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纂角度看岭南方志的音乐史料价值

方志体裁受《周礼·职方》《尚书·禹贡》等影响，其体例独特、信息量丰富。经过多次校雠，发现其具有地方音乐史料价值。现从资料来源分析方志音乐史料的可信性；从编修过程分析方志音乐史料的严谨性和原始性；从编修目的和体裁分析方志音乐史料的不足之处。

所谓“方志”，是“地方志”的简称，古代称之为“图经”“地记”“山水志”，是记述地方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有“史学”之称。“方”即地域，“志”指记述，方志体裁受《周礼·职方》《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古籍影响。《周礼·地官·诵训》中“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首次出现了“方志”一词。方志在周秦时期已经存在，至魏晋南北朝进入大发展时期。东汉《越绝书》被誉为“方志之祖”，杨孚《南裔异物志》、陆胤《广州先贤传》、王范《交广春秋》、裴渊《广州记》、沈怀远《南越志》、孟琯《岭南异物志》为岭南早期志书，部分已佚，内容散见于《水经注》《太平寰宇记》《文房四谱》《太平御览》等古籍中。方志发展到宋代基本定型，体例正式规范，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清代发展到高度成熟期，现存方志大部分为清代所修。清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大师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是研究地方风俗、礼乐、政治、经济、地理的重要工具书，具有资政作用、存史作用和教化作用。方志保存有丰富的音乐史料，对研究者而言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资料来源看音乐史料的可信性

方志内容引用其他文献或民间采访，收集地方公文、散文、诗歌等，是社会生活形态的原始记录和实况描写，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肇庆府修志章程十四则》记载：“修志之事，拟分三节：一曰述旧；二曰增新；三曰删正。述旧者，抄录通志、旧府志、各县志，无稍遗漏，乃合幕成一编，名曰底本，此述旧也。增新者，抄录案犊、抄录群书、抄录采访册，无稍删改，内分类增入底本内，于是名之曰长编——仿司马温公《通鉴》先为长编也。然后加以删正，烦虚妄者削去之，冗蔓者剪裁之，鄙但者修饰之，讹误者仃正之，或长编排幕错乱者移易之，则成新志矣。”从肇庆府志编修分析，其材料来源有实地采访金石、山川、古迹，记录口述资料等；有各种藏书、档案、行状、家谱，劳役征税记录、人口统计、仕宦乡贤事迹等；还有引用正史、旧志、类书、文人笔记等。由于新志是在旧志及其他文献多次校雠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因此其具有真实性及代表性。

引用正史和旧志

方志引用著作首选旧志、图经，后世修志以前代志书为底本，对前代志书详加增订或勘误，正所谓“踵前人之旧，门类之舛错者厘定之，事故之后起者续增之，删其繁冗，补其阙略而已”，编者将重要的、可信的内容编进新志中。例如，道光《南海县志》卷七《與地略三》引征旧志有《大清一统志》《郭志》《图方舆纪要》《黄通志》《光孝寺志》《阮通志》《魏志》《东莞县志》《郝通志》《花县志》《陈佛山志》《金通志》《香山县志》《南齐书》《州郡志》《通典》《广州府志》《顺德县志》《元史地理志》《番禺县志》；光绪《高州府志》卷六《與地·风俗》引征《化州志》中“正月朔后城乡各为社会，择善歌者为童子，鬼衣鬼巾，寅夜持铃合歌，奏鼓乐，上下坛场翱翔缓步，谓之跳元宵，仍用道士化纸马祈丰乐也”。

文人笔记和类书

笔记是古代的一种常见文体，大多记载历史事件及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及王朝兴废、人物轶事、制度沿革、天文、历算、星相等，所记内容去伪存真，还有作者对所记内容的分析。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其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对校勘、辑佚、查找文献具有重要作用。方志引用文人笔记和类书很多，例如，道光《南海县志》卷七《與地略三》引用的著作有《太平寰宇记》《广东新语》《楚庭稗珠录》《南海百咏》《南海古迹记》《羊城古钞》《粤中见闻》《與地纪胜》《岭海名胜记》《太平御览》《摄生论》《岭表录异》《北堂书钞》《觚剩》《千佛塔记》《广州府移学记》《渭厓文集》《粤东笔记》等；道光《龙胜厅志》引用邝露《赤雅》的“狪亦獠类，不喜杀，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为混沌舞，獠之有狪，犹獞之有大良也”。这对研究侗族音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采访资料

编采访册需要设采访局，以村为单位，数人一组，考证旧志，将其与其他文献一同校雠编辑成档案，给绘制图形加旁注，采访工作量繁多且需要有严谨的态度。如朱希祖所言：“一邑文化故实，必于是乎征，故必家求户访，以观其实存，览海内外藏书之目，以考其遗逸，而又博咨期艾，旁采歌谣。文献足征，斯无憾事。”方志资料来自采访册一般有注明，如光绪《南海县志》卷八《與地略四》据吴澄《建昌路庙学记》参修，“磻溪各堡风俗最朴，惟知耕织，有唐魏之勤俭，而文人辈出，弦诵聿与惟逼近横江，五方杂处，巨族土豪相与为，好闲游手，破家荡产，始与拍肩握袂，执俗乐学歌舞，昼夜酣饮游戏无度，终则赌博奸偷，靡所不为烖，及其身以累其亲，甚而纠合多人酿成械门，之狱岂非以僻处南海北陲，又与三水毗连，官司之威每不及加，故无所忌惮，欤非重法以惩之不可”。

