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儒家“圣王分流说”

“内圣外王之道”是贯穿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哲学命题。从古至今，“内圣外王”因“弊”而“破”，由“破”至“立”，最终演变至“圣王”二分，此重大转变必然存在合理基础，亦必有时代价值目标，值得探究。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对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何以如此”和“有何价值”的反思。

儒家“内圣外王”最早出自《庄子·天下》，“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虽然其最早由庄子提出，但却成了儒家哲学的核心议题，主要是因为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中无不蕴含着“圣”“王”之学。儒家的“内圣外王”释义为“内修圣王之德，外施王者之政”，二者相互贯通，代表着传统社会对具有君子人格的君主的追求。随着时代的更迭，“内圣外王”在现实社会中无法适用。直至近代，出现两个构建思路：其一是“旧内圣开出新外王”，以“良知的自我坎陷”开出现代社会需要的民主与科学，这一构建思路虽因无法服众而未被沿用，但这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化的伟大开端；其二是“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二者“分则两美，合则两伤”，这一构建思路逐渐成为学术界共识。事实上，基于传统“内圣外王”的实践经验，后者即“圣王分流说”极具合理性，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这一理论背景和要求下，反思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分流说”的实践保障与现实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对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何以如此”和“有何价值”的反思。

以现实为基础：“圣王分流说”在新时代的运行保障

“内圣外王”一词源于道家经典，后世基于内涵与精神的考量，将其归于儒家思想的代名词，释义为“内修圣王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所谓“内圣”，即儒家学者所推崇的修养范畴，“外王”是事功范畴。孔子以“修己”为起点，以“安人”为终点，体现了其道德与政治相统一的思想。因此，传统的“内圣”多指道德，“外王”多指政治。“内圣外王”成为儒家构建“大同社会”的核心思想，即由期盼“高水平道德修养”的“圣人”到“圣人治国”的政治期待。最初儒家传统“内圣外王”是互为“体用”，不可分割的。对于“圣王分流说”而言，由于“分”的概念存在，“圣王”二分是存在实践隐患的，但在现代社会的运行规范中能够有效避免，也就是现代社会的运行规范适合二分“圣王”。

理论层面：“圣王分流”的“强行割裂”

从当代学术界对“内圣外王”的研究来看，“倒转说”是与“分流说”形成互补状态的逻辑理路。谢晓东以不离不杂来规定“内圣”和“外王”之间的关系，所谓“不离”，是指“内圣”与“外王”存在伦理、体用等诸多无法完全撇清关系的情况；“不杂”是指二者虽关系密切，但彼此不可化约。他还提出“倒转说”的利弊情况，通过对现代民主与科学的不断实践与总结，“回过头去又与自家的文明传统起着重大的调适性作用”，这种倒转逻辑思维的方法是重要的突破，破除了“内圣外王”泛道德主义的思维，但这样弱化了“内圣”与“外王”的内在勾连，导致个体容易陷入“一元论”的泥潭。反观“内圣外王”二分的“分流说”，其果断抛弃了“化约思维”和“链接思维”，认识到了“圣与王”的“不杂”，并使双方能够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谢晓东评价了“分流说”的弊端，称其忽视了“内圣”与“外王”的“不离”，也就是说没有妥善解决二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割裂的问题。任剑涛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对“内圣”失去“外王”的方向引导而导致个体深陷“精神独裁”的泥潭，以及对“外王”失去“内圣”的道德约束而成为功利的“乱斗场”的担忧。

实践层面：“圣王分流”的“完美适应”

从适应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圣王”二分之所以存在隐患，是因为其已经突破了传统“内圣”与“外王”的片面内涵。“内圣”仅代表心性的道德修养这一内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其应泛指所有能提升个体水平的优秀素养，如道德、知识、技术等；“外王”亦不能仅代表政治，应指所有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行为。从“圣王”二分构建的理路来看，隐患主要存在于“分”的概念，致人无法从“内圣”走向“外王”。虽然“圣王”的内涵已经有了新的解释，但如果不能认识到“外王”需要“内圣”和二者“并重”的逻辑，就无法意识到“圣王”“并重”的根源在于个体的良知不足。所谓良知，指天性本然，不学而得的智慧。良知的不足，即可能偏重“圣王”一方，而不知二者是“存亡一体”的。对于二分的“圣王”而言，注重个人修养而忽视社会贡献，丢失的是社会责任；注重社会贡献而忽视个人修养，丢失的是自我提升之责任。这即“圣王”二分隐患的根源。要想有效避免“圣王”二分的隐患，由轻至重存在三种干预手段，分别是营造浓厚的“圣王”社会风气，以责任约束替代良知，以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律来约束。总体来说，皆是在人的良知上做文章，而现代社会的运行规范有效控制了“良知隐患”。

营造浓厚的“圣王”社会风气，是约束良知最为平缓的方案，主要依托当下社会的导向力，目的是提升个体的良知水平。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对道德原则的重视程度已经在“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下实现了质的飞跃，“讲诚信、求和睦”等传统道德观念成为无形的社会人文准则。

