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诸葛亮南征

对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研究历来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而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也是蜀汉政权研究中许多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关于南征的目的、路线，以及对七擒孟获的讨论是许多学者探讨的重点内容。现就所能接触到的关于诸葛亮南征的相关问题论著做一综述，希望能够为学者们在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工作时提供一些参考。

南中变乱的相关研究

南中变乱的原因

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在对待三国鼎立的问题上，坚持按其和刘备制定的“联孙抗曹”的预定方针办。在诸葛亮重新与东吴建立同盟关系后，蜀国一方面缓和了与吴国的关系，与吴国共同对抗魏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魏国短期内不敢轻易举兵；另一方面削弱了南中地区的反叛者与吴国之间的联系。公元223年，刘备夷陵兵败后病死于白帝城，后刘禅即位，不久后，南中地区爆发了大面积的叛乱。而如何对待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是诸葛亮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关于此次南征的具体过程，《三国志》中并未叙述。

公元225年，诸葛亮带兵南征，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关于南中叛乱的原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肖登华认为叛乱是因为蜀汉势力向南中发展威胁到了南中的大姓和夷帅的利益，大姓和夷帅反叛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既有利益。梅铮铮通过分析发现当时南中地区反对蜀汉朝廷的迹象始于雍闿，而后朱褒的叛乱意味着南中各郡正式举起反抗蜀汉朝廷的旗帜，她将南中的反叛定义为一次反抗蜀汉朝廷的军事叛乱，而这场叛乱是汉人官吏先造反，紧接着夷人首领也跟着反抗。何畏通过梳理叛乱的性质，认为南中地区的叛乱是“叛”和“乱”相结合导致的；他还指出，这场叛乱中存在民族冲突、反蜀动乱、割据叛乱、动荡战乱相互交织的复杂情况。反蜀的高定、雍闿、朱褒等势力并未协同行动，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他认为南中变乱的外因是蜀汉前期在南中各郡进行的内郡化尝试，内因是蜀汉中央、地方官吏、大姓、夷帅、孙吴五大政治势力的博弈。李昆通过整理南中地区武装力量活动的次数发现，在所有发生叛乱的地区，南中地区最为频繁，并且叛乱中心自南向北转移。他认为叛乱的频发既受到整个时局的影响，也与国家政策的执行有关；南中的叛乱实际上是地方武装叛乱的一种，而南中地区的问题也深刻地左右着蜀汉政权的发展轨迹；刘备去世以后南中地区出现的地方武装叛乱，源自之前刘备入蜀后在南中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南中变乱的根源是蜀汉之前的内郡化尝试。

南征的目的

关于蜀汉为什么南征这一问题，学者们的看法大多是一致的。从短期来看，南征的直接目的是平定叛乱，维护国家政权。薛琳指出，当时蜀国面临的复杂情况决定了诸葛亮无法第一时间平定南中的叛乱，因而只能先对南中实行“和抚”政策，在南中叛乱三年后再进行南征。

从长远来看，学者们都认为蜀汉进行南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北伐。朱绍侯在《对诸葛亮南征北伐的评价》里提到，诸葛亮南征的目的是扫除北伐的后顾之忧，最终实现“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的目标。凌富亚通过分析南中的地理位置发现，南中是蜀汉政权的一道屏障，只要能够越过南中，便能顺利深入蜀汉，因此执政者必然重视南中的稳定，并且南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南中的资源极大地帮助了蜀汉更好地进行北伐。张晋认为诸葛亮南征是一次重新在南中地区恢复王朝控制边疆建立统治秩序的行动。刘咏涛认为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南中尽可能地被纳入当时的蜀汉国家体系中，与此同时，让南中地区成为国家资源，而不是负担和不稳定因素。 

南征的路线问题研究

关于南征路线的相关问题，姜南对过去学者的观点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他发现学术界对南征路线的主要内容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对路线中的部分内容有不同观点，差异主要集中在关于五月渡泸的地点、诸葛亮追击孟获的地区、南征路线的终点等方面。