艺文作品

“艺文志”收录诗文和著作条目，与音乐相关的资料内容大多以“序”“记”“论”“碑文”“杂谈”等形式存在，如嘉靖《广州志》卷三五《礼乐》中记载：“乐有三部：一曰雅乐；二曰俗乐；三曰胡乐。广州故百粤，先王雅乐所末播也，惟俗乐胡乐则有之。民间多奏月琴、胡琴与琵琶三弦之属，谣哇繁促，识者病焉。汉马援南征交阯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此扬粤音声入中原之始也，其用之朝廷宗庙者，惟唐武太后时造万乐舞，宫中养鸟能人言，故为乐以象之，岭南有鸟似鸲鹆，稍大乍视个可辨。久养之能言，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雄重如灭夫，委曲识人情，宋开宝中，平岭表择广州，内臣之聪警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习乐艺，赐名曰‘萧韶部’，雍熙初改曰云韶郭云。雅乐之废久矣，古者邦国闾，莫不有乐庠序，释奠则合乐舞，社春祈秋报则舞，及乡射皆宿授，器既加爵籥入乐，正玄端先。”

从编修过程看方志音乐史料的价值

明清岭南方志体例成熟，编修规范，大量优秀学者投身方志的编纂和研究，考据成风，慎密精审，既修订旧志之误，也复旁纠旧史之谬。学者注重史德，直面社会底层，不为生存人立传，原始资料翔实，其中有些资料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正史，这是因为他们深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方志音乐史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信息权威性、地区代表性以及时代影响力。

名家修志

清代方志的显著特点是名家参与修志，光绪《香山县志》纂修者为著名学者陈澧，巡抚郭嵩焘称：“只有会晤陈澧，才不枉广东此行。”“粤中第一学者”陈昌齐纂修道光《广东通志》。岭南方志编修质量高，乾隆《广州府志》时人认为，“其探绩搜微，典赡该博，详而核，质而有体”。嘉靖和万历版《广东通志》，康熙《永安县志》《潮州府志》，道光《肇庆府志》，光绪《嘉应州志》，均属佳志名作。这些名作直接影响到安徽、福建篡修通志，体例以其为标准。

编纂严谨

1.编修规范

永乐《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规定了志书应包括二十一项内容，举凡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献、风俗……体例、编纂方法，内容多沿袭前志，以传承一地之文化，阅数十年如有续修，即增补、码卷附于新志之后，方志编纂是校勘工作的成果。

2.详略得当

陈训正认为方志记人物，意在表彰气类，恶隐而善扬，故其于在官人物，独传名臣循吏，而不录权贵馁幸，例则然矣。然其遗录之人，实有系乎政体得失之大者，岂所以彰往昭来之意乎。乾隆《揭阳县志》序：“志何为乎，备文献之徵……凡通都会邑，咸莫不採辑成书，以黼黻休明之盛，特患其择之不精，语之不详，摭浮附会。”

3.考据成风

由于满清的文字狱惨案，汉族士大夫为了尊严不愿参与政治，如乾嘉学派。这些士大夫参与方志编纂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考据成风，引用资料多注明出处，有利校对考证。

史料的原始性

王德毅认为：“正史修于异代，方志为当代所修……，价值比正史高一些。”方志中的部分音乐史料是现存的唯一官方记录，如乾隆《崖州志》中记载：“丧葬……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请心以牛羊低灯鼓吹来奠……作八，心分花木，跳击杵。”“跳击杵”指打柴舞，是海南流行的一种竹竿舞，《崖州志》是记载黎族舞蹈的古代官方文献。方志《艺文》《金石》辑录诗文、碑文、歌谣、奇闻，有些内容没有被其他古籍收录。有些官宦、仕绅著作，在联机公共目录检索系统（OPAC）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无法检索到，如《律吕问客》《律吕管窥》等律学著作。再如碑文方信孺《古相思曲》、杜与可《静江路修学造乐记》等，虽然石碑已经残缺，但是方志中留下了相关记录，成为后人研究戏剧的重要史料。

注重史德

方志以实心集公事，以公心酌人言。第一，从平民角度痛陈疾苦，记载英勇事迹、灾害等内容，是研究社会底层的重要史料。相较于正史，其具有地方性、时效性及原始性等特点，取材广泛，直面基层。第二，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撰写，采访者人品诚笃正真，分纂者学识渊博，且多为文人士绅、世家豪门。第三，不为生存人立传。人死后才能盖棺定论，而学术之发明，事业之建设，一经发明或建设，便足不朽。现存登第者、守节者、享寿者仅入表而不立传。

