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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是展示与对外传播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之一。现基于实地调研，根据场所符号学理论从语码数量、语码类型及语码突显分析潮州市语言景观的现状，并探究其背后折射的政策取向、权势关系和文化认同，旨在为城市语言景观的建设与规划提供一些客观参考，对“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潮州作为海丝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中国著名侨乡和历史文化名城，对外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城市形象对外传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语言景观，即呈现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类语言标识牌。其作为城市语言环境与人文环境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不仅是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窗口，也是城市面貌和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程度的重要体现，更是城市形象跨文化传播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桥梁。
理论概述
语言景观的概念由学者Landry & Bourhis于1997年首次提出，“官方路牌、地名、街道名称、广告招牌、商铺招牌等各类语言标识牌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了某一特定社区或者地域的语言景观”[1]。由此可知，现实环境及社会公共空间中的各种语言标识牌都是语言景观的研究对象。一般来说，语言景观通常具有两种功能：信息价值和象征价值。前者是指语言景观本身能够展示信息，用以表明某个语言社区的地理边界及构成，是一种显性功能；后者是指语言景观所反映的语言社会地位、权势关系、文化内涵，借此研究社会的语言使用状况，是一种隐藏的、深层次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也是跨文化传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城市形象在异质文化间的顺利传播而言，语言景观的信息价值和象征价值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语言标牌的分类方面，通常包括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官方标牌是指由政府组织所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牌、楼牌等，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私人标牌则指的是由私人或企业设立的作为信息介绍或商业用途的标牌，比如商铺招牌、广告牌、海报等，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
随着语言景观研究发展迅速，研究学者相继提出了分析理论，包括Scollon &Scollon（2003）提出的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Huebner（2009）的SPEAKING模型等。其中，场所符号学用于分析现实环境中景观标牌上的语言符号系统及其意义，该理论包括语码取向（多种语码之间的优先关系）、字刻（语言的呈现方式）和置放（场景化放置、去语境化放置等）等子系统，被认为是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根据场所符号学理论，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针对潮州市语言景观标识展开调查分析，探究潮州语言景观的现状与发展以及其背后蕴藏的政策取向、权势关系和文化认同，旨在为城市语言景观的建设与规划提供一些客观参考，以期促进城市形象的提升与对外传播。
调查设计及对象
美国规划师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物质环境的知觉以及形成的心理意向或外部世界的主观反映，即城市内外公众对所见事物的感知及其意义的赋予，这正是语言景观的信息价值与象征价值之功能体现。凯文•林奇还将“城市形象”的内容归纳为五类元素，分别为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和地标（Landmark）[2]。据此，本研究实地调研范围涵盖潮州市标志物、交通干道、著名风景区、商业街区等，通过实地考察、拍照和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法收集潮州语言景观标识，包括自上而下型（官方或公共标识牌）和自下而上型（私人或商业标识牌）的语言景观标识，旨在提高收集样本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随后，对收集的样本开展进一步的梳理、分析，最终从拍摄的照片中分离出252个有效标牌作为研究对象。
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语码数量
调查样本显示，语码数量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单语样本（仅呈现一种语码）、双语样本（呈现两种语码）和多语样本（呈现两种以上的语码）。统计结果如下：单语样本147个，出现的语码分别有中文、英文、汉字拼音，占研究语料的58.4%；双语样本104个，出现的语码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和泰文，占研究语料的41.2%；多语样本只有1个，占样本总数的0.4%。由于多语样本数量少，本文只对单语和双语样本进行讨论。
（二）语码类型
为了全面考察城市语言景观的现状、社会语言状况及其形成原因，笔者根据语言标牌的创设者将研究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官方标牌和商业标牌，具体数据见下表。
表1 语码类型分析表
语码类型
官方标牌
商业标牌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单语
中文
61
41.5%
71
48.3%
英文
0
0
5
3.4%
中文/拼音
4
3.1%
6
4.1%
双语
中文/英文
66
62.9%
34
32.4%
中文/日文
0
0
2
1.7%
中文/韩文
0
0
1
0.9%
中文/泰文
0
0
1
0.9%
多语
中/英/日文
0
0
1
0.9%
从上表可知，在单语样本中，官方中文标牌所占的比例为41.5%，商业中文标牌为48.3%，中文在单语标牌中占据明显优势。官方和商业中文/拼音标牌的比例分别为3.1%和4.1%，前者多见于道路标牌，后者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新商铺。在收集的样本中，没有发现官方英文标牌，商业英文标牌也仅占3.4%（5个），且都是位于繁华商业街或购物中心的服装店、运动用品店的招牌。
在双语标牌的样本中，官方标牌共66个，均使用了中文/英文的双语码。相对而言，商业双语标牌呈现的语码类型较为多样化，分别是中文/英文、中文/日文、中文/韩文、中文/泰文。与官方标牌一样，中英双语是商业标牌中主要的语码类型，占比达32.4%，而其他外来语言使用频率低，分别是中文/日文（1.7%），中文/韩文（0.9%），中文/泰文（0.9%）。中日、中泰混合语码分别出现在日本和泰国风味餐厅的店名中，中韩双语是韩风服装商店的招牌。小语种只在商业标牌中偶尔出现，使用范围有限，代表了某种符号象征，不具有表意作用。（三）语言景观的突显语码
景观标牌上语言的空间排列反映了城市当下不同语言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势关系。Scollon&Scollon（2003）在场所符号学理论中着重讨论了语言景观的突显语码（Code Preference）现象，即语言标牌上呈现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时，语码的排列顺序、尺寸的大小决定了语码的突显程度。一般而言，对于尺寸大小相同的两种语码，位于左边[左右排列的情况下或上方（上下排列的情况）或中间（环绕排列的情况）]的语码为突显语码；如果尺寸大小不同，尺寸相对较大的语码为优先语码[3]。
