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留住记忆，记住乡愁”的城镇发展原则自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后持续进行并全面推广。传统村落凝聚着地域的人文精神和生活观念，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珍贵的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与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矛盾，推动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现通过引入文化基因理论对传统村落进行分析，根据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探索古村落的发展路径。

传统村落具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相对滞后，以及传统村落与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古村落急于求成，“大拆大建”，同时形成了仿古潮、产业潮、旅游潮等多种发展模式，导致传统文化受到冲击[1]。在文化基因视角下，通过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对已经改造的古村落进行分析，探寻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

2012年，我国印发的《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既有物质形态显现的地方特色，也有以非物质形态存现的特有文化，是见证悠久历史与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各方面价值。2018年，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乡村建设要“综合考虑村庄演变规划、集聚特点和现状分布……合理确定县域村庄布局和规模”，进一步推动了村落的更新发展。截至2022年，已有6819个村落入选了国家保护名录。政府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推进了学术研究工作，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得到广泛关注。

传统村落的本质属性是社区属性，是人类进化史上万变不离其宗的特性，表现为人类聚居生产生活的单元[2]。其基本属性是遗产属性，也称为文化属性，文化是潜移默化、源远流长的，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未被正确认识，导致出现大拆大建等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因此，遗产属性是由社会发展产生的基本属性。

图1 传统村落属性分析图 （作者自制）

从已有的传统村落更新发展实例中可以看出，古村落的更新形成了产业潮、旅游潮等多种发展模式，即通过对接产业园、文旅团的形式带动村落的发展，如云南大理古城、安徽宏村、浙江乌镇等率先实践的村落成效显著，形成了第三属性——旅游资源属性[3]。旅游资源属性是传统村落的价值转移形成的附属属性，即传统村落自身价值发展条件受限，从而转向价值输出，利用符合当前发展模式的价值需求倒流传统村落的价值。旅游资源属性顺应了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保护传承传统村落的同时，促进了本地居民与外地游客的融合、交叉、协调。

为挖掘古村落的独特文化资源，构建清晰的文旅体系，提高村落辨识度，本研究引入文化基因理论，对古村落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以及具备的供应力、需求力，还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其核心基因，并优化保护发展模式，从而实推动传统村落的可持续性发展。

基因的定义来源于生物学，指遗传信息载体可以通过复制传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亲代相似的性状。将传统村落看作一种生物，传统村落的布局、水系、建筑外观、文化信仰等则可以看作遗传基因[4]。文化基因最早出现在英国演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中，提出文化的传承过程与生物繁衍进化的过程相似，文化因子则类似于化学元素，是文化传承过程中最基本的单位。刘长林在《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1988年）中首次阐述了文化基因的概念，他认为文化系统自身的特殊基因可称为文化基因，它是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的组合；文化基因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

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传统村落稳固的文化基因和物质基因形成纽带延续至今，并呈现在传统村落的格局脉络中。古村落为只有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才能达到延续的目的。文化基因的介入是通过挖掘传统村落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将古村落的基因构成文化基因谱系图，再对其进行分类梳理，构建“千村千面”的文化基因体系，使其贴合原貌地对传统村落更新设计，从而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是基于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建立的。学者王淑佳、孙九霞利用多种研究方法确定了社区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子系统的指标体系，社区发展子系统从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水平、人口、感知七个方面展开，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遗产保护子系统主要包括传统建筑价值、遗产认同、村落选址与布局、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遗产记录与保护以及遗产活化与传承六项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又可以分为多个二级指标。基于此，本文根据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选取了八个古村落，对其在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下的现状进行分析。

学者王淑佳所选取的十个传统村落分别为广州黄埔村、沙湾北村、小洲村、深井村；佛山松塘村、马东村、长岐村、逢简村；中山翠亨村、安堂村。根据其评估结构分析，十个村落的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较高，且社区发展评估结果优于遗产保护评估水平。从遗产保护系统评估结果来看，仅沙湾北村和松塘村评估数值为优秀。此外社区协调度评估数值为优秀的是深井村、松塘村、小洲村、逢简村、沙湾北村。由此可见，沙湾北和松塘村整体发展协调度良好。社区发展评估结果均较为良好。对评估条件进行分析，社区发展子系统中最大的影响因子是生态和乡风文明；遗产保护子系统中遗产活化与传承为最大影响因子[5]，其次是遗产认同指标。基于此可得出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点为遗产活化与传承。从评估结果分析，沙湾北和松塘村皆为AAAA级景区，旅游开发相对成熟，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可称为典范。这两个传统村落主要依托非物质文化挖掘和核心区风貌协调改造，拥有国家支持的科学系统的规划指导，在资金、市场、改造政策等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其民俗民风传承路径较为丰富，成效较为显著。同时小洲村、黄埔村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城中村，周边工业园、产业园等新式产业提高了房屋租赁管理水平，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此区域的遗产建筑未能形成链条片区，还出现了自建房的混乱现象，导致遗产文化风貌受到影响，遗产保护可持续发展难度加大。松塘村经济状况良好，留存的传统建筑数量较多且原住民比例高，乡风文明系数高，村落整体性强也就促使政府对当地的整体把控程度高，这有利于其可持续规划与高质量发展，其发展前景在所调查的八个古村中是位居前列的。综上，传统村落要想可持续发展，遗产活化与传承最为关键，要对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进行合理挖掘和系统规划，有针对性地保护与传承。

