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Space视角下的对外汉语教材建设回顾与展望

现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近23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材相关研究的1000篇文章为数据来源，运用CiteSpace 6.1.R3软件统计和分析发文量、核心作者、主要发文机构、研究热点等指标，进而全面梳理教材研究的热点议题变迁。结果显示，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教材编写、国别化、编写原则、对策、针对性、偏误、口语教材等方面展开；研究趋势总体反映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但各机构间的合作仍较为松散，合作力度有待加强。

近年来，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汉语教材的数量急剧增加，教材研究也层出不穷。教师、教材和教法（以下简称为“三教”）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主要研究领域，崔希亮（2010）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论证了“三教”问题关系着汉语国际教育能不能健康、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其中，教材编写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四大重要环节之一，既是测试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课堂教学的主要资料，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本研究运用CiteSpace6.1.R3软件统计并分析了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研究，研究对象涵盖2000年1月1日到2023年5月1日的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主要选取了发文量、核心作者、主要发文机构、研究热点等指标探讨了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研究现状，也展望了今后的研究趋势。

研究方法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依托的研究工具是CiteSpace 6.1.R3软件，其是2004年由陈超美教授使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可视化引文分析软件。该软件能够“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2015）换言之，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可以探寻特定领域的研究过往以及未来研究的趋势。因此，现依托CiteSpace软件，以期理清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历时过程。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在高级检索中将主题设定为“对外汉语教材”，时间范围设置为2000年1月1日—2023年5月1日，来源类别选择学术期刊。经检索，共收集到1182篇期刊和会议论文；随后经过人工筛选，删掉了其中的新闻通知等非研究类论文以及与对外汉语教材无关的论文，最终得到1000篇有效文献。接下来的分析研究均基于这1000篇文献，检索时间为2023年5月8日。

可视化结果分析

发文量分析

分析近23年的发文量，其可视化结果显示，有关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在2000—2018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发文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和2018年发表文章数量最多，均达到100篇，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发掘空间，吸引着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但2018年以后，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发文数量则逐渐减少。由此可见，2018年以后，研究者对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热情稍减。

核心作者分析

为了对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核心作者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笔者对“作者（Author）”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最终得到了研究对外汉语教材的核心作者知识图谱。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各位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笔者在CiteSpace软件中，使用Export中的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生成了对外汉语教材核心作者发文统计表。从核心作者来看，在2000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1日期间，发表3篇文章的作者有19人，发表4篇文章的作者有5人，发表5篇及以上文章的作者有4人，分别是李泉（8篇）、周小兵（7篇）、刘颂浩（5篇）、唐诗瑶（5篇）。由此可见，李泉和周小兵两位学者是对外汉语教材研究领域的标杆人物。

主要发文机构分析

在CiteSpace软件中，将“机构”（Institution）作为节点类型（Node Type），可以得到对外汉语教材发文机构的图谱。

随后，在CiteSpace软件中，笔者使用Export中的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生成了对外汉语教材发文机构的发文数量统计表，并对同属一个院校的不同学院进行了合并统计，继而发现，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北京语言大学（54篇）、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30篇）、厦门大学（26篇）、暨南大学华文学院（17篇）。由此可知，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对外汉语教材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带头作用。

图谱中的字母“D”表示各机构间的合作密度，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主要机构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但各机构间的合作密度只有0.0008，这说明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比较分散。因此，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联合举办对外汉语教材相关研讨会等形式，提升不同院校及机构间的合作密度。

研究热点分析

文章的“关键词”能够清晰地反映一篇文章的研究重点和主要内容，如果某一特定领域中的不同文章里出现了同一个关键词，那么该“关键词”就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在CiteSpace软件中，本文将关键词（Keyword）作为节点类型，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阈值（Threshold）的数值设定为8，即隐藏了出现次数不超过8次的关键词，最终绘制出了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关键词图谱（如图1）。图中关键词的字号越大，说明该词出现的次数越多。