以责任约束替代良知，是约束良知最为适宜的方案。在浓厚的“圣王”社会风气中，渐进式推崇这一构想已经实现。社会默认将不注重内在修养、忽视文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视为失责，从被动行为开始产生约束，更能让人在重大事件面前挺身而出，如自然灾害；更能让人在“名与权”的领域中时刻牢记“人之为人的素养”，如廉政爱民。

以现代生活中的外界硬性约束，是约束良知的现实手段。控制二分的“圣王”健康运作不陷入理想主义，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在浓厚的“圣王”社会氛围中，在责任的实际架构下，也不免产生严重“脱离个人良知”的行为。因“内圣”不足而危害社会的现象在外界如舆论谴责等硬性约束中有所改善。

综上可知，“圣王”二分虽存在实践隐患，但现代社会的运行规范能够有效避免这一隐患。

以价值为导向：“圣王分流说”在新时代的存在意义

二分状态下，“内圣”指个体修养提升的内在驱动，“外王”指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实际行动，二者并重。不论站在个体角度，还是站在政府角度，“圣王”二分均展现出其现代价值。站在个体角度，坚定提升自我修养水平的信念，方为“内圣”；坚持为社会和谐发展尽力而为，方为“外王”。站在政府角度，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方为“内圣”；以“天下主义”立足于世界，方为“外王”。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为此而不断努力，“内圣”“外王”也将在未来不断发挥指导作用，进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行事与待人”的方法：新时代个体的道德信念

从个体角度来说，“内圣”和“外王”可解释为坚定提升自我修养水平的信念和坚持为社会和谐发展尽力而为。在新时代，“内圣”与“外王”为个体的成长提供了人生导向，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其一是教会现代个体如何“做事”，其二是告诫现代个体如何“看待”他人。

新时代的自我修养内涵是广泛而丰富的，且无关高低。在现代社会中，传统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高尚人格仍被视为成人之根本，除此之外，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如在医学、数学、物理学等知识领域，工程师、教师等技术领域，其全方位覆盖了当代社会的不同行业及领域。“内圣”教会现代个体在坚守传统八德的基础上，不论选择哪个行业，都要保持一颗为之奋斗的初心。坚定提升修养的信念，即个体在当前岗位上，要做到兢兢业业，不畏艰辛，积极进取，弘扬中国工作者伟大的“工匠精神”。“内圣”的“工匠精神”，不仅指身体劳动，还指一个人积极做事的精神品格。同时，坚持为社会和谐发展尽力而为，是不关事功大小的。钱学森研制两弹一星，袁隆平研发杂交水稻，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等，是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外王”；不顾个人安危，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医学工作者，放弃富裕生活投身山区教育的人民教师，甚至勇救溺水儿童的无名路人，都是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外王”。因此，新时代的“外王”在于能否为中国社会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对个体来讲，坚守“八德”，坚定不移地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付出努力，同时不忘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使命担当，即“内圣”。反过来讲，“内圣外王”也告诫现代个体如何以“圣王”标准去“看待”他人，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新时代，在“内圣”的大领域下，在“外王”的不同社会贡献中，每个人对“圣王”的追求不同。这也告诫个体，不能仅靠一面“非圣”而定义全面的“非圣”，应尊重个体的“内圣”追求，如不能因为一人过往的不出众，而定义其在新领域必不出众。同样的，不能仅靠一面“非王”而定义全面的“非王”，如不能因一人在某些时候无法奉献社会，而定义其在任何时候均不能奉献社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任何事物或者现象，唯有满足人的需求，才具备价值和意义。但是，任何“物”都无法自动满足人的需求，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借助人的活动(生产或生活)，其才能显现出价值。由此可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取决于个体对“圣”的选择，当“选择”与“物”匹配，才能成功“借助”。新时代的二分“圣王”在教会现代个体如何“做事”和告诫现代个体如何“看待”他人两个维度均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展现出了时代价值。在未来，中国人更需要坚守“内圣”“外王”的追求，不断发展自我，奉献社会。

“本心与胸怀”：新时代政府的外在实践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内圣”和“外王”可解释为做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和以“天下主义”立足于世界。在新时代，“内圣”与“外王”即政府的职能体现。中国政府面对国内的建设，始终围绕“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即新时代中国政府的“内圣”。

一方面，新时代政府坚持践行“一心为民”的外在实践。“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的集中表现。从现实来看，社会整体形式完全与人民意愿紧密相连。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中国社会不论是何种现实举措，都是围绕“为人民服务”而开展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等。中国在时代发展潮流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受人民监督、一切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面对国际环境始终坚持以“天下主义”立足于世界，可谓是新时代中国政府的“外王”。“天下主义”，是指胸怀天下，海纳百川，即使是非本国的人民，也心系之。与之相反的是“国家主义”，指只考虑本国利益，是一种未认清“唇亡齿寒”的片面行为。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国际交流方面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心系天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政府积极联合世界各国共同解决人类问题，致力于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新时代二分“圣王”的价值在中国政府的实践中得到展现，主要表现为“我中无我，不负人民”和以“天下主义”立足于世界。

总之，因传统“内圣外王”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的问题，“圣王分流说”成为理论界合理解决传统问题的最佳方案，虽在理论层面还存在“强行割裂”“圣王”联系的隐患，但在社会实践层面，其可被现代社会的优秀风气所规制。同时，“分流”的“圣王”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展现也与现代社会中个体和国家的价值观相契合。