从编修目的看方志音乐史料的不足

编修目的分析

第一，存史作用。元、明、清三代皆因撰修《一统志》到郡县采访相关资料，经过筛选才能被送入《一统志》编修局。明《一统志》卷八十一引用《化州图经》中“风俗戌日为腊，高栏为居，民尚简朴，疗病少药惟祭鬼以祈福，民被礼让之教衣冠相尚”。大清《一统志》卷三百四十一《韶州府》记载：“石汝砺，英德人精通五经尤深于易，尝进所著易解易图于朝，为王安石所抑，苏轼谪惠州，兴论易理竟日不忍别，又以琴准乐律著《碧落子琴断》，郑樵称之。”

第二，资政作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具有资政作用，对社会生活、经济技术、风俗变化、趣闻逸事等的记录详细、具体。如康熙《昌化县志》卷一《舆图志·风土》中记载：“欲知一邑之人物者，当验一邑之风土。风土之美者，人康宁而物殷阜；风土之恶者，人夭扎而物疵疠。”光绪《茂名县志》卷一《舆地·风俗》中“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史记），掦越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乌兽希毛，其性耐暑。宅土熇暑，封疆瘴疠（左思吴都赋）”。光绪《惠州府志·风俗》中记载：“元夜，自十三至十六，各坊神庙门结彩张灯，仕女嬉游达曙，放花管，罗酒肴，相聚为乐，或作诗继俟观灯者射焉。”

第三，教化作用。首先，风俗。利于教化，移风易俗，康熙《乐会县志》中的《地理志·风俗》记载：“入俗非雅，教化行而风俗美，是在操移易之权者。”戴摄和张岳版《广东通志初稿》写道：“知其渐而防之，知其流而遏之。美者崇之，恶者沮之，利者兴之，弊者厘之。”其次，人物。多为乡贤、耄善，“宦迹”记录本地人，“流寓”“寓贤”记纂修活动。成化《广州志》卷一五《宦迹》中“宦迹类，汉太史公列传循吏……广为岭表名藩，自汉唐而下，逮令几矣，第刧灰屡变，纪载罕存，稽之旧志，盖千百而什一也，南国甘棠至今，垂览者警焉，故类宦迹”。最后，礼乐。嘉礼和释奠记录较详细，有一定价值，例如康熙《广州志》卷三十五《学校》序，记录虽短却是为广东礼乐专门撰写的评论，涉及岭南音乐史方面的内容。

不足之处

第一，“艺文”“经籍”以收录诗文作品为主，部分只收录书目，附序略。例如，黄佐纂修的《广东通志》设艺文志两卷，书目、碑刻各1卷。其中有诗文作品，音乐作品分为歌和谣，有存史作用。《金石略》中记录碑文，其内容相当于前志碑刻。“艺文”中音乐全文文献较少，诗文中的歌谣及《金石略》中的碑文如黄凤岐《劝善戒盗长短歌》，书目信息如《乐典》《乐记解》等文献内容较少。

第二，“学校”“典章”以礼乐为主。其中释奠活动和乡饮酒礼占用篇幅较大，除了序言之外，多数内容大同小异。由于战乱和文化运动，岭南方志保存不完整，部分内容缺失，有些地方不清晰，乐谱使用减字谱和律吕谱，使用繁体字，笔画较多，模糊不清。释奠活动在《阙里志》《阙里文献考》《丁祭礼乐备考》《钦定文庙乐谱》中有完整记载。乡饮酒礼祝词记载了“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亲，外和乡里”。《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清史稿》《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的记载更加详尽。

第三，方志属于工具书，其目的是资政，具有岭南特色的“风俗”“诸蛮”等音乐记录较少，以词条形式出现的内容大约不超过五十字。相关内容描写以高度概括为主，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参考资料不充足。例如，清乾隆《潮州府志·风俗》记载：“无不用僧尼鼓乐，彻户声喧。”根据这句话，只能推测当时僧尼做功德时使用音乐是一种普遍现象，乐种属于鼓吹乐，但是其所用乐器、乐曲、演奏者、仪式无法得知。

第四，方志有教化作用。为地方人物立传时，只有人物简介，导致“宦迹”“流寓”“寓贤”音乐成果只有题名、卷数，摘要、评论等内容不充足。如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三十二记朱启连著《鄂公祠说琴》，“启连生于清咸丰三年，字跂惠，一字棣垞。晚喜琴，妙达声律，能以琴音识人，有琴王之誉”。这对于进一步的收集整理工作帮助较少。

第五，音乐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大多通过口头传播，很多音乐技巧无法通过乐谱表现，因此文人创作的歌谣只记录文字，没有乐谱。

方志是官修文献，其按照所处时代的条例编制，结构规范，内容谨慎，多为名家修志，精校精雠，考据成风，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和参考价值。方志体例及编修目的决定了其中的音乐信息具有碎片化、综合性、互文性的特征，方志对民间音乐活动的记录较少，以收录与礼教有关的音乐为主。古代艺人社会地位不高，属于“三教九流”，许多民间音乐家的简介及作品没有被记录，湮没于历史长河，这对于清代音乐的研究而言实在是一大遗憾。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度规划项目：岭南地方志中的清代音乐文献研究（GD21LN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