关于南征路线的相关研究，近二十年的争议点主要集中在诸葛亮亲自率领的西路。赵德云通过考古资料结合实地考察论证了南征没有经过旄牛道，并且认为“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一语，是指由水路抵达越嶲郡界之安上；他还通过对大凉山地区的考察判断卑水县即今昭觉县，复原出诸葛亮南征“渡泸”前的路线为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至僰道（宜宾）之后，经水路（逆金沙江而上）在越嶲郡之安上县（今屏山县新市镇，旧称石角营、蛮夷司）登陆，登陆后的路线尚未得出确切的结果。关于诸葛亮在何处渡泸，他认为在江驿、皎平渡、宁南葫芦口镇的可能性更大。

薛琳通过史籍记载和现实调查论述了南征的主力线是滇西，认为诸葛亮从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后，他的行进方向是滇西，目的是平定滇西，完成他平定南中四郡的战略决策计划。符丽平、李欣航在《诸葛亮南征问题考》中根据实际考察认为，鱼鲊渡和华弹渡是比较适合大部队渡过的渡口。潘民中在《诸葛亮南征之役探微》中列举了过去对南征军队所到达的最远地的几个说法，认为南征军所到达的最远地为今伊洛瓦底江中游地区。

在关于路线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是将路线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问题进行研究的，但是宋健通过分析蜀汉的政区设置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将路线与蜀汉的政区设置进行联系。他认为蜀汉在南中地区进行政区调整，并不是主要考虑民族分布的因素，而是与行军路线以及反叛势力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政区并不一定是按照不同的民族进行划分的，反而有可能是通过政区设置对民族势力进行分割，避免其势力过大。在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往往以部族为单位设置郡县，以部族首领为郡县长官。对于当时的蜀汉而言，平叛的兵威已至，在调整政区后在南中七郡都委派了能人作为太守，加强了中央对此地的控制力，没有必要再以民族为单位进行划分，使其自治。所以他认为蜀汉调整南中政区，与行军路线以及反叛势力的分布关系最大。当然，反叛势力的范围与民族分布也有一定的关系。

南征问题中诸葛亮“心战”策略专门研究

诸葛亮在南征时所采取的策略被学者们定义为“心战”，他们对这个策略有不同的见解。

刘伟航认为诸葛亮的“心战”大致分为“实施心理干扰；恩威并重，建立仁者无敌之师形象；以仁爱服其心”三个主要内容，同时也指出诸葛亮的攻心战实质上是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在军事领域的体现，这也是南征“心战”的局限之处。张应二对诸葛亮的军事活动进行了专门研究，他从不同维度对诸葛亮的“心战”策略进行了深入分析，这是所有关于诸葛亮“心战”策略的研究中研究面最广、深入程度最高的。他指出诸葛亮“心战”主要是根据南中地区人们的心理和情感作战。蜀汉政权在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前提下，借助特殊的信息媒介，并按照一部分与心理学相关的原理，通过宣传和其他各种手段，对南中地区夷人的心理施加刺激和影响，使其朝着蜀汉政权预定的方向发展和变化，用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他认为诸葛亮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心战”的作战方针，在战后治理南中时也力图使夷人心服。他认为诸葛亮的“心战”有战略心战和战术心战之分。诸葛亮的战略心战是从整体上“安抚夷越”；战术心战则是一种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优先使用宣传、威慑、谋略攻心等心战手段的作战方式。孙健飞指出，蜀汉不仅在南征时期实行以“攻心为上”和“取其心服”的策略，蜀汉政权的民族法制实践也是以信义为指导思想，这帮助蜀汉政权凝聚和争取了人心。

对于“心战”的作用，也有学者提出过不同的见解。朱华认为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对“心战为上”的战术作过高的评价。

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相关讨论

在诸葛亮南征中，“七擒孟获”是流传较广的一个事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七擒孟获”是最能直接体现诸葛亮“攻心为上”策略的事件。许多学者都对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讨论。