根据以上标准，本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中文在语言标牌中所占空间较大，突显率最高。英文语码大于中文语码的标牌仅有4个，都属于商业标牌，大多为外来品牌所用。此外，还有少量商业标牌上两种语码大小接近，包括中英标牌9个，中日标牌和中韩标牌各1个，他们在使用顺序上基本采用左（外文）右（中文）排列的方式。非中文作为第一顺序语码的都是私人景观标牌，多是服饰品类商铺、西餐厅和连锁店的商号名称，这些以年轻人为目标消费群的商铺在招牌中往往采用英语，顺应了消费群体追求时尚、潮流的心理，同时还有助于商铺树立高端、开放的形象。此外，大部分商铺主要分布于新桥路商业街，这是潮州市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区之一，商贸发达，反映了该街区的开放、兼容程度。
语言标牌折射的政策取向、权势关系及文化认同
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反映了语言的价值和地位，可窥察当地语言政策的取向，以及其背后代表的权势关系及文化认同。首先，潮州语言标牌使用本族语中文作为主导语码，可见管理机构在政策制定、落实过程中坚定推行本国通用语言文字，充分展现了官方对民族语言的保护和认可，体现了语言景观设立主体的身份属性及文化主体地位。
中文语码成为多语标牌中最突出的优先语码，象征着在现实城市环境中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活力和权势地位，显示了中文的“能见度”和“突显度”，是官方与非官方创设者在语言景观呈现上对本土文化尊重、保护和传承的体现。其次，英文作为全球的通用语言，是仅次于中文的高频语码，具有较高的权势。其他小语种使用比例小，体现出其低权势，由此也表明外来文化的多元程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样本中呈现出多语共存、多元文化的现象，采用多语言（如英语）与文化共存交融的方式，以期在对外交流中充分发挥景观标牌的信息传递功能，促进城市形象在异质文化间的有效传播；同时还展示了城市的现代化及开放性，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文化认同即由共同文化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承载形式，是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如思想、观念、传统、风俗等赖以产生、发展和传承的必由之路[4]。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出发，Jaworski & Thurlow认为，语言景观是语言符号、视觉活动、公共空间与文化维度之间的互动作用，特别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现实环境和社会公共空间中的符号资源，所开展的空间话语建构[5]。可以说，多语环境下的语言景观上呈现的语码选择，体现了人们对该语言背后所暗示的文化认同心理。潮州语言景观采用中文作为主导语言，向预期受众展示了优秀传统文化和特色地域文化，是本土文化保存、传递的媒介，也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增强了文化认同。Bourhis认为，若语言景观使社区内部语言缺失，可能会使语言的使用人群不重视对本族语言的传承，甚至使某一语言族群瓦解。反之，把民族语言尽可能地展现于官方及私人标牌上，则能增强族群语言自信，提升民族语言的价值和地位。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可以很好地体现民族身份。可以看出，在全球化时代，当地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应不断增强民族身份意识，以促进中华文化认同为使命，通过积极推动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在语言景观上的展现、传播，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促进本民族文化认同感持续提升。
需要注意的是，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进程中，如果语言、文化受到了威胁，认同感将面临冲击；同样，语言、文化的扩张可以增强文化认同感。文化认同感也是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必须面对的挑战，其重要性足以引起跨文化传播主体（官方和非官方）的持续关注。只有传播者共同努力，本土传统文化才能在对外文化交融进程中得以被保护、传承与传播。
综上，首先，中文作为母语，在潮州语言景观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表明当地政府在景观建设过程中坚持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同时也彰显了标牌设立者的文化主体地位和文化自觉。其次是英语，41.7%的景观样本使用了英语标识，与其他外来语相比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与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相匹配，同时也是潮州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作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语言，英语往往带有国际、现代、时尚等标记。中英文语言景观不仅展示了城市开放兼容的风貌，也是国际化水平的象征，而且中英文呈现的内容及文化更容易被目标受众所接受和认同，这对城市形象实现跨文化传播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研究中也可知，中英双语公共标牌的使用比例明显高于私人标牌，反映了政府和相关机构更重视双语语言景观建设，能够从受众的语言需求出发创设标牌，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以及较大的文化宽容程度。笔者通过分析也观察到，商业标牌的英文标识占比较低，英文标识语言存在不规范现象，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的有效传递，也容易给目标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利于城市形象的对外传播。由此可见，在全球一体化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相关部门在城市语言景观建设中，应充分认识到语言景观对展现城市形象的作用，同时有必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企业、商店等标牌创设人的意识，并为其提供语言景观建设的指引、咨询服务等，从而有效推进景观标牌的全面规范化、国际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尚国文,赵守辉.语言景观研究的视角、理论与方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46(02):214-223+320.
[2]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Scollon R, Scollon S W.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M].London：Routledge, 2003.
[4]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5]Jaworski A, Thurlow C.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M].London: Continuum,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