图2 传统村落属性群体分析图 （作者自制）

根据传统村落的三个属性可构建出政府主导、村民主体、专家指导、社会参与四个主要群体[6]。从社区属性的角度进行剖析，村民是村落建设发展的参与者，是文化传承的承载者，是遗产活化的受益者，同时具有村落更新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管理权。村民对传统村落的了解程度最高，对其归属感强烈，因此充分发挥村民的能动性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从遗产属性的角度进行解读，遗产修复需要大量资金，且需要长期维持，政府的资金投入无法从根源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传统村落往往依靠第一产业发展壮大，维持温饱，在正确的指导下，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大力促进经济发展[7]，村民生活向好发展，以及本地劳动力回流。通过社区发展评价系统和遗产保护评价系统测评传统村落的发展优势和劣势，选择适合的文化因子弥补短板，完善村落发展路径。

社区属性中的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非物质层面，往往属于传统村落的隐性基因。非物质层面的文化基因是从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工艺、多层文化中提取的，代表着传统村落的外在表征，赋予了传统村落独具一格的形象。此类文化基因受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影响，同时反作用于当地居民的思想观念，对居民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能力、精神需求和审美偏好均有影响[8]。文化基因的提取是对当地历史文脉的梳理总结，归纳脉络演变特性，筛选精华基因，塑造基因故事与意义，为传统民俗的延续提供活动空间。在现有的空间内打造新型功能空间，迎合社会发展趋势，突破固有功能格局，注入文化因子，激发空间活力，可以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使其主动向外传播传统工艺。通过村落由内向外的民俗活动渲染地域文化氛围，可以确保主体文化基因得到保护和传承[9]。

遗产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山、水、田、林作为环境因子影响着传统村落。物质形态文化基因指具象的可视化的物体，多为显性基因，主要体现在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建筑细部、民居特征、建筑装饰、信息符号等层面[10]。在文化属性的保护传承中，着重分析不同层面不同时间节点所形成的文化因子，并对其进行利用，从二维层面到三维层面构成整体化的基因谱系，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基因再塑传统风貌建筑，避免现代建筑对传统风貌的影响，完善内外功能区划和设施，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

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多以点的形式散落在村落内，要通过文化基因的串联，进行空间协同，寻找公共区域的“灰空间”、空间交错地带、空闲用地、不具有文化价值的废弃建筑用地，并对其进行改造更新，从而扩大点与点之间的交叉性，形成文化基因网，增强传统村落的旅游属性。在物质遗产完善的基础上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外来游客可达性。充分调动民众积极参与旅游经济建设，提升村落文化形象。在有力保护遗产的前提下，增设服务功能区，使当地民众、游客与遗产融合，提升教育价值。通过控制文化因子，合理利用文化基因，依托产业创建营销与宣传，将遗产保护和现代社会、产业体系相结合，构建遗产创造经济，经济保护遗产的协调模式。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与城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传统村落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均需要通过文化基因进行体现。文化基因与传统村落的社区属性、遗产属性和旅游属性之间的促进关系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利于系统性地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

注释

[1] 李伯华,罗琴,刘沛林,等.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经济地理,2017,37(09):207-214+232.

[2]王淑佳,孙九霞.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J].地理学报,2021,76(04):921-938.

[3]卢松,陈思屹,潘蕙.古村落旅游可持续性评估的初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J].旅游学刊,2010,25(01):17-25.

[4]王南希,陆琦.基于景观基因视角的中国传统乡村保护与发展研究[J].南方建筑,2017(03):58-63.

[5]李尔威.广佛地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状况评价[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6]许五军.赣州客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J].规划师,2017,33(04):65-69.

[7]管理.文化景观保护视角下传统村落旅游功能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5.

[8] 邢晶晶.基于延续性视角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9]王东.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传承(专题讨论) 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2003(05):130-134+147.

[10]马廷君.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更新[D].长春:吉林建筑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