霸主的姿态存在多年，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版图。这种融合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许多方面都值得梳理与回顾。
历史上的准噶尔汗国
准噶尔汗国是准噶尔部（卫拉特或称厄鲁特地区的一支）的首领噶尔丹于1676年打败卫拉特盟主鄂齐尔图汗，把松散的联盟体制变为集权的政权体制后，于1678年建立起来的君主制国家。关于这个“国家”的地位，清政府尤其从康熙后期开始，并不将其视为一个“国家”，其首领在清朝被称为“台吉”——低于“汗”的称号。
1688年，噶尔丹跨越杭爱山，进攻漠北蒙古，也就是喀尔喀四部（当时还是“三部”）之一的土谢图汗部，这直接导致喀尔喀蒙古南迁。两年后，康熙亲征噶尔丹，这段历史在国内多部电视剧中都有体现。清、准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多年，跨越了雍正一朝。雍正末期开始，“清准和谈”逐步启动。雍正十三年（1735）夏，清廷“命遣使谕噶尔丹策零定议疆界”，这可以被视为和谈的开始，虽然因为定界争议双方交锋多个回合，但和谈期间，清、准双方都息兵罢战，使民间生产力得到了休养和恢复。20年后的1755年，乾隆帝趁准噶尔内乱之机出兵进占伊犁，自此，准噶尔汗国灭亡。之后，虽然出现了阿睦尔撒纳叛乱以及“撤驿之变”，但是历史发展大势已经无法改变，准噶尔汗国地区全部并入中华版图。
准噶尔汗国的群体构成
准噶尔汗国是噶尔丹时期对本地区的“自称”，《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大多只称其为“噶尔丹”，而长达172卷的《平定准噶尔方略》中，也只称其为“准噶尔部”“准噶尔”，对其首领也是只认可其为“台吉”（低于“汗”的称号）。不论称谓如何，准噶尔汗国客观上存在过，在和清政府的往来、交战、和谈中，其也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而存在的。
准噶尔汗国内部管理模式中所设置的鄂托克、昂吉等属于蒙古模式。而在准噶尔汗国内部人员的构成上，虽以厄鲁特蒙古为主体，但也包含回族（叶尔羌汗国灭亡后）、藏族喇嘛，以及按地域被称为乌梁海人、包沁人、扎哈沁人等的民众。从这个角度来看，准噶尔汗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多种文化融合共存的特征。
对于准噶尔的传承，清政府认为“准噶尔台吉系绰罗斯世传”（《平定准噶尔方略》乾隆二十年冬十二月戊申，《命晓瑜中外西陲用兵始末》一章）。也正是基于此逻辑，准噶尔汗国在历经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三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之后，在汗位传承时发生内乱，清政府进兵的理由之一就是：虽然噶尔丹策零的儿子们在继位期间发生争斗，但是篡夺汗位的达瓦齐是大臣大策零敦多卜的后代，属于“篡窃乱臣”，更不是“绰罗斯世传”。
讲政治、重民生——“清准和谈”后对主动投诚的准噶尔降人的安置
政治因素
早在康熙年间，昭莫多之战噶尔丹败亡前后，准噶尔部众就出现了大规模归附清朝的第一个高峰。当时，清政府将投诚人迁往张家口外安置，编入察哈尔八旗，充当额外披甲，既便于接济与监管投诚、被俘人员，也可以使其远离准噶尔境，避免遭到准噶尔的报复或乘机逃归。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驻扎在宁夏。准噶尔部呐黑图等七十余人归降，“伊等无屋可居，故于三旗察哈尔内每旗取帐房三顶，分派安插，照例给之口粮”，并将其编入察哈尔八旗充当披甲，以此养赡家口。
清准和谈期间直至订约，均未对双方逃人是否需要归还做出约定，这直接使得准噶尔部人投诚到清政府后能得到收留和安插，而不会被送回。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外逃至准噶尔的人却有着严厉的处罚措施。
清准和谈开始后，准噶尔人陆续归降或投诚。在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的贵族内部因汗位之争而内讧不断，不断有部族人为寻求安定的生存环境选择脱离准噶尔，依附清政府。
