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协状元》的南戏新“唱”

南戏《张协状元》长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对廓清早期南戏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仍然还有部分内容尚未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或仍处于学术争论中。现从情节安排的内在逻辑角度入手，对《张协状元》中张协两次面对丝鞭时态度转变的内因、王胜花何以因求嫁不得而死、篇幅巨大的科诨片段存在的原因及其意义作出解答。

目前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是《张协状元》，其载于明《永乐大典》第13991卷，原嘉靖重写本由叶恭绰先生从海外购回，现已佚，学界现用于研究的底本多是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排印本。

《张协状元》由永嘉才人据剧本《状元张协传》改编而成，而其改编的目的在剧本中也以念白的形式在第一出中有所体现，“《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状元张协传》改编的目的在于实现“夺魁”与“占断”。所谓“夺魁名”，常指在某种由多人或多组织参与的竞赛或竞争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占断”则是在某一地域或领域获得较高的认可度。根据相关材料表述，对《状元张协传》进行改编的目的是九山书会意图通过“夺魁名”的方式实现对“东瓯”的“占断”。要想实现“夺魁名”的目标，就必须符合评判标准，如观众的人数、演出者的技艺纯熟程度、剧本的优劣等。前两者由于尚未发现相关的文献记载暂时无从可考，故而对剧本优劣的考察就显得格外重要。

孙崇涛先生在对《张协状元》进行解析时曾提出“为何张协在中状元后，拒绝王德用招婿，理由是‘求名我不在求妻’，而不选择实话实说”和“为何张协会第二次接丝鞭”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学界对《张协状元》研究的深入得到了解答。本文将从情节设置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解答。

在回答这一问题前，首先应当明确剧本中张协同贫女的情感状态，在剧本二十二出“张协赴京”之前，张协从未对贫女提过“爱”字，甚至在离别之时的解释也是“正是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朱熹所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曾载：“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这段感情经历对于张协来说只是前往长安城科举赶考路上的一段插曲，甚至可以说是其一生中的污点。反观贫女，其对张协的态度有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言语上，从陌生时的“甚人来投此处？早早开门，莫教奴家立地”，到送别后的“时常眼泪不曾干，只恐别郎容易见郎难”。行为上，两个月的朝夕相处使得贫女从内心认可了张协是她的夫君，致使贫女不顾他人眼光剪发为张协换盘缠。生活上，在张协到来之前，贫女的生活是“付分缘与人缉麻，夜间独自一个，宿在古庙”，虽不安稳但也没有过于贫困，而在张协离开后，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神思又不忺，钱又没撩丁，米又没半升，只得往大公家去，缉麻缉苧，胡乱讨些饭吃”。综上，原文中的贫女在言语、行为、生活中处处透露着其对张协的爱。

张协对贫女既无爱慕之心，又无爱护之行。其同贫女在一起的目的是通过这场婚姻摆脱当前的困境。在二人成婚之前，张协是“因登此山上，强人衣虎皮。把协劫掠薄贱，一查打皮肉，破损献血满”的状态。张协与贫女虽然都很贫困，但二人对贫困的接受程度不同。贫女在未与张协见面前，并未打算通过嫁人离开古庙或摆脱贫困，在剧本第三出中，贫女唱道“若要奴家好，遇得一个意中人，共作结发，夫妻相与谐老”。剧本中指出距离五鸡山最近的行政区是江陵府，即如今的荆州市，而张协的老家在成都府，剧中所述的故事大约是在北宋时期。北宋时期交通较为落后，张协又无其他赚钱能力，若不是贫女为其凑足盘缠，或许张协也只能在五鸡山终此一生。

对于张协为何假借无父母之命而拒绝丝鞭，笔者认为原因有二。第一，张协自认文采飞扬，而王得用贵为八位之尊，居于群臣之上，二者身份相差较大，张协怕他人认为他攀附权贵，意图与当时广泛流行的“宋人贵易交，富易妻”的行为划清界限。第二，担心贫女千里寻夫。前文所述，一旦大考结束，市井总有“登科记”售卖，“登科记”作为受到官方认可的文件大量流传于民间。《临安志存》载：“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唐肃贯开封、盛京贯开封，凌晨，盛京旧志不载，以夷白集考其家世，以大宋登科记考其姓名增入。”若张协同意为王得用之婿，贫女一旦得知张协成为今科状元，必定前往长安寻夫，此事如果败露，张协必然会落下骂名。