图1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关键词图谱（作者自制）

同时，为了进一步清晰地了解对外汉语教材领域的研究热点，笔者利用CiteSpace中的Summary Table功能计算了高频关键词以及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如下表所示，在近23年的时间里，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主要围绕教材编写、国别化、编写原则、对策、口语教材、学习者、话题、词汇、针对性、偏误等展开。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领域高频关键词及中介中心性统计表

中介中心性是分析关键词重要程度的一项关键指标，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其影响力和重要程度越高。简言之，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越高，说明该关键词在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越大。从上表可以看出，除了“对外汉语”和“教材”这两个笔者设置的主题词以外，“教材编写”“汉语教材”“国别化”“词汇”等关键词的中心度较高，对对外汉语教材的影响较大。

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排名和中心度排名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教材”在文献中一共出现了112次，说明其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很多，是比较热门的一个研究主题。但是从影响力来看，“教材编写”的影响力更高。这说明在某一领域，研究热点和研究影响力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较为直观地看出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材的历时研究过程和研究趋势，我们利用CiteSpace的时间线聚类分析功能生成了前十个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图谱（如图2）。从关键词的聚类可以看出该领域的不同研究关注点，从图2可以看出，汉语国际教育教材研究领域中10个最大的关键词聚类分别是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教材、汉语教材、口语教材、国别化、语法教材、话题、编写原则和偏误。

根据得到的关键词聚类信息，可以将近23年间汉语国际教育领域教材的研究关注点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中教材的宏观研究（对外汉语、教材、汉语教材、口语教材、国别化），教材中某一语法项目的研究（语法教材、话题），对教学材料选择、编撰的研究（教材编写、编写原则），将教材与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的研究（偏误）。

图2 聚类时间线分析图谱（作者自制）

图3 突现词分布状况图谱（作者自制）

除此之外，通过CiteSpace软件的“突现词”（burst term）的分析功能，将γ[0，1]设为0.5，最终得到了前12个突现词的分布状况图谱（如图3）。“突现”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突然增加，能够反映某个研究话题的相对变化趋势，进而可以用来观察研究话题的发展趋势。突现词的强度（Strength）代表了关键词的研究关注度，强度的数值越高说明关键词的关注度越高。

从突现词看，2004—2006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热点是教材的“针对性”，研究热度持续了3年。“国别化”则是2013—2017年的研究热点，研究热度持续了5年，且突变强度最大，数值为4.15，这说明在2013—2017年间教材的“国别化”受到了极大关注。“针对性”“编写原则”“话题”等研究热点虽然从突现后期被迭代，但反映了2015年前对外汉语教材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教材分析”则从2017年开始保持强势，一直延续到了2023年，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对外汉语教材领域保持活力。由此可以看出，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逐步从宏观的研究转向了微观的针对某一或某些教材的研究，比如2013—2014年的热点话题分别是教材“国别化”和教材“现状”，到了2017年，热点话题转向了对某一本或某几本教材的分析研究以及对教材中某一板块（如“练习”）的探讨。对微观的教材研究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深入。

综上所述，依托CiteSpace软件，笔者以“对外汉语教材”为主题，探究了2000年1月1日—2023年5月1日近23年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1000篇期刊和会议论文，对对外汉语教材的发文量、核心作者、主要发文机构和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近23年间，对外汉语教材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其中，2014年和2018年发表文章数量最多，均达到了100篇；从文献核心作者和主要发文机构来看，目前有关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主要阵营是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李泉、周小兵是对外汉语教材研究领域最为高产的学者。不过笔者也发现，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为松散，合作力度有待加强。从研究热点来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教材编写、国别化、编写原则、对策、学习者、话题、词汇、针对性、偏误等方面展开，类型则以口语教材为主；从研究趋势上看，研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热点，总体上反映了相关研究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从2017年开始，“教材分析”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势头，微观的教材研究还将持续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