在安置投诚的准噶尔人时，首先要考虑回避的两个方向。其一，不可安置于西南藏区、青海、四川一带。准噶尔问题本就源于这一带，因此需要回避，尤其是西藏地区。其二，不可安置于喀尔喀蒙古地区，二者交战多年，也需回避。
基于这两点，清政府将准噶尔投诚人集中安置在京师附近、东北和江南。以乾隆七年（1742）的一段记载为例：“自雍正六年至乾隆七年，来降者凡三百三名，计发往察哈尔、宁古塔、天津、江宁、杭州、青州安插者，已二百五十三名；其在京厄鲁特仅二十三人，回民仅二十七人……”
除了前述的察哈尔地区之外，其他安置地的选择也颇有考量。从西北大漠而来的人被安置到东北、华北一带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还有一些人被安置到了南方，如江宁（今南京）、杭州等。这一行为乍一看有些费解，但其基本原则就是选择有八旗军重点驻守的驻防地。历史上，清政府最先在汉人地区设置的三个八旗驻防地就包括江宁（今南京）、杭州和西安。
以江宁（今南京）为例，明亡清兴后，清政府为压制南方的反抗势力，保障江南财赋重地的安定，在明朝留都南京设立八旗驻防。八旗军驻扎于江宁（今南京）“满城”中，是清政府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基于“首崇满洲”之国策，江宁（今南京）八旗驻防在行政、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皆自成体系，“满城”也由此成为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
清朝时期，八旗兵是清政府倚靠的精锐力量，总数常年在20万左右，除去保卫京师的约10万外，其余分布在全国各省的大概也有10万。其中，驻兵量在4000左右及以上的，主要有江宁（今南京）、杭州、西安、荆州、盛京（沈阳）、绥远。
民生因素
安置时除了考虑政治因素外，民生方面的因素同样需要考量。准噶尔汗国是典型的游牧文明，中原地区则是典型的农耕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两种文明的冲突贯穿始终，虽然游牧文明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优势，但是一旦战火稍熄回归“养民”时，农耕文明的优势就会充分体现出来，并且逐步同化曾经习惯游牧文明的一方。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元朝还是清朝，甚至再早一些的北魏，接受、吸收汉文化、中原文化的程度越高，统治者的统治就越稳固，百姓受益也越大。
中原文化重民生，各民族人民向往安定、美好的生活，准噶尔人在进入中原时同样如此。妥善安置投诚的准噶尔人是当时的清政府需要谨慎进行的一项工作。在诸多影响民生的因素中，有一点是清政府特别重视的——是否“出过痘”，即是否得过天花。有清一代，统治者一直在与天花作斗争。八岁的玄烨之所以成为“康熙皇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出过痘”；之后的同治皇帝则是因天花而死。据记载，康熙十七年（1678），在三藩之乱焦灼之时，康熙曾为了照看“出痘”的皇太子胤礽，长达十二天日夜陪在他身边。由此可见，“出痘”在当时很受重视。不论是蒙古人还是清朝的女真人都常年生活在塞外，与内地的汉人接触较少，且生活的区域地广人稀，天花病毒不易传播扩散，故这些地区很少有人感染天花病毒。但后来八旗军队进入中原后，和中原地区人们的接触大大增多，以至于感染天花的概率大幅提高，加之由于他们从未感染过天花病毒，一旦感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清朝对天花的主要防治措施是隔离。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只要发现得有人感染天花病毒，就将其迁移至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附近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年底都不得入京朝觐，但七月可以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以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予其各种赏赐。七月至九月，围猎之地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有效地避免天花病毒的传播。综上，对准噶尔投诚者的安置，同样需要考虑“出痘”这一因素。