白翠琴认为七擒七纵孟获的说法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从侧面说明诸葛亮在南征中采取了“攻心为上”的策略。张应二指出孟获是当地人民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能够让其顺服，便能帮助蜀汉政权缓和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巩固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同时他指出，孟获投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诸葛亮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孟获无法战胜，而诸葛亮对孟获发动的心理攻势也提供了帮助。张晋从王朝控制边疆的角度指出诸葛亮七擒孟获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是合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合理性解释。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邓沛通过考证认为七擒孟获并非史实，而是小说家的艺术加工，不应将其当成信史看待。孙健飞认为七擒孟获被附会的可能是张嶷解纵魏狼之事。他指出当一个人物具有较大影响，且被人们所敬仰时，后人往往会把与其同时代甚至相距较远时期的其他人物的思想与事迹加在其身上，其中固然有穿凿附会，但往往也有最初的原型。他认为七擒孟获的故事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诸葛亮南征时期实行的是“攻心为上”“取其心服”的策略。符丽平、李欣航认为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是将蜀汉政权多人收服南中夷人的事迹附会于诸葛亮一人之身，将其他夷人首领被擒又纵的事迹附会于孟获一人之身，由此产生了流传于世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

部分学者也对七擒孟获的地点进行了研究。薛琳根据云南地方史籍梳理了关于七擒孟获的地点的三种说法，得出了“七擒孟获”的主战场在滇西的结论。阳国胜通过对湖南靖州地区的考察和研究发现，在以靖州县为中心的湘黔桂边境地区发现了大量诸葛亮南征遗迹，并且指出《三国演义》所述诸葛亮南征的地理风物与靖州实况吻合，由此他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湖南靖州最有可能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迹地。

南征的作用以及诸葛亮形象研究

南征的作用

关于诸葛亮南征的作用，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蜀汉南征以及南中的治理对当时蜀汉政权的稳定以及后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南征之后，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的治理增强了蜀汉的实力，为蜀汉的北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并且认为诸葛亮对南中地区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中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之间的联系，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但部分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范文琼认为诸葛亮为了实现北伐的最终目标，把一切经济都纳入战争的轨道，让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政策，使得蜀汉政权不择手段地掠夺民族地区的人力和物资，加大了对民族地区的剥削与压榨。王进科、何银发认为诸葛亮南中治理所起到的安抚作用并不大。降都督在当时执行的以武力为后盾，以获取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民族政策可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当时南中地区的发展。

诸葛亮的形象研究

在诸葛亮南征之后，南中地区逐渐发展出了独特的诸葛亮文化，许多学者都对南中地区流行的诸葛亮文化进行了探讨。关于诸葛亮的形象研究，不同学者的思考角度虽然存在差异，但其也有部分共同之处。

孙健飞认为，诸葛亮是实践蜀汉民族法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将云南地方志中记载的诸葛亮事迹分为三个主题：关于诸葛亮南征驻军、饮水等的故事；反映诸葛亮战争中“多智”特点的故事；关于诸葛亮推广先进技术、造福于民的事迹。他认为这种“意图”与“社会记忆”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或心理倾向，而产生这种“意图”与“社会记忆”的背后通常是有原型作为依据的。诸葛亮之所以被人们所尊崇，根源在于其在南中地区的治理举措集中鲜明地体现了蜀汉民族法制中的信义原则，得到了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底层社会群体的认同。

向文斌、覃山权研究认为云南地区的诸葛亮传说和崇拜现象从更高层面反映出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不断封建化的过程。这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的历史文化现象。他们认为诸葛亮南征对云南地区最有意义之处在于南征过后所形成的诸葛亮崇拜现象。这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吸收、不断发展的结果，为西南少数民族融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程提供了特定的文化共性。

白翠琴认为诸葛亮的形象在南中地区流传较多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后世封建统治阶级为加强对西南的控制而大加宣扬；二是深受三国故事、演义小说的影响；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即诸葛亮在南征中采取安抚政策，而后又采取了一些促进南中社会经济发展、缓和民族矛盾与调整民族关系的措施。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陈芳通过整理云贵川地方志中蜀汉南征的遗存发现，这些遗存在名称、内容上具有趋同性，分布广且某些区域相对集中，与传说及传说中的人物关系紧密；许多蜀汉南征遗存隐藏着大量有关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的相关文化真实资讯，只不过被蒙上了一层“诸葛亮南征”的外衣。

以上是学者们关于诸葛亮南征相关问题研究的综述。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研究观点高度一致，如对南征目的、南征原因的观点；二是对南中治理的相关观点与前人研究并无太大差异，大多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史料进行补充。基于此，希望学者们能够对此有所关注，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