张协第二次同意与贫女成亲的原因同样由多种因素构成。首先，以剧中张协的视角来看，贫女已死，上段婚姻无从查起，他曾经结婚的事实已死无对证，不会有人再成为其攀附权贵的威胁。或者说，张协自认为此时自己已经可以卸下传统道德的枷锁而追求个人的发展。

其次，剧中的王得用除了是当朝权贵外，还是张协的直接上司，若可以得到王得用的庇护，张协不仅可以“抱得美人归”，还能够“官运亨通”。

再次，与王得用义女结为夫妇，可以化解王得用对其的“丧女之恨”。

最后，创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的塑造，成功为戏曲剧情画上句号，其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大团圆结局。此处情节的设置虽有不合理之处，即刚经历丧女之痛的王得用从客观角度来讲完全无须将贫女嫁给张协，何况张协还是导致其女王胜花死亡的元凶。二者身份对比悬殊，张协虽是状元，但刚入官场，其身份同贵为王爷的王德用有天壤之别。因此，张协对于接丝鞭的迫切程度远高于王德用嫁女的迫切程度，换言之，王德用“嫁女”的情节完全是作者为了实现大团圆结局而塑造的。

上文所述的是情节的内部逻辑，其实文中早有关于二人命运的解释，在第五十三出中，“罗绮相随罗绮去，布衣随着布衣流”。细想张协同贫女之间命运的转变主要在于身份的转变，在五鸡山被劫掠是张协前往古庙得以同贫女相遇的重要因素，而经过此次劫掠，张协除去身上受伤之外，更重要的是丢失了继续前往长安所需的盘缠。秀才的身份不仅为张协带来了婚姻，也为其带来了前往长安的机会，但二人在一起的实质是“秀才落难”和“布衣相婚”。而高中状元也代表着张协身份的转变，文中有两处可以见得：第一，张协被当朝黑王招婿；第二，张协在花费金钱时的阔绰程度，如“（丑）工雇钱？（生）一日各支三两。（净）食钱？（生）一日各二贯……（生）各支十文”。曹福铉的《宋代米价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曾对宋朝米价变动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文中曾考证宋朝时期米价约为一百二十文每斗。虽说戏文会对生活部分要素进行夸大，但此处同宋代实际收入差距如此之大，显然是戏文创作者有意为之，而夸大张协所给的报酬是为了显示出其同贫女的阶级与经济差距，并同张协从前的生活作出区分。而贫女凭借成为王德用义女实现了阶级跃迁，从而在后续的联姻中实现了阶级对等。

贫女与王胜花面貌的相似也是本剧中另一个让人不解之处，剧中曾用“眉儿和那眼儿，与我儿无二，身材袅娜腰肢细”“活脱似胜花娘子”“贫女身上狼狈，我女近才丧亡，脸儿相类恁精神”等表达二者之相似，此处二者面貌之相似必定是剧目创作者有心为之。二者面貌相似，但又完全不同，她们虽都出生于富贵之家，但贫女年幼时便父母双亡，王胜花童年如何虽未交代，但从剧目第十三出其出场的自序中可以看出，其必定是娇生惯养。剧中采用大量篇幅描写了贫女因底层人民身份所遭遇的悲惨经历，意图同胜花的生活作出比较。比较的目的同样在于突出“罗绮相随罗绮去，布衣逐着布衣流”的内涵。除去贫女与张协的阶层转化外，贫女自身的阶层转化同胜花自身的对比也十分明显，若非王德用歇脚于古庙时遇到面庞酷似刚故去之女王胜花的贫女，贫女也不会获得阶层跃迁的机会。换言之，贫女阶层转化的实质是剧作家出于剧目剧情推进的需要，强行以“命运”的幌子加在贫女身上的。而对王胜花衣食住行的描写不仅是为了将其与贫女的生活加以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底层受众对阶级跃迁的幻想。

本戏包含大量科诨片段的原因有三。第一，郭亮认为南戏源自流行于温州一带的“二小”（小旦、小丑）戏，其是这类戏曲在吸取杂剧的基础上不断融合诸宫调等形成的，科诨内容则是多种形式相互结合的过程中所伴生的历史遗留物。第二，科诨内容的存在可能是其他艺术种类的不完全融合所导致的，还可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所设置的。宋朝时期人们的文化水平较低，难以理解长篇敷演的戏文。而在其中加入科诨片段可以吸引受众的关注，达到“场场爆满”的观演效果。第三，科诨内容的出现与南戏的创作群体息息相关，南戏由于诞生于乡土文明中，缺少相对专业的剧作家和扮演者，也正是如此才使得创作者创作出真正满足底层人民审美需求的剧作。

本文将对几处科诨片段进行分析，探究科诨片段与情节安排的意义。以第二十一出王府计议胜花婚事片段为例：

（合）出得几多钱，招捉那状元为姻眷。（末白）覆相公：共得几钱，招捉驸马！（丑）与它豁汤钱十万贯。（末应）（丑）下马钱十万贯。（末应）（丑）汤风钱、接鞭钱、游街钱各十万贯。（末）覆相公：许多钱那里支？（丑）城隍庙里支。（末）却是纸钱。

笔者认为此片段采用科诨的方式进行描写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上确有王德用此人，如在《宋史·本传》《孙公谈圃》《萍洲可谈》《尚友录》等多部文献中可见，作者在描写真实存在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正面人物时，往往出于政治避难的原因，不对其正面形象进行过分虚构。王德用是北宋名将，在此处不论以何种方式进行描述都会对其产生冒犯，而剧情的发展又需要对王德用作出一定程度的编排，当现实的政治与剧情的发展产生冲突时，作者的处理方式格外重要。而科诨本身就具有滑稽、逗乐的属性，所以在此处采用科诨的方式，既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能够让观众明白此为虚构。

第二，为了显示剧中表现的“贵易交，富易妻”现象中的“富”与“贵”二字。周腊生曾对各朝状元官职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对状元较为重视，大部分人都能得到重用。张协作为当科状元，未来的仕途发展空间巨大，而剧中所戏说的共计五十万贯的“捉婿钱”，虽是“戏言”，也是科诨，但从侧面印证了状元身份在当时民众心中的地位，更是剧中张协富贵身份的衬托。科诨中展现出王府为“捉婿”所下的决心也对后续剧情中王胜花因“竟嫁不得一状元”而死作出了解释。

第三，与后续描述贫女吃不饱、穿不暖的现状产生对比。同样是结婚，贫女与王胜花所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剧作家立足于二者身份的不同，将目光放至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第四，拉近同观众之间的距离，此时的南戏由于是乡野小调，不为士大夫阶级所接受，因此这一阶段南戏的受众主要是劳动人民，故而具有很强乡土气息的科诨有利于南戏在民间得以广泛地传播。

科诨片段的使用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与杂剧不同，南戏剧情的长度动辄数十出，因此在演出过程中具有冗长的特性，为了保证演出的效果，或达到剧中九山书会“占断”的目的，其需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剧中通过净与末之间的科诨模糊了“小二买登科记”与上下两出的时间距离，引起观众对后续剧情发展的好奇心，较为巧妙地避免了观众因演出时间过长而流失的现象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戏曲的观赏性，为早期南戏的广泛传播做出了贡献。

相较于后续出现的较为成熟的南戏作品，科诨片段的消失或许是士大夫阶级逐渐接受南戏的结果。这既是南戏戏曲结构的一大进步，也可看作士大夫阶级审美倾向逐渐征服底层人民审美的过程。“状元负心”体现的除去“贵易交，富易妻”的中心思想外，更满足了底层劳动人民对上层阶级的窥探欲。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底层人民所津津乐道的，因此才会出现众多以状元为刻画对象的戏曲作品。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大夫阶级，才能够摆脱底层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命运。而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此类作品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其所宣扬的“学成文物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夯实了统治的根基。

剧中除去科诨片段外，也有大量的成语、谚语与方言，这类通俗语言的存在是南戏得以在众多娱乐方式中脱颖而出的关键。以方言为例，方言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方言同其产生地域的相关文化、民俗等息息相关。在戏曲作品中使用方言、成语、谚语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拉近戏曲作品与观众间的距离，削弱观众在欣赏戏曲作品时因作品的时空转换带来的陌生感。

总之，《张协状元》作为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南戏作品，其研究意义与价值重大。《张协状元》的相关研究虽已进行百年之久，但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对《张协状元》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廓清历史上早期南戏的真实面貌，弥补戏曲史上的空白，还能对宋朝时期温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深入解读，为“状元戏”“负心戏”等戏曲的研究提供材料依据，有助于相关专家学者对宋朝的科举文化、民风民俗进行进一步探究。此外，通过对南戏与其他剧种类型展开交叉对比研究，可以了解剧种传播过程中不同戏曲种类杂糅的过程与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