民生的需求——贸易
纵观“清准和谈”中双方的多次“讨价还价”可以发现，开通贸易也是准噶尔方在边界问题上做出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定界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开通互市贸易一事也逐渐落实。几经周折后，清、准双方确定了涉及开通贸易的几个重要约定。
允许贸易的地点
允许贸易的地点主要有两处：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肃州（酒泉）。酒泉位于甘肃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南靠青海，西通新疆，北接蒙古，历来是亚欧大陆的交通要冲、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双方在开通贸易期间，也在哈密、青海（东科尔）进行过贸易，但那里不是主要贸易地点，在此不做赘述。
贸易周期和贸易规模
清、准双方正式议定开通贸易的时间是乾隆五年（1740），依据《议定准噶尔贸易事宜》，明确了以下几点。
时间：要求“如俄罗斯例，定期四年，自备资斧”，即贸易为四年一次，且“（来京者）年期不可与俄罗斯同，致货物堆积减价。按定例，俄罗斯子辰申年来，准噶尔寅午戌年来”。同时，每次贸易限定80天。
规模：到京贸易的准噶尔人应在200人以下；在肃州贸易的应在100人以下。
在具体执行时，准噶尔不按例期贸易、货物和人数超编的情况屡屡发生，清政府对此的态度基本上是恩威并施，大局为重。
贸易路线
在从准噶尔至肃州（今酒泉）和京城进行贸易的路线方面，除了考虑行走便利之外，还明确要求，来京者“令自肃州经西安一路”，且由于准噶尔和喀尔喀蒙古长期存在冲突，特别要求“喀尔喀之路勿令行走。（如其）马力不足，赏给马匹之处再行办理”。
即使是在清朝和准噶尔关系缓和之时，清政府仍然高度提防准噶尔、喀尔喀蒙古和西藏。
贸易方式
双方的贸易方式以互换货物为主，同时搭配少量现银（一般为两成）给准噶尔。双方在肃州（今酒泉）的贸易活动比较活跃。
1.程序
在可以进行贸易的年份，安排专门的人员（章京笔帖士）“照看料理”。
2.主要交易的货物
准噶尔方面进贡和贸易的货物以马匹、牛羊、各种皮货等当地特产为主。其中，比较受内地人喜爱的有狐皮、沙狐皮、貂皮、狼皮、豹皮等，这些皮货均以二成现银加内地货物抵兑的方式进行交易。乾隆十一年（1746）的交易记录显示，狐狸皮较受人们喜爱，黄狐皮“按张收买”，而青狐皮“以一、二成配搭拣收”。相较而言，羊皮、野狸皮等只用大黄交易。
准噶尔需要的货物主要包括各种织物、茶、羖绒（即羊绒，陕西称“羖绒”）制品，一般由驻边大臣安排去西安采买，绸缎等还需要去江南采买。由于准噶尔需要的这些货物“均非本地土商所有，自应官为办给”。除了需要从各地采买以外，每次交易所需要的准备时间也比较长。
3.价格和给付方式
清、准双方互市贸易的交易标准可以参考乾隆十一年（1746）冬十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报准噶尔夷人在肃贸易情形》一折，其中内容包括：第一，一百只绵羊搭五只山羊、每只价格一两一钱，“以货作价，夷人乐从”；第二，有的货物以货易货时，“现银给付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价格和给付情况。该折中还记载了“牛羊马匹皮张等共价银95920余两。貂狐豹皮三项皮张内搭给现银二成，即9540余两，其余以内地缎物等货抵兑”，这也是对具体交易模式的说明。
在清政府和准噶尔休兵开通贸易的10年间，双方民生都得到了极大恢复，清政府更是平稳度过了乾隆初登基的早期阶段，为清政府处理内部秩序、整理思路争取了时间。1755年，清政府终于等到了准噶尔内乱的机会，在清军进军伊犁时，沿途遭遇的有效抵抗并不多，不仅出现了大量主动投降的情况，更“有牵羊携酒，迎叩马前者；有率其妻子，额手道旁者”。投诚民众表现出厌战、期望和平与美好生活的朴素诉求。由此可见，民心之所向，促成了